德国总理是女性时,“50%女性比例”还需引入政坛吗?
经过大约十一个小时的讨论,默克尔所属政党基民盟(CDU)最终达成一致目标:截止2025年,该党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应达50%。这个似乎一刀切的比例立刻引发了许多关于“公平性”的讨论与质疑。譬如不乏有人认为,当德国总理已由女性担任时,德国并没有太大的男女不平等问题,这样的平均主义,在突出性别因素的同时,却漠视了能力者至上的要求。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争议性极强的“女性比例”?
首先,这一“女性比例”将通过三个阶段逐步实现: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县级的党主席团选举中,女性占比应不低于30%;自2023年1月1日,比例应提高至40%;直至2025年初,女性应占比50%。需注意的是,这个“女性比例”只适用于选举如副主席等的团体选举,并不适用于如党主席,成员代表或联邦一级的财务主任等的单人选举。并且,当参与竞选女性的人数不足时,第一轮选举将得以作废。在经过三轮选举女性竞选人仍缺少时,剩余位置可由男性补充。这份协商结果将在基民盟12月的党代会中被提出,只有当它被最终投票决议通过后,方将正式实施。
“女性比例”的设想其实早在去年便被基民盟现任主席AKK(卡伦鲍尔)提出,却因遭到巨大争议而暂时按下不表。此次AKK全心全意的推进举动,也许亦是她作为基民盟主席最后时刻里,为数不多的浓墨重彩——早在今年2月,AKK就已宣布将辞去基民盟主席一职,并不会作为候选人参加2021年的联邦大选。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将原本在4月召开选取新主席的党代会延迟到了12月底。
虽然“女性比例”提案以34票赞同,7票反对,5票弃权的相对高票结果在委员会中通过,但仍遭受了可预见的强烈质疑。除女性成员比例最低的选择党(AfD)意料之内的对此结果表示不认同外,更不留情的批评来自基民盟的内部成员。基民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Astrid Hamker的质疑角度或许代表了许多反对者的声音 “在基民盟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一位女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一位女党主席(AKK),还有担任联邦部长的五位基民盟党员中有三位女联邦部长(国防部部长AKK,农业部部长Klöckner ,教育部部长,Karliczek),这场关于女性的争议还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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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质疑角度则认为追求平等本应对标竞选者能力,而非性别,否则便与追求平等本身的愿望背道而驰。如基民盟议员Andreas Steier便几乎怒斥道 “难道不是应该追求质量而非比例吗?那我是不是也可提议为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不同经济领域的人,或者不同入职年份的人追求一个比例?”基民盟汉堡议员Christoph Ploß也发表相似观点“女性比例的引入会使得真正有能力的人无法成为候选人,这个做法是很有疑问的。基民盟应该一直为平权做努力,而非平均主义。”
网友在这件事上,也表达了较为一边倒的意见。《明镜》发起的投票中,约64%的网友投下了反对意见,而这一比例在《法兰克福汇报》的投票中,更是高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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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反对观点的理由与立场十分鲜明,那么支持者的理由又是什么?
首先是这项政策本身作为妥协下的产物,已经隐含了许多自我限制。虽然在县级的选举中规定了明确的增长比例,但是在各州及联邦层面上的选举中,女性比例的规定将更加灵活。起始比例为30%,但只有当女性成员在各个联盟中的占比真正超过30%时,规定的比例才会上调至40%。当真正占比超过40%时,规定比例则上调至50%。这一较为灵活的措施保证了在女性候选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并不刻板要求女性和男性立刻占比相同。
此外,当德国总理已由女性担任时,是否已是德国政坛上男女平等的最好彰显?德国还需要倡导政治平权吗?其实回看默克尔的执政生涯,她并非是一个强调自身性别的政客,虽然在和各国几乎清一色男性领导人合影时,偶尔穿一身红装成为万黑丛中一点红,但其对性别政治的关注度远没有外界期待得那么高——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这份期待值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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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几乎可算是为她创造使用的德语单词“Kanzlerin“(女总理)在用了十五年后,已在潜移默化间带来了深远的平权象征意义——在德国,女性可走到权力的最高点,并在那里成功地呆很久。与此同时,尽管默克尔打破了基民盟甚至德国政坛清一色男性政客主导的局面,又或者如今党内已有几名女性获得较高职位,作为传统保守派大党及天主教背景的基民盟内部,男女议员人数仍十分失衡,女性议员在联邦层面上的占比只有26.5%,政党仍由男性主导,且此次竞选基民盟主席的候选人为清一色的男性。
其实早在1996年,基民盟便开始实施一个相较于“女性比例”而言更为温和也更易让人认可的措施——女性法定人数(Frauenquorum)。这项措施致力于提高女性在党派中的地位,但并不强制规定必须达到三分之一的比例,从而在一方面,帮助有能力的女候选人不因“女性身份”而受到歧视落选,另一方面也规避在女性候选人人数不足时,却要强行“比例达标”的僵化。自基民盟实施此项措施以来,高位领导层面的女性比例明显提高,但较为底层的效果却几乎毫不明显。正因如此,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项温和的措施在一些党员看来远未达到期待的效果, “女性比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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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这正是性别政治中左右互搏式的矛盾:一方面在竞争中秉持着看重能力无视男女标签的原则,才是许多支持者认为的“男女平等”;但另一方面,这份结果导向的平等,是否正忽视其他阶段上的不平等问题:譬如男性女性进入职场(政坛)的机会是否平等,在职场(政坛)竞争的过程是否平等,女性积极参政是否如男性积极参政那么“正常”那么被接受。毕竟现实中,女性仍是性别歧视的突出受害者(这里并未否认,男性在很多时候也有受到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
Christoph Ploß在发表反对意见时曾表示“基民盟应该支持竞争机会平等”,那么究竟应该秉持“自上而下”结果导向型性别平等,还是“自下而上”机会导向型平等?作为其实无需非黑即白,且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自然会引起诸多争辩,各方亦有自己的理由,或者更重要的,有自己的立场。那么如果我们以更为局外人的角度,将目光移回基民盟,从党派发展的目光看待这次高票数暂时通过的“女性比例”时,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赞同此次政策,同时亦是基民盟党首候选人之一的Norbert Röttgen认为,“仅仅是‘女性比例’的出台并不能保证为基民盟赢得更多的女性。基民盟必须长期对女性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从Röttgen口中所说的“赢得更多的女性”,其实已可窥见“女性比例”措施亦是部分基民盟成员用来吸引选民的新手段。作为一个原则上致力于代表各种价值观、阶层 、年龄选民的人民党(Volkspartei),其四分之一的女性党员低比例已被许多人抨击,基民盟成员马格瓦斯便曾表示“作为人民党,我们必须代表社会,一个女性民众占比一半的社会。”
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男性大党,并不是一个在“女性”话题上有优异表现的政党。然而女选民对其重要性日渐上涨,尤其在对抗选择党的过程中。据去年萨克森州选的数据显示,如果只计算男性选民,选择党的支持率已超过基民盟,正是得益于女性选票,基民盟才较为惊险地最终超过了选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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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在默克尔的带领下,基民盟不断从中间偏右的身份向左倾斜,间接侵吞了一部分中间偏左的社民党(SPD)的政治立场。与“女性比例”同时提出的,还有关于“男女同性恋在联盟中地位”的议题,简称LSU(Lesben und Schwulen in der Union)。根据秘书长Paul Ziemiak的提议,为维护“LGBTQ的权利,基民盟将为此设立一个‘特别机构’,使得其成员有权共同参与基民盟的政治决策”。迄今为止基民盟只有一个这样的“特别机构”——基督教民主学生协会,包含100多个大学团体和8000名成员。这一提议不禁让人恍然想起2015年,基民盟中的大多数成员仍对“同性婚姻”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这较为扭腰的转变,或许已可用基民盟相关草案中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们希望LSU成为我党坚实的一部分,共同参与基民盟的政治决策。我们坚信,这是基民盟成为更有生命力的人民党的重要一步”。LSU倡导者,柏林基民盟主席魏格纳在接受明镜采访时便表示“LSU是基民盟的一部分,当我观察大城市的生活现实时,我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相应的信号。基民盟必须为21世纪做好准备,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人民党。”
对“女性比例”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持更为中立平衡的态度,其本身引发的争议,已在促使着人们正视,甚至思考基民盟及政坛上性别失衡这一问题。乐观者或许可以想,至少人们在这件事上有着争辩妥协的空间。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女性比例”,还是“LSU”,基民盟迫切想要通过革新面貌来吸引更多年轻选民的目的,其实已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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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也会因基民盟越来越模糊的政治立场而感到疑惑,或许可以回溯默克尔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曾表达的她个人对“保守”的定义:
“亲爱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在过去的几周许多人在讨论,究竟什么是保守。有一位参与者下的定义我十分赞同:‘保守与守旧并不相同。未来的保守是指人们有勇气去改变。’愿意直视现实,有能力革新,同时又守护着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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