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女性，也終於女性」｜ 丹麥信義會在滿洲

由於曾使用瑞典行道會的歷史材料，雖兩者並不直接相關，仍受一位熟識的長輩所託，彙整了同屬信義宗（路德宗）的丹麥信義會於滿洲地區的宣教工作，完成本篇簡記。本文性質僅屬爬梳與編譯，並不具原創性的觀點。

作為基督新教信義宗的獨立組織（非隸屬於國家色彩濃重的丹麥國家教會），丹麥信義會差會 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 DMS；或稱丹麥路德宗差會）成立於 1821 年，1864 年於在斯里蘭卡開啟海外工作，後陸續在印度南部、東部，以及中國東北等地進行長期宣教工作，其組織信條為「不要怕！只要信！」（”Frygt ikke! Tro ikkun! ”，路 8: 50、可 5: 36）。時至近代，2000 年起 DMS 與 Dansk Santalmission（Danish Santal Mission，專注服事印度東北、孟加拉、尼泊爾桑塔人的宣教團體）合併為具基督教背景之援助發展組織 Danmission。

1892 年，DMS 派出第一批、共三位宣教士至中國（有趣的是，同屬信義宗的瑞典行道會，也在同一年正式進入南疆喀什設置據點），初期駐在地為杭州，他們分別是 Johannes and Marie Nyholm 以及 Caroline Johansen，然而 Nyholm 夫婦很快便因水土不服而返國；第二批宣教士 Conrad Bolwig （1893 至 1946 年在華工作）及其妻子 Minna 於隔年抵達。

最初兩年，丹麥宣教士的主要事務愛自於學習中文，與較早抵達、同屬信義宗的挪威籍宣教士商議彼此的工作協定。1894 年甲午戰事爆發，具醫護專業的 Caroline Johansen 透過引介轉往滿洲（丹麥文、英語文獻依照西方慣例，稱之為滿洲），於旅順建立據點、醫治戰爭傷亡的中國士兵。儘管日後因種種原因， DMS 將「第一位派駐滿洲的丹麥宣教士」的名銜給了 1895 年進入旅順的 Bolwig，但事實上 Johansen 才是進駐東北的第一人。這部分也呼應著 DMS 內部的決策張力，並女性作為少數所嘗試做出的抵抗協商。鑑於當時普遍的保守氛圍，丹麥宣教士之間對於是否要向中國婦女開展事工一事，有所意見分歧。

佔會議多數的男性宣教士皆表示反對，認為不應直接為中國婦女推展宣教與辦學工作等，力主此事不符風俗，易生事端而不盡負責。Caroline Johansen 則為此力爭，主張：「諸位怎麼指控我不負責？當只有男性宣教士向男性慕道者傳道、講學，我們的職責又在哪裡？難道救恩的道路是只為男性而預備，反倒任憑女性滅亡嗎？」儘管她的意見最終並未被佔會議多數的男性宣教士所採納，但這類注重中國婦女聽道機會、受教權益的取向，強烈影響了 DMS 日後在滿洲數十年的事工。

DMS 最早在旅順、大連等地工作，1911 年起向北滿洲擴展，最遠極至哈爾濱，後工作重心更延伸至丹東（時稱安東），此外，也在鳳城建立了女子聖經學校，由宣教士 Nanny Brostrøm 主理（1906—1950 在華工作），包括原有的南部據點，DMS 在滿洲一共建立了 12 至 14 個工作站。儘管並沒有其他的信義宗教會在此運作，DMS 仍與其他宗派——如長老會（蘇格蘭及愛爾蘭）——合作進行慈善事工，例如瀋陽的 YMCA 及盲人院，由宣教士夫婦 Johannes Rasmussen（1911–1949 年在華工作）及 Ellen Plum Rasmussen（1921–1938 年在華工作）負責。

每一位 DMS 宣教士均須接受宣教學校的正規課程與基礎醫學訓練，且在北京的語言學校學習中文數年，此外，他們也需學習中國日常生活用得上的多種技能，包括建造房舍、購買建材、基本的工匠技術。儘管絕大多數 DMS 派出的宣教士——無論男女——都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但對他們而言，最困難的部分始終是學習語言。

他們把握各種的聊天機會：日常閒聊、參與地方廟會、新年廣邀鄰里來教會坐坐，以傳遞耶穌基督的福音。此外，絕大多數開拓教會的宣教士，具備了基本的醫學知識與技術，儘管他們不是專業的醫師，但在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當時，簡單基礎的醫療處置對貧苦之人而言，可說是雪中送炭，更是傳遞福音的契機。依如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許多 DMS 在鄉村的聚會點，會眾的網絡關係，皆可追溯至醫院。

DMS 在滿洲前後起建了三間醫療院所，安樂克（Dr. Søren Anton Ellerbek）於1906 年在安東（丹東）建起第一座醫院，接著 1909 年於岫岩、1923 於綏化建院，且於 1912 年在奉天（Mukden，今瀋陽）建立了醫校，由安樂克主管醫校事務（1922—1940）。安東的醫院則是由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1960）主理，並兼理周圍區域的教會事務。值得一提的是，因著持續的戰亂，當地人開始將無法撫養的嬰孩，棄置在她的家門口，漸漸地，郭慕深自醫院向外延伸，做起了育幼院的事工。

在大孤山（今鞍山市千山區），宣教士聶樂信（Ellen Nielsen, 1871—1960）於 1903 年建立了一座女性住宿學校（崇正女子小學），緊接著建立了中學與高中，接著在 1915 年，建立了滿洲歷史上第一座幼兒園。此外她也購買土地，建立庇護所（崇正貧民救濟所），讓婦女學習紡織技術，讓失業男性耕作田地，並給付薪金。1931 年聶樂信入籍中國，新中國建立後，聶樂信是全中國僅剩的一位丹麥裔宣教士。

1912 年，宣教士于承恩（Johannes Vyff, 1870—1932，1896 至 1932 年在華工作）在安東縣劈柴溝建立供男孩入學的中學（三育中學）；宣教士 Christian Waidtløw （1895 至 1936 年在華工作）則是看見本地神學教育的需要，接連在旅順、大連培育中國神學生，1922 年起在劈柴溝經營神學院，往後 Anders Aagaard Poulsen（1912 至 1946 年在華工作）也加入神學院的工作。

於此同時，丹麥宣教士家庭格外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特別是中文的學習，一些宣教士甚至刻意讓孩子學習中文作為第一語言，而後才學習先於丹麥語，以促使他們很自然地與中國孩子成為玩伴，學習愛這個他們從小生長的國家與人民（”They learned to love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mong whom they lived”）。

而本地信徒也逐步成為了教會的支柱。1913 年，第一位信義宗神學院培育出來的信徒 Yen Hsing-chi （未查獲中文名）獲任命為牧者，1927 年起，其成為 DMS 在中國東北教會會議的主席。據宣教士口述，1929 年起，東北教會興起一陣奮興運動，並持續多年，一方面是由於信徒聽道後的覺醒，另方面也導因於日佔時期社會長期動盪所致，1931 年全教會成員約 5000 餘人，至 1940 年，已成長至 11000 餘人。這段期間，DMS 屢屢遭受日方的刁難。

由於二戰期間丹麥為納粹德國所佔領，DMS 本部僅能寄送微薄的經費，支援宣教士的個人生活所需，除外，教會、醫院、學校等均須自給自足，中國的信徒群體也確實就此承擔起了責任。經歷二戰艱苦的歲月，除了醫院外，絕大多數的學校、教會活動被迫暫止，至中國內戰期間，教會活動才得以復甦。

然而，1950 年，新中國成立，受《三自宣言》引起的排外浪潮波及，除了已入籍的聶樂信之外，丹麥籍宣教士遭全數驅逐，被迫離開深耕數十年的中國東北。

安東育幼院被迫關閉，當時院裡一共庇護了 240 名 16 歲以下的孩童、青少年，被驅離的宣教士包括時年 70 歲，已在滿洲深耕 44 年的郭慕深。她為著再也見不到「中國孩子們」而傷痛欲絕（”very sad and ‘sick at heart’ for her children”），後留有口述史《我在中國的孩子們》一書（1961，尚無英譯本）。據 2008 年的紀錄，郭慕深的居所建物仍在，鄰近於丹東的元寶山教堂，部分教會醫院建築也仍存在，目前為丹東市立醫院西側三號樓的一部份。

位於大孤山的女子學校與救濟所也遭遇相同的命運，教會經營的所有土地、建築均被沒收，時年 79 歲的聶樂信被趕入一間地下室居住，僅能仰賴她忠心的助手王生仁協助販賣牛奶，以達成集體分配的生產額度。1959 年，王生仁因協助聶樂信而被逮捕、判刑；1960 年初，晚年失明的聶樂信因失足而跌斷雙臂，同年七月，以 89 歲高齡逝世，葬於孤山山腳。

自 Caroline Johansen 於 1894 年抵達旅順，至 1960 年聶樂信病歿，DMS 在中國東北的宣教工作，始於女性，也終於女性（"Dansk Kinamission begyndte således med en kvinde, Caroline Johansen, og sluttede med en kvinde, Ellen Nielsen”），前後 60 餘年，共有 140 位丹麥籍宣教士參與在中國的工作。

編譯註記

本文主要依據 Danmission 的歷史專題訪談〈丹麥宣教會在滿洲：1895–1950〉（DMS in Manchuria 1895–1950）一文，以及丹麥教會組織 KinaFokus 的〈丹麥宣教團在中國〉（Dansk mission i Kina）一文，並佐以部分研究機構資料，綜合編譯而成。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丹麥網路資訊對這段歷史的解讀，除了 DMS 的口述史紀錄之外，往往會強調 DMS 團隊中的女性在中國東北事工中的特殊地位與貢獻，例如關於幾位宣教士的生平記敘，最為詳盡資料來自 KVINFO——丹麥性別、平等與多樣性中心（Danish cent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他們對聶樂信、郭慕深、Caroline Johansen 等人的生平做了極為細緻的考證與公開推廣。

關於聶樂信與 DMS 的歷史研究，丹麥學者吳坤美（Estrid Nielsen）曾在 1980 年代，做過一系列的歷史研究與紀錄，可惜她的數本著作皆為丹麥語且在丹麥的圖書館才借得到。華裔作者鴻路曾以中文發表過〈八千人的最后一个〉、〈闯关东的北欧先驱〉等兩篇相關散文。

影像方面，DMS 於世界各地工作的歷史紀錄照片，已交由南加州大學進行數位典藏，並全數上網公開供公眾閱覽。

另關於丹麥宣教團與政權之間不對稱的政教關係，請參閱徐炳三博士的研究，特別是其於 2008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以政教关系为研究视角（1867—1945）》。

最後分享在查閱公開影像時，最不正式卻也是最有趣味的一張。攝於 1935 年郭慕深返回丹麥述職以先，看畫面，眾人應是要來張離別的合照，但不知為何被迫中斷了，而快門也未加等待，於是孩子們或四處張望，或吃手手，或前倚後仰，吱吱喳喳，宣教士回首一望，已然埋身於院童之間，流光閃動，即是數十載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