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女性,也終於女性」| 丹麥信義會在滿洲
由於曾使用瑞典行道會的歷史材料,雖兩者並不直接相關,仍受一位熟識的長輩所託,彙整了同屬信義宗(路德宗)的丹麥信義會於滿洲地區的宣教工作,完成本篇簡記。本文性質僅屬爬梳與編譯,並不具原創性的觀點。
作為基督新教信義宗的獨立組織(非隸屬於國家色彩濃重的丹麥國家教會),丹麥信義會差會 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 DMS;或稱丹麥路德宗差會)成立於 1821 年,1864 年於在斯里蘭卡開啟海外工作,後陸續在印度南部、東部,以及中國東北等地進行長期宣教工作,其組織信條為「不要怕!只要信!」(”Frygt ikke! Tro ikkun! ”,路 8: 50、可 5: 36)。時至近代,2000 年起 DMS 與 Dansk Santalmission(Danish Santal Mission,專注服事印度東北、孟加拉、尼泊爾桑塔人的宣教團體)合併為具基督教背景之援助發展組織 Danmission。
1892 年,DMS 派出第一批、共三位宣教士至中國(有趣的是,同屬信義宗的瑞典行道會,也在同一年正式進入南疆喀什設置據點),初期駐在地為杭州,他們分別是 Johannes and Marie Nyholm 以及 Caroline Johansen,然而 Nyholm 夫婦很快便因水土不服而返國;第二批宣教士 Conrad Bolwig (1893 至 1946 年在華工作)及其妻子 Minna 於隔年抵達。
最初兩年,丹麥宣教士的主要事務愛自於學習中文,與較早抵達、同屬信義宗的挪威籍宣教士商議彼此的工作協定。1894 年甲午戰事爆發,具醫護專業的 Caroline Johansen 透過引介轉往滿洲(丹麥文、英語文獻依照西方慣例,稱之為滿洲),於旅順建立據點、醫治戰爭傷亡的中國士兵。儘管日後因種種原因, DMS 將「第一位派駐滿洲的丹麥宣教士」的名銜給了 1895 年進入旅順的 Bolwig,但事實上 Johansen 才是進駐東北的第一人。這部分也呼應著 DMS 內部的決策張力,並女性作為少數所嘗試做出的抵抗協商。鑑於當時普遍的保守氛圍,丹麥宣教士之間對於是否要向中國婦女開展事工一事,有所意見分歧。
佔會議多數的男性宣教士皆表示反對,認為不應直接為中國婦女推展宣教與辦學工作等,力主此事不符風俗,易生事端而不盡負責。Caroline Johansen 則為此力爭,主張:「諸位怎麼指控我不負責?當只有男性宣教士向男性慕道者傳道、講學,我們的職責又在哪裡?難道救恩的道路是只為男性而預備,反倒任憑女性滅亡嗎?」儘管她的意見最終並未被佔會議多數的男性宣教士所採納,但這類注重中國婦女聽道機會、受教權益的取向,強烈影響了 DMS 日後在滿洲數十年的事工。
DMS 最早在旅順、大連等地工作,1911 年起向北滿洲擴展,最遠極至哈爾濱,後工作重心更延伸至丹東(時稱安東),此外,也在鳳城建立了女子聖經學校,由宣教士 Nanny Brostrøm 主理(1906—1950 在華工作),包括原有的南部據點,DMS 在滿洲一共建立了 12 至 14 個工作站。儘管並沒有其他的信義宗教會在此運作,DMS 仍與其他宗派——如長老會(蘇格蘭及愛爾蘭)——合作進行慈善事工,例如瀋陽的 YMCA 及盲人院,由宣教士夫婦 Johannes Rasmussen(1911–1949 年在華工作)及 Ellen Plum Rasmussen(1921–1938 年在華工作)負責。
每一位 DMS 宣教士均須接受宣教學校的正規課程與基礎醫學訓練,且在北京的語言學校學習中文數年,此外,他們也需學習中國日常生活用得上的多種技能,包括建造房舍、購買建材、基本的工匠技術。儘管絕大多數 DMS 派出的宣教士——無論男女——都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但對他們而言,最困難的部分始終是學習語言。
他們把握各種的聊天機會:日常閒聊、參與地方廟會、新年廣邀鄰里來教會坐坐,以傳遞耶穌基督的福音。此外,絕大多數開拓教會的宣教士,具備了基本的醫學知識與技術,儘管他們不是專業的醫師,但在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當時,簡單基礎的醫療處置對貧苦之人而言,可說是雪中送炭,更是傳遞福音的契機。依如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許多 DMS 在鄉村的聚會點,會眾的網絡關係,皆可追溯至醫院。
DMS 在滿洲前後起建了三間醫療院所,安樂克(Dr. Søren Anton Ellerbek)於1906 年在安東(丹東)建起第一座醫院,接著 1909 年於岫岩、1923 於綏化建院,且於 1912 年在奉天(Mukden,今瀋陽)建立了醫校,由安樂克主管醫校事務(1922—1940)。安東的醫院則是由郭慕深(Karen Gormsen, 1880—1960)主理,並兼理周圍區域的教會事務。值得一提的是,因著持續的戰亂,當地人開始將無法撫養的嬰孩,棄置在她的家門口,漸漸地,郭慕深自醫院向外延伸,做起了育幼院的事工。
在大孤山(今鞍山市千山區),宣教士聶樂信(Ellen Nielsen, 1871—1960)於 1903 年建立了一座女性住宿學校(崇正女子小學),緊接著建立了中學與高中,接著在 1915 年,建立了滿洲歷史上第一座幼兒園。此外她也購買土地,建立庇護所(崇正貧民救濟所),讓婦女學習紡織技術,讓失業男性耕作田地,並給付薪金。1931 年聶樂信入籍中國,新中國建立後,聶樂信是全中國僅剩的一位丹麥裔宣教士。
1912 年,宣教士于承恩(Johannes Vyff, 1870—1932,1896 至 1932 年在華工作)在安東縣劈柴溝建立供男孩入學的中學(三育中學);宣教士 Christian Waidtløw (1895 至 1936 年在華工作)則是看見本地神學教育的需要,接連在旅順、大連培育中國神學生,1922 年起在劈柴溝經營神學院,往後 Anders Aagaard Poulsen(1912 至 1946 年在華工作)也加入神學院的工作。
於此同時,丹麥宣教士家庭格外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特別是中文的學習,一些宣教士甚至刻意讓孩子學習中文作為第一語言,而後才學習先於丹麥語,以促使他們很自然地與中國孩子成為玩伴,學習愛這個他們從小生長的國家與人民(”They learned to love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mong whom they lived”)。
而本地信徒也逐步成為了教會的支柱。1913 年,第一位信義宗神學院培育出來的信徒 Yen Hsing-chi (未查獲中文名)獲任命為牧者,1927 年起,其成為 DMS 在中國東北教會會議的主席。據宣教士口述,1929 年起,東北教會興起一陣奮興運動,並持續多年,一方面是由於信徒聽道後的覺醒,另方面也導因於日佔時期社會長期動盪所致,1931 年全教會成員約 5000 餘人,至 1940 年,已成長至 11000 餘人。這段期間,DMS 屢屢遭受日方的刁難。
由於二戰期間丹麥為納粹德國所佔領,DMS 本部僅能寄送微薄的經費,支援宣教士的個人生活所需,除外,教會、醫院、學校等均須自給自足,中國的信徒群體也確實就此承擔起了責任。經歷二戰艱苦的歲月,除了醫院外,絕大多數的學校、教會活動被迫暫止,至中國內戰期間,教會活動才得以復甦。
然而,1950 年,新中國成立,受《三自宣言》引起的排外浪潮波及,除了已入籍的聶樂信之外,丹麥籍宣教士遭全數驅逐,被迫離開深耕數十年的中國東北。
安東育幼院被迫關閉,當時院裡一共庇護了 240 名 16 歲以下的孩童、青少年,被驅離的宣教士包括時年 70 歲,已在滿洲深耕 44 年的郭慕深。她為著再也見不到「中國孩子們」而傷痛欲絕(”very sad and ‘sick at heart’ for her children”),後留有口述史《我在中國的孩子們》一書(1961,尚無英譯本)。據 2008 年的紀錄,郭慕深的居所建物仍在,鄰近於丹東的元寶山教堂,部分教會醫院建築也仍存在,目前為丹東市立醫院西側三號樓的一部份。
位於大孤山的女子學校與救濟所也遭遇相同的命運,教會經營的所有土地、建築均被沒收,時年 79 歲的聶樂信被趕入一間地下室居住,僅能仰賴她忠心的助手王生仁協助販賣牛奶,以達成集體分配的生產額度。1959 年,王生仁因協助聶樂信而被逮捕、判刑;1960 年初,晚年失明的聶樂信因失足而跌斷雙臂,同年七月,以 89 歲高齡逝世,葬於孤山山腳。
自 Caroline Johansen 於 1894 年抵達旅順,至 1960 年聶樂信病歿,DMS 在中國東北的宣教工作,始於女性,也終於女性("Dansk Kinamission begyndte således med en kvinde, Caroline Johansen, og sluttede med en kvinde, Ellen Nielsen”),前後 60 餘年,共有 140 位丹麥籍宣教士參與在中國的工作。
編譯註記
本文主要依據 Danmission 的歷史專題訪談〈丹麥宣教會在滿洲:1895–1950〉(DMS in Manchuria 1895–1950)一文,以及丹麥教會組織 KinaFokus 的〈丹麥宣教團在中國〉(Dansk mission i Kina)一文,並佐以部分研究機構資料,綜合編譯而成。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丹麥網路資訊對這段歷史的解讀,除了 DMS 的口述史紀錄之外,往往會強調 DMS 團隊中的女性在中國東北事工中的特殊地位與貢獻,例如關於幾位宣教士的生平記敘,最為詳盡資料來自 KVINFO——丹麥性別、平等與多樣性中心(Danish cent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他們對聶樂信、郭慕深、Caroline Johansen 等人的生平做了極為細緻的考證與公開推廣。
關於聶樂信與 DMS 的歷史研究,丹麥學者吳坤美(Estrid Nielsen)曾在 1980 年代,做過一系列的歷史研究與紀錄,可惜她的數本著作皆為丹麥語且在丹麥的圖書館才借得到。華裔作者鴻路曾以中文發表過〈八千人的最后一个〉、〈闯关东的北欧先驱〉等兩篇相關散文。
影像方面,DMS 於世界各地工作的歷史紀錄照片,已交由南加州大學進行數位典藏,並全數上網公開供公眾閱覽。
另關於丹麥宣教團與政權之間不對稱的政教關係,請參閱徐炳三博士的研究,特別是其於 2008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以政教关系为研究视角(1867—1945)》。
最後分享在查閱公開影像時,最不正式卻也是最有趣味的一張。攝於 1935 年郭慕深返回丹麥述職以先,看畫面,眾人應是要來張離別的合照,但不知為何被迫中斷了,而快門也未加等待,於是孩子們或四處張望,或吃手手,或前倚後仰,吱吱喳喳,宣教士回首一望,已然埋身於院童之間,流光閃動,即是數十載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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