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四十五] 威權下的專業

黎恩灝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在《國安法》後的威權管治下，我們應如何理解「恪守專業」的內涵和意義？或者，更好是說，當我們一直崇尚「專業」、提倡緊守「專業倫理」、「專業精神」時，我們其實在說什麼？

「專業」一詞，在過去兩星期，成為了不少政治事件的主題：

有線電視新聞部大裁員，將負責偵查調查報道的《新聞刺針》全組解僱，引起新聞部多位主管、港聞組記者和「中國組」全組請辭以示不滿。之後，其新聞部主管們發聲明表示此後兩年不再「炒人」，希望員工「謹守崗位，發揮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精神」；

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學發通函，要求加入「守法」和「同理心」為對學生首要培育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並會「舉辦專業發展課程」，幫助教師掌握規劃「守法」和「同理心」教育的技巧；

裁判官針對林朗彥、周庭、黃之鋒在去年包圍警總的未經批准集結，判刑7至13.5個月，且不准保釋；壹傳媒集團黎智英因詐騙罪被起訴，裁判官拒絕其保釋申請，要還押至翌年4月開審。這兩宗案件當事人被拒保釋後，引來輿論質疑法官理據和做法是否合理和合乎比例。律政司就頻頻發聲明，指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云云。

專業人士和界別，不止是指涉從事需要某種專門技術或專門知識的行業中人；某行業所以成為一個專業而非一般的職業，是出於某行業得到公權力的支持，設定一系列的規範準則去界定行業的知識、操守，演變成一套認證和發牌制度，「得認證者得專業」。

有公權力認證、授權行業公會發牌和監管操守的好處，是一方面增加行業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保障行業嚴格篩選有志從業者，達到控制配額從而管理質量的壟斷效果。不過，沒有專業資格的，不等於不是專業，可能只是未有公權力以法律認可，例如記者在香港沒有官方發牌制度，但從事新聞工作，亦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專門知識和技能。

專業可以由公會自主規管，也可以由政府直接管理。以教育界為例，儘管要成為香港教育界的一員，有高等教育頒發的教育文憑課程和職工會（例如教協）的認證、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制定教師操守準則把關；但能操控教師專業資格生死的，始終來自控制註冊的政權。《教育條例》第47條賦予政府權力，可以透過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覺得該教員不稱職」、覺得該教員作出的任何行為「足以構成專業上的失當」或「不利於維持該教員任教的學校的良好秩序及紀律」，從而取消任何教員的註冊。這即是說，政權「覺得」你不專業，你就可以失去專業資格。

政權對專業最重要的影響，就和立法會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有關。在民主社會，專業團體的角色是輔助政府制訂政策，但真正有權決策的，是民眾授權的政府。民眾透過選舉，有最終的話事權。民主政制的設計，令民眾的政治權力盡量平等。但在香港，掌有公權認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者，直接享有「超然」的選舉權和否決權。制度邏輯決定制度參與者的行為，專業界別和公會難免有內部的政治競爭，以增加派別在立法會和選委會選舉的籌碼；政權也有更大誘因，以高壓或籠絡的手法直接或間接控制專業界別。

政權籠絡專業的手法，可以是透過協作式政策法律，進一步保障行業壟斷，也可以是開放內地市場，讓不同行家和老闆分一杯羹，從而自我審查——即使要放棄一些本來的操守習慣。這手法對自主規管的專業界別尤其有效，政權毋須積極干預其運作，但由於專業始終是一種職業，最後都要面對「搵食」的議程，故政權的經濟操作往往是間接控制專業的良方。

至於高壓手段，就是直接改造專業論述，以及直接控制專業發牌，例如早前有關由政權發出記者證的爭議，以及教育局常秘直接取消教師註冊的做法，就是沒有專業認證的公權力，操控專業發牌的例子。

最難應付的，是政權直接改造專業論述、重新定義專業。最近有兩位學者在學術期刊《中國季刊》發表論文，探討中國大陸一班與政權為伍的律師（state-adjacent lawyers），如何為政權發揮專業。兩位學者集中研究近年獲得由全國律師協會頒發的「全國優秀律師獎」得主，認為後者正是受政權青睞的一群專業精英，他們獲獎原因包括「政治素質過硬」、「職業操守優異」、「工作業績突出」等等。這群受寵的專業人士之所以是「優秀的律師」，就是因為在政權眼中，他們政治成分夠好。他們負起作為政權與人民橋樑的買辦角色，強調和政權合作或要妥協，卻同時批評維權律師行為「非法」、「過激」、「不理性」、有「破壞性」等等。眾所周知，在內地要從事法律專業，不止如其他國家般要宣誓效忠憲法，更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律師的牌照，也是每年由政權控制的律師協會作覆檢，變相是定期審查，但這就是中國律師要信守的「專業倫理」和得到「專業資格」的基礎。所謂專業倫理，到底應由誰定義，實在值得深思。

專業自主、專業價值過去之所以地位超然，多數是因為它們往往是常人趨之若鶩、爭取向上流動的人生目標。所以，當談及專業利益，自然只聯想到從事專業的經濟利益；行業是否維護公眾利益、能否自主定義公眾利益，往往乏人問津。但上兩周發生有關不同專業界別的事件，正好扣問何謂專業精神。例如有線記者集體辭職一事，有人可以批評辭職者「不恪守崗位」、「不夠專業」；但如果辭職記者們認為其工作空間再難以發揮傳媒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故為了保持新聞工作者獨立自主的身分而不惜離開原有崗位，其做法甚至帶有「齊上齊落」的俠義精神和抗爭意識。那麼，「遠離政治、專注技藝」和出於保護專業身分和價值信念而抗爭，兩者誰更表現到「專業」的價值？

說到底，所謂專業倫理或專業精神，背後需要有一套相應的政治價值支撐。比如信守傳媒是三權以外的「第四權」，即有權監察政府；肯定法治不止是重守法；同理心不等於縱容當權者打壓人權；信守司法制衡行政和立法的權力等等，其信念就是源於堅持自由和民主是根本價值，肯定人非禽獸，是自由平等、各有個性的公民。沒有民主自由，專業倫理的話語權就會被威權壟斷，專業精神也只會停滯在技藝精湛，甚至倒退到政權為先的層次。2014年的白皮書要求法官愛國、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正是威權為控制香港專業而打響的「司法改革第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