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的公民教育——讀《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

書名︰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 (Enough Said: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作者︰Mark Thompson
翻譯︰王審言
出版︰臉譜出版 (Taiwan)
版次︰2018年5月 (原著2016年刊)
ISBN︰9789862356685

以《紐約時報》執行長、前BBC總裁身份寫這本書，即使是經驗之談也甚具份量。作者在任內並非毫無爭議，曾經因為邀請極端右翼政黨專訪而飽受批評，這一段也在書內略為回溯。不因政見或傳媒人的政治判斷而將高懸樑上的原則任意「搬龍門」，未必是拘泥於體制或形式，而是平衡公眾知情權和重視公平原則，公共廣播機構的責任不包括篩選政見，綜觀歷史當權者以高壓手段封殺異見，往往引火自焚黯然收場。

有關當中媒體的決策和取捨，這位資深傳媒人在書中着墨不少。不過既然這本書的主題談及公眾語言，那麼有關傳媒道德等原則考量就省去不談，有興趣還是拾來一讀。

講起公眾語言，我們容易聯想到一眾官僚和政客巧言令色、言辭空洞甚至指鹿為馬的廢話。廢話不是近代發明的新鮮事，亞里士多德曾經嚴詞批評詭辯家，而詭辯家的古希臘文sophist，串法與 sophia（智慧）沒差很多。當你被記者包圍陷入左支右絀的窘況時，用點小聰明隨便講幾句自相矛盾或自圓其說的廢話就以為可以輕易開脫。公眾三番四次看在眼內，漸漸使「政客／官僚不可靠」的想法根深柢固；今日政客以至行政當局屢以受害者身份自居，抱怨公眾不願信任，只是沒看到自己積孽深重自招惡果。

面對廢話稍為動動腦袋都能明辨，唯獨揉合廣告語言的政治宣傳讓人聽來似懂非懂。政治很複雜，不因當中的政策或法案條文是否難明，而是敘述修辭（Narrative rhetoric）選擇性將公共政策的個別部份放大、誇張、簡化甚至扭曲，並巧妙地連繫聽眾（公眾）的情感，使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理性人（Rational man）在公共論述的層面往往消失得無影無蹤。公眾似乎不再在意以理服人、對真理愈辯愈明的堅持，哪個說法更合心意就按讚再轉發。

舉個例，《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先是簡稱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然後再被輿論及各方引伸為「逃犯條例」、「引渡條例」以至「送中條例」等等。條文到底怎樣寫、包括甚麼、與現行機制有何差別，或與其他專業團體的反建議有何異同，這些都無需公眾費神深究。於是政府也依樣畫葫蘆熱衷同樣的敘述修辭，將這個罪案率全亞洲最低的城市描繪為「逃犯天堂」，「鴕鳥咗22年」現在就要「修補漏洞」云云。

如此筋疲力竭在字海中浮沈，確實認真就輸了。基於我們難以在工作以外耗費心神逐一了解公共政策，古希臘雅典的直接民主始終是空中樓閣。通過選票授權民意代表的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容許大眾倚靠主動投身政治的人，但同時容易使公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放棄他們本來擁有的憲政角色，忘了這只是直接民主的折衷方案，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乃自擁有最高主權的人民。政治人物以至行政機構操弄權力的行為，既在愚弄大眾，也削弱公眾介入公共議題的主動性。

作者提倡公眾語言要放進公民教育的核心，讓公眾明白行銷語言如何滲入公共領域的政治宣示，還有廣告與政治宣傳的關係。意見與意見的修辭本來如影隨形，既然沒法避開對方表達或轉述的「噪音」，辨別真知與意見就更為重要。媒體可以做的就是竭力提醒大眾可疑的訊息，透過提供數字和真確的資料，幫助讀者在各領域權衡輕重，建立自己的思考模型，獨立於政客和政權的巧推（Nudge）和政治化妝，而不陷入敘述修辭的泥漿摔角。

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每個人學懂直視公共議題的核心問題，同時注意旁人錯誤的意見加以輔助匡正，這樣介入公共場域的政治討論理應是最理性務實的，同時也對公民素質有極高要求。在太平日子安逸便躲懶的惰性並不容易擺脫，然而政治從來不是請客食飯，搭便車以為一勞永逸，其實免費的東西從來都是最貴的。

生於這個世代，想活得自由，就得肩上滿身枷鎖接受羈絆。恆久的警惕就是自由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