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獨居老兵，一場沒有親人的葬禮
這事說來玄妙。去年8月15日，趁著交稿後的空檔，撥了通電話到榮民之家，問候一位曾經採訪過的獨居榮民張華福。對方告訴我，華福伯伯當天清晨在醫院過世了。
民國38年，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台，一輩子飄盪孤苦，伯伯沒任何親友。院方告訴我，一時之間不知該聯繫誰，後來在伯伯的遺物中找到我老公的名片，通知了我老公。而老公怕我太難過影響工作，沒立刻告訴我，反倒是我莫名興起一股打電話到榮家的念頭，如此湊巧，是冥冥中的安排。
立刻傳訊息給一位記者，告訴她伯伯過世的消息。當初會認識伯伯，是因為這位記者。那時，雜誌社派她來此地做專題採訪，遇見了張華福伯伯。她說，伯伯是這趟採訪最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人。然而，伯伯的故事最終沒有刊出。這位記者很認真的囑咐我，「這個故事你一定要繼續寫。」
原本只是單純的採訪工作，然而，伯伯的故事為我和這位記者的生命感知帶來了某種難以言喻的改變。從此以後，那位記者無論多忙，每逢農曆年都會抽空來探視伯伯、向伯伯拜年。連伯伯住進榮民之家後，也不例外。
這幾年來，我和這位記者一起見證了一位老兵的逐漸殞落。每次離別，伯伯總是親自送我們到門口，不斷道謝、揮手道別，目送著我們離去。之後，伯伯已經無法像往年那樣行動自如，一手拄著拐杖，忍著腳痛，也非得親自送行。到更後來，坐著輪椅，也非得站起，揮手送我們離去，「謝謝、謝謝、謝謝你們來看我。」
每次都是伯伯慎重的送我們離開，這次輪到我們好好的送他。
喪禮在十天後舉辦。除了榮民之家的員工代表和幾位住民，沒任何親人，到場的友人只有三位。我，我老公，還有那位記者。三個人，分工正好。一個捧遺照、一個持引魂幡、一個撐黑傘，陪著伯伯的靈柩，緩步前往火葬場。
伯伯年輕時隨國民黨軍隊漂流來台灣，一輩子無親無故，生活清苦簡樸，很少與人往來。榮家的人也意外，一個性格內向、不擅與人打交道的獨居老兵，到底是什麼樣的緣由，讓生前唯二採訪過他的人，都特地前來參加他的喪禮。院方主管告訴我，「伯伯生前常常說，『我的故事，都記在那本書裡了。』」
這是我文字生涯中最深刻的片段，從沒想過做這行到後來，會替毫無血緣關係的受訪者捧斗。我的文字因這些小人物而存在，沒有他們，就沒有那些作品。然而，寫小人物的文字工作者難有什麼出息，文字之路漫長，心內時而出現像這樣自我貶抑的雜訊。能遇見像伯伯這樣的人，再次提醒我書寫的深刻意義，心內充滿感恩。
帶著火化後的骨灰罈，跟隨在葬儀社的車子後，前往軍人公墓。望著遠方的雲隙光，一股安詳之感在心中湧現，伯伯已經離苦得樂，到達天鄉。伯伯生前有兩個心願。第一，戰爭難民和基層老兵的故事不能被忘記；第二，安樂死合法化。第一個算是達成了，第二個，尚待努力。
抱著伯伯的骨灰罈，拜了地藏王菩薩，在法師的誦經聲中，將罈放入塔位。瞄見隔壁塔位上的名，竟也曾出現在我的文章內，是另一位同鄉的獨居老兵。隔壁就住著老鄉，歷經共同的時代命運，伯伯不孤單。
入塔後，雙手合十，聽著法師念經。闔上塔位的門之前，最後一次凝望著骨灰罈上的遺照，伯伯好似在微笑。
送完伯伯，回程途經台九線旁那荒廢四年的池上一號農莊，那是伯伯進入榮家前的住處。住在農莊的獨身榮民逐一離開、離世後，最後僅剩伯伯，彷彿是最後一個留下來負責說故事的人。想起最後一次到榮家探視伯伯，是去年四月，幸好疫情尚未爆發，尚未禁止探視。伯伯說：「住在池上的時候，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年代。」
還記得那次道別，在電梯口回頭望著伯伯，扶著牆的身軀微微顫抖，面容帶點不捨。是如往常般的道再見，也是最後的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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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這篇文章發布於2020 年 1 月 16 日，後來設了隱藏。華福伯伯過世後，決定修改重貼。不管多少人看，讓故事持續存在，讓戰爭經歷、和像伯伯這樣的老兵被記得。我陸續寫了關於伯伯的幾篇文章，請見文末連結或關聯文章。
石牆之內，歷史之外—農莊的最後一位老兵 (1)
前言：
池上近郊如今還可見到一種以廣場為中心的集合式矮房，有些屋舍已傾倒、消失，但當年的集體住宅格局仍依稀可辨。民國四○年代至六○年代，池上曾有三十六個農莊，是當年單身退除役官兵的集體居所。池上農莊源於民國四○年代的東部土地開墾計畫，許多榮民在退役後來到池上墾地屯田。
榮民曾經占了池上人口的四分之一，如今剩沒幾位，農莊大多被拆除，有的殘留著矮石牆，有的房舍頹圮、雜草叢生，或者只剩下沒有故事的門碑，過路人視而不見。目前殘存幾個結構完好的農莊，晚間只見幾盞微弱的燈火。
二○一六年春天，第一次走入當年的一號農莊，拜訪九十二歲的張華福伯伯。這個農莊，因為花東公路開拓，被去掉三分之一，裡頭的老兵，剩最後一位。
伯伯正好在門前掃落葉，旁邊有隻狗對著我地猛吠。伯伯說狗不知哪來的，正好一起作伴。客廳牆上掛著一九八四年的月曆，兩側寢間屋頂已塌陷，逢雨就漏水，用一根根竹竿撐著。這裡曾住了二十幾人，最後幾位，陸續進了榮家。旁邊的花東公路上，遊覽車、小巴士載著一車車觀光客進入池上，來此品嘗美食、享受美景。聽著未曾間斷的呼嘯聲，我感受到時代被遺忘在一旁。
華福伯伯在抗戰中失去父母與兩個弟弟，進入部隊後，和唯一的哥哥從此分離。退役後來到池上，成了以場為家的農莊勞工，一輩子獨身，一輩子都沒有回家。
時代亂流淹沒這群人們，搗亂他們的青春，就算戰爭結束，他們仍然帶著無法抹滅的生命傷痕繼續活下去。對這群人而言，國與家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社會建立新秩序，臺灣走過經濟起飛與產業轉型，年輕世代對國家與歷史逐漸建構另一種新詮釋，而這一切都和這些在池上荒地拓墾的退役勞工們無關。他們不斷走向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邊緣，不斷地退，先是退了大半個中國，然後退到臺灣社會的一角，最後退到榮家。
至今我訪談過的池上老兵，不管是榮民或是臺籍日軍，都屬於基層士兵，大多是被強迫徵召，就者因走投無路而從軍。老兵們的經歷引導我用不同的視角看待生命，雖然他們的故事通常令人悲傷，但我並不希望大眾只從憐憫的角度來理解這群人，而從一位基層士兵的視角，去窺見戰爭運作的本質，看到戰爭難民、基層士兵、勞工這三個身分是如何在張伯伯的生命軌跡中交疊。少數高層為了爭權奪利掀起了戰爭，無辜的百姓被送上戰場。那些當權者建構出來的正義論述過度膨脹，逐漸變成另一種邪惡，群眾之眼被遮蔽，一種看不見的龐大利益靠著殺戮不斷滋長，不斷擴張。戰爭讓人民流離失所，流離之人成為兵力的來源，那些在戰火中被迫離家、失去父母兄弟的孩子們，終究也會拿起武器，變成士兵。
問伯伯為什麼從軍，他說，那也是沒有辦法。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得從出生時已陷入動盪的世間講起。先是日本人進入中國，然後進入伯伯的村莊。我問的是從軍的理由，他回答的是人生，這個問題，要用二十年的青春來回答。
伯伯拿出收藏的三張照片，排成一排。從左至右分別是伯伯二十一歲入伍前、二十六歲在前線駐防時，以及三十六歲退伍後所拍的照片。望著中間這位二十六歲青年哀傷的眼神，想著照片中的他到底經歷了什麼？如果戰爭沒有爆發，如果沒有被迫離開家鄉，二十六歲的年輕人該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我想起某天散步途中遇到了阮阿姨，她說起童年關於池上榮民伯伯的種種回憶，提到了華福伯伯：「我小時候就看過他了，我常注意那位伯伯，因為他長得很帥，溫文儒雅，氣質像以前的老紳士，但看起來好像很壓抑，心內有很多傷痛的感覺。」
訪談一開始，伯伯攤開《榮光報》，那是專給榮民閱讀的報紙，先講起古寧頭戰役。「想看榮光報，可以請隔壁的老兵訂，你家附近有沒有老兵可以訂的？住隔壁的？」我說：「隔壁的，沒了。」 「沒了阿！」伯伯笑了一下。
當年戰場老兵一個一個走，而戰爭在這個世界上仍是現在式。伯伯說，他已經把電器和一些生活用品送人，只留電視和一臺代步的老爺腳踏車。若需要打電話，就騎著腳踏車到街上的公用電話亭。衣服都是在附近水溝手洗，連公部門的各項福利津貼都沒去申請，有時搭乘鼎東客運去台東馬蘭榮家，先看看未來的住處，心理適應一下。伯伯沒有申請政府優惠長者的免費乘車證，他說留給更需要的人，先處理好這一切，放下所有，因為不知哪天會進榮家。看著地上的落葉，伯伯說：「我們阿，就像這堆落葉，風一吹就得散。」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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