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意志和我們所珍重的良知

好多篇章，沒有經歷可能真的看不懂。

就譬如近日重新掀開昆德拉《笑忘書》，第一章就讀到以前讀不透的地方。第一章裡的男主角Mirek因為跟朋友對政權抱持異見，一直被監察，也因而失去了醫生的工作。偏偏他相信，「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他並不認為自己違反憲法，所以堅持保留著日記與討論的會議紀錄。這句話是這樣來的。

在朋友多番勸說下，他終於同意要將這些文件處理掉，畢竟是否危害國家安全，全憑權力機關怎樣說。但就在他做了決定，打算先開車去找個故人的這時，他就在車窗後發覺秘密警察的車 — — 問題不是被跟蹤，他早就被監視著。只是這一日秘密警察明顯跟往日不同，他們亳無隱藏自身的意圖，甚至示威性的靠得很近。Mirek在這刻就知道他們的意圖了。

只是警察還在後面釣著時，在閘前他已經被攔住了。他抗議道：「我仲未被捕！」但看閘的婦人就是不管。她是最喜歡看見昔日精英落難的那種人，見他身後有秘密警察的車，就乾脆不願為他開閘。幸好Mirek的技師朋友為他開了閘。

看閘婦人都看見的人，技師朋友自然不會看不到。只是他仍然在秘密警察的眼前，幫Mirek打開了閘 — — 兩個囂張的秘密警察直接站在他們身旁，甚麼也不做，只是一味盯著。

「我差你幾多？」Mirek問佢。

「忘記佢。」技師答。

許多很平常的行為，落到極端的時代，就會顯得難得而高貴。在極權裡面，即使是跟從真相，跟從個人良知而活，都是無比艱難。因為極權的存在，有賴於她的臣民都在謊言中生存。揭穿國王的新衣，刺穿空洞的假話，都會引來極權敏感的被迫害妄想，引來疾風驟雨般的反擊。

但也是在這種時代，眾人才總算能夠擺脫瑣碎至極的日常生活 — — 因為連堅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可能都在對抗權力。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幸或不幸，每個人都逼著要政治化，不論是打算屈服，還是抵抗。

在黑暗時代裡，是屈膝抑或對抗，都會構成最深刻的社群記憶。尼采在談到記憶時，他認為健忘是種自然的機制。因為如果自身的經驗已經得到消化，就不用勉強記著。積極的記憶，是因為意志的緣故，是因為打算再接再厲，再度做曾經意願過的事。是在望向未來，而非沈湎過去。

有積極的意志去記憶，就能夠去許諾。許諾是高貴的能力，因為每個許諾都是艱難、不惜付上生命代價的。但也只有積極的許諾，才是帶來原初人類認為是最健康的良知。

當技師在秘密警察眼前繼續幫助Mirek，講出「忘記佢」的時候，他其實是在講：「得啦，我會搞掂佢。你放心，我唔會屈服，亦都唔會出賣你。我承諾。」

如果沒有這種意志去許諾與信守承諾，人只有透過另一種被動的方式去記憶：就是苦難和懲罰。只有血的記憶，才能最深刻地印在人的身體上。意志承受不住時，懲罰就可以成功構成「罪惡」的觀念。這就是苟活下去的人，在後世留存的偽善良知。他們在血痕下相信自己所做的是罪惡，對後代苦口婆心地傳誦他們的「生存智慧」。

換句話講，能否積極地去記著，在危局中依然信守承諾，決定了甚麼「良知」會留傳後世。是高貴的，還是屈膝的。堅持與否不再僅僅是個人良知的問題，更加是你希望為社群留下怎麼樣的良知、怎麼樣的道德理想。

人類的特質，鄂蘭說，就是一方面人身為自由的個體，是不全可靠的。而另一方面，世事的發展也無從預知，因為你不知道每個獨特的人會做出甚麼。

即使是面對著不可靠的他人和自身，即使是面對無從預判的世事，如果人類仍然秉持承諾的能力，意味著：即使世界注定朽壞，人類生來都不是為了死亡，面是為了開展新的生命，新的可能，新的世界。

每一個無比平凡的人，都可以在莫測的人世裡，承擔起自己的一份承諾，讓一直都在崩塌的世界，留下高貴的記憶，留下有機會改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