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結語

“我不相信在20世紀還有什麼‘被背叛的人民’。”1922年，高爾基給羅曼·羅蘭寫信道。‘被背叛的人民’的想法不過是一個傳說。即使在非洲，也只有尚未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因而在政治上一盤散沙、碌碌無為。”高爾基對俄國革命的看法否認了人民被革命背叛的事實。他們的革命悲劇源于他們自身文化落後的戕害，而不是布爾什維克這類“外來的”的邪惡。他們不是革命的受害者，而是革命悲劇的主角。這可能是俄羅斯人民在20世紀末要汲取的一個慘痛教訓。七十年共產主義的統治為他們贏得了將自己視為受害者的權利。但是，俄羅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俄羅斯人能否充分正視自己的近代史；這意味著必須認識到，無論人民遭受多大的不幸，蘇維埃制度都是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正是俄羅斯民主文化的弱點讓布爾什維克主義得以生根發芽。這是俄羅斯歷史的流毒，是幾個世紀的農奴制和專制統治的遺產，使老百姓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人民沉默無語”是一句俄羅斯諺語——它道盡了俄羅斯大部分的歷史。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場人民的悲劇，但這是一場由他們幫助製造的悲劇。俄羅斯人民深陷在他們自己暴政的歷史怪圈當中。

“我們是奴隸，因為我們無法解放自己，”赫爾岑曾經寫道。如果說從俄國革命中可以得出一個教訓的話，那就是人民沒能解放自己。他們沒能成為自己政治的主人，沒能掙脫皇帝的桎梏，成為公民。克倫斯基在1917年的演講中聲稱，俄羅斯人民也許不過是“反叛的奴隸”，這一說法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困擾著革命。因為儘管人民可以摧毀舊制度，但他們無法建立自己的新制度。1917年10月之前成立的民主組織，沒有一個能在布爾什維克的統治下存活幾年以上，至少不是以民主形式存在。到1921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革命從終點又回到起點，一個新的專制制度被強加給了俄羅斯，它在很多方面都與舊制度異曲同工。

為了解釋民主為什麼失敗，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俄羅斯的歷史。幾個世紀的農奴制和專制統治使普通民眾無法擁有公民意識。人們可以將這種農奴文化與布爾什維克的專制主義直接聯繫起來。支撐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國家”的抽象概念，即公民權利的憲法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與俄羅斯農民扞格不入，他們被禁錮在與世隔絕的農村公社裡。在俄羅斯，人們對權力的概念還停留在源自農奴制和專制傳統的鐵腕統治和准宗教權威，而不是在公民之間分配權利和義務的現代法治國家。農民所熟悉的日常權力——鄉紳貴族和員警的權力——是專橫的和暴力的。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這種專制的影響，他們不是依靠訴諸法律權利——事實上，他們在殘酷對待妻子和孩子的過程中重複了這種專制暴力——而是依靠回避官僚機構。對農民來說，權力意味著自治——即擺脫國家的束縛——這本身就註定會產生一個新的強制國家，尤其是因為這種無政府主義抗爭的結果，會使村莊變得幾近無法治理。事實上，在1917年，農民自己也曾幾度呼籲“主人之手”——即蘇維埃的“人民專政”——來給革命的村莊帶來秩序。農民的無政府主義常常被專制主義的繭所包裹。在俄羅斯文化中，權力不是通過法律，而是以強迫和霸權的形式來構建的。這是一個主人和僕人的問題，哪一方會戰勝和支配另一方。列寧曾將其描述為“誰是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農奴的復仇”——一如李沃夫親王在1917年那個殘暴的夏天所言，它導致了內戰的大規模恐怖。

或許還有另一種結果。在舊政權最後的幾十年裡，一個公共領域正在勃興，如果給予足夠的時間和自由發展的空間，可能會把俄羅斯轉變為一個現代憲政社會。這個公民社會的機構——公共組織、報紙、政黨——都在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西方的公民權、法律和私有財產的概念開始深入人心。正如謝苗諾夫在安德列夫斯科村進行改革的故事所昭示的那樣，甚至連農民也不能置身世外。可以肯定的是，新的政治文化是脆弱的，且主要局限於極少數城市自由主義階層；正如1905年事件所揭示的那樣，它總是有可能被“農奴的復仇”的血腥暴力所裹挾。但也有一些可喜的跡象表明，現代社會正穩步發展，俄羅斯的權力問題有望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一切都取決於沙皇政權推行改革的意願。但癥結正在於此。俄羅斯最後兩位沙皇對現代憲政制度的理念深惡痛絕。當俄羅斯跨入20世紀時，他們試圖讓它重返17世紀，從宮廷上統治俄羅斯，並試圖遏制官僚機構現代化的影響。宮廷及其支持者越來越多地維護貴族莊園的古老特權，以抵禦斯托雷平為引入財產所有權——這是建立現代社會制度的基石——所做的努力。因此，一場暴力的農民革命變得不可避免。1905年10月從沙皇手中爭取到的公民自由和議會權利，一旦革命危險過去，就會被專制政府陸續收回，從而導致通過憲法解決權力問題變得幾無可能。一次又一次，沙皇政權頑固不化、倒行逆施，拒絕接受改革，使本應是一個政治問題的事情演變成一場革命危機：像李沃夫親王這樣思想正直的自由主義者，被政權阻撓愛國公共機構（如地方自治會）的倡議這類白癡政策逼進了革命陣營；像卡納奇科夫這樣自強不息的工人，被剝奪了通過合法政黨和工會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權利，被迫轉入地下革命；而那些希望為自己的民族文化爭取更多權利的非俄羅斯人，在沙皇俄羅斯化政策的淫威下，不得不走上民族獨立的道路。沙皇政權的垮臺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它自己的愚蠢終於使之氣數耗盡，在劫難逃。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對現代國家一次巨大的考驗，而作為唯一一個在戰前未能實現現代化的歐洲大國，沙皇俄國早已埋下失敗的苦果。軍事機構被忠誠宮廷的貴族所把持，像布魯西洛夫這樣能征善戰的將軍無法指揮國家的戰爭；用冷戰時期的說法，軍工綜合體與官僚機構的關係過於緊密（且腐敗），無法創造出一個有競爭力的戰爭經濟；而沙皇政權對自己的權力過於忌憚，不敢採取其他國家從中獲得如此強大力量的那種公共戰爭舉措。這個政權最大的缺點是完全未能激起農民士兵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大多覺得沒有義務為自己家鄉以外的俄羅斯而戰，甚至沒有義務為沙皇而戰。這是該政權未能建立現代國家的終極證明：普通農民並不覺得自己受其法律所制約。沙皇政權因此付出了垮臺的代價——1917年的民主領導人又以自己的方式重蹈覆轍。後者還將自己的命運與戰爭聯繫在一起，天真地認為現在國家自由了，“愛國群眾”一定會回應號召去履行他們對國家的責任。誰料他們對“民主國家”的信念也同樣是虛幻的；就像之前所有的戰鬥一樣，夏季攻勢凸顯了這樣一個事實：存在著兩個俄國，一個是坐享特權的軍官俄羅斯，另一個是應徵入伍的農民俄羅斯，他們註定要在內戰中自相殘殺。

1917年是空想主義者幻滅的一年。像李沃夫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把他們全部的信念都寄託在法治上。他們篤信，俄羅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通過議會的方式和平解決。這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希望——即使對李沃夫這樣的樂觀主義者來說也同樣如此。俄羅斯在1906年至1914年間短暫的議會制經驗，並沒有讓老百姓相信國家議會能夠為他們服務。他們更傾向于信任自己的地方階級組織，比如蘇維埃，正如社會革命黨人在1918年1月人民未能團結起來捍衛立憲會議後所發現的那樣。到1914年，革命的憲政階段基本上已經結束：自由派的杜馬黨由於未能滿足工人和農民對社會變革的要求，他們的選民基礎急劇萎縮；而左派政黨憑藉強硬拒絕與資產階級結成國家杜馬聯盟，吸引力迅速激增，在1912年後贏得廣大群眾的支持。正如極端保守但不乏遠見的大臣杜爾諾夫在1914年警告沙皇的那樣，把權力交給杜馬——這將是戰爭失敗的代價——幾乎必然會導致暴力的社會革命，因為民眾鄙視自由派資產階級，不相信他們政治改革的理念。戰爭推動社會兩極分化使這一預言更加板上釘釘。到1916年底，連秘密員警都看清楚了，自由主義國家杜馬的計畫顯然是多餘的，唯一剩下的兩個選項就是鎮壓或社會革命。然而，儘管有種種證據，1917年的自由派領導人和迫使他們上臺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相信，可以把西方的憲法解決方案強加給俄羅斯，甚至更不可思議的是，在全面戰爭和社會崩潰的情況下，這個方案仍然被寄以厚望，為解決國家問題提供一個可行的框架。政客們該有多天真呢？

列寧稱之為自由主義者的“憲政幻覺”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是一種對西方民主理想近乎神秘的崇拜——李沃夫親王虔誠地信仰這一點，卻完全罔顧俄國革命的現實。自由主義者試圖將國家紀律強加給1917年的俄國，使其符合1789年的模式，結果只會加速所有權威的瓦解，作為回應，老百姓進行了他們自己的地方革命：試圖發動軍事進攻導致了軍隊解體；試圖通過國家法律規範財產關係，只會加速農民瓜分土地。這場反對一個日益被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革命，是蘇維埃政權的主要訴求，至少在布爾什維克接管地方蘇維埃政權之前的早期階段如此。這是工人在工廠裡、士兵在軍隊裡、農民在村莊裡的直接自治；反過來又賦予了他們支配自己以前的主人和階級敵人的權力。

只有包含這種社會革命因素的民主，才有可能在1917年的條件下繼續掌權。蘇維埃領導人由於自己對“資產階級革命”必要性的教條主義成見，錯過了通過蘇維埃奪取權力來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的獨特機會；也許還錯過了通過將蘇維埃的權力與立憲會議下的其他公共機構（如地方自治會和城市杜馬）的權力相結合來避免一場全面內戰的機會。對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溫和派、瑪律托夫等左派孟什維克以及數量不詳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來說，這種解決方案都是可以接受的。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個脆弱的決議：列寧和克倫斯基都不會接受它；而且必然會遭到來自右派的武裝反對。某種形式的內戰將不可避免。但這樣一種民主解決方案——一種能夠滿足人民社會需求的方案——也許是唯一有機會將內戰規模降到最低的選擇。只有它才能阻止布爾什維克上臺。

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非常俄羅斯化的東西。它崇尚激進行動；它牢牢紮根于俄羅斯的救世主傳統中，堅持認為革命可以“跳過”歷史的必然階段，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原則截然相反。在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頭幾個月，它呼籲將一切權力交給蘇維埃，這意味著農民、士兵和工人的直接自治，使俄羅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合法化，並將一個新的“普加喬夫起義”制度化，這是一種對國家及其文明無情的背抗，高爾基和一百年前的普希金一樣，驚恐地認為俄國野蠻行徑再次上演。布爾什維克的恐怖從深淵中冉冉升起。它最初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是下層階級對他們以前的主人和階級敵人進行血腥報復的一種手段。正如鄧尼金指出的那樣，人們對於思想高於群體的人，對任何帶有一絲富足痕跡的東西，幾乎都懷有一種“無盡的仇恨”，這種感覺表達了下層階級不僅在過去三年戰爭裡，而且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積累起來的嫉妒與仇恨。布爾什維克通過他們的口號“掠奪掠奪者！”煽動（但並非創造）這種對富人的仇恨，用它來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動員下層階級反對白軍和帝國主義，並建立以恐怖為基礎的獨裁統治。這反過來又為那些飽受壓迫和戰爭蹂躪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情感價值，他們從搗毀和折磨舊政權的富裕階層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就像他們曾經經歷的苦難一樣，而不管這是否會給自己的命運帶來任何好處。

作為一種專制統治形式，布爾什維克政權具有典型的俄羅斯特徵。它是沙皇俄國的一個翻版。列寧（後來是史達林）取代了沙皇-上帝的位置；他手下的政委和契卡扮演著與省長、特轄軍和沙皇其他的全權代表相同的角色；而他的黨員同志們則擁有與舊政權下貴族同等的權力和特權地位。但這兩種制度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區別：沙皇政權的精英在社會上與老百姓格格不入（在非俄羅斯邊疆地區也是如此），而蘇維埃精英大部分由普通俄羅斯人（在非俄羅斯土地上則是當地人）所組成，他們的語言、穿著和行為與其他人極為相似。僅憑這一點，就使得蘇維埃制度在內戰中比白軍具有決定性的優勢：它能牢牢抓住“革命”的情感象徵——高高飄揚的紅旗，把自己打造人民事業的捍衛者。白軍之所以給人留下“舊政權”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們舊政權的心態，以及他們頑固地拒絕支援土地上的農民革命或承認沙皇帝國的解體，從而強化了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主張。農民和非俄羅斯人堅決反對白軍決定了內戰的結果。

在蘇維埃政權的頭五年，超過一百萬的普通俄羅斯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子弟——像卡納奇科夫和奧斯金這樣有文化的年輕人，他們在1917年之前離開村莊去工廠工作或參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開始反抗俄國農民“黑暗”和“落後”的舊生活方式。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返回自己的家鄉，被布爾什維克招募為新興農村官僚機構的一份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掀起了一場文化革命，使村莊更接近城鎮：農業邁向現代化；現代文明的標誌，如學校、醫院和電燈，被相繼引進農村；教會的影響逐漸削弱。儘管1920年代布爾什維克主義在農村的傳播十分緩慢，但它是建立在年輕農民反抗舊的——而且仍然佔據多數主導地位的——家長制村莊的基礎之上的；從許多方面看，它更像是謝苗諾夫這樣的農民在過去30年裡一直在開創的那種改革的延續。但是，這些農家子弟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奧斯金和卡納奇科夫，都是在村社外部——要麼是通過軍隊，要麼是通過工業——被吸收進布林什維主義的。他們之所以投身黨的事業，與其說想改變俄羅斯舊農民，不如說是要將其廢除。他們對布林什維主義的忠誠與他們自己作為“無產者”的自我認同息息相關，在他們眼中（以及黨的言辭中），這首先意味著他們不是農民。他們把布林什維主義視為一股進步的力量，無論對俄羅斯還是他們自己，都是一種消滅他們所來自的，野蠻的鄉村社會的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學校文化和工業文化，通過這種文化，他們自己也成為了官方精英的一部分。實際上，整個黨的自我認同和意識形態都建立在工業進步、消除酗酒和迷信等陋習，以及讓俄羅斯趕上西方的激進言論的基礎上。

這種克服落後的奮鬥是史達林“自上而下革命”——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32）期間強制推行工業化——的核心。正如史達林本人在1931年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講中所說，俄羅斯在整個歷史上一直蒙受屈辱，因為落後，它被蒙古金帳汗國、瑞典封建領主、波蘭-立陶宛部族、英法資本家、日本和德國帝國主義打敗了：“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50到100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彌補這個差距。要麼我們發奮圖強，要麼他們毀滅我們。”這一巨大的飛躍對所有那些基層布爾什維克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他們在年輕時曾逃離落後的俄羅斯農民社會，並將革命視為對這種貧窮遺產的民族反抗。到了1920年代，黨的基層組織已經被這些受過半教育的人所主導。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在內戰中火線入黨的，並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效忠於史達林的機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之甚少，三位黨內偉大的知識份子列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關於“新經濟政策”精細戰略的爭論，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感到乏味。對他們來說，在內戰取得突飛猛進之後，新經濟政策似乎是一種總體上的大倒退——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經濟政策的失敗根植於黨自身的政治文化。據一位史達林突擊隊員回憶，該党的青年對新經濟政策感到十分沮喪。

我這一代的共青團員——那些在10歲或更年輕的時候遇到十月革命的人——對我們的命運心懷怨恨。當我們有了政治意識並加入共青團時，當我們開始去工廠工作時，我們感慨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因為革命的精神已經消失，因為那些艱苦但浪漫的內戰歲月一去不復返，因為老一輩留給我們的是缺乏鬥爭和激情的，平庸乏味的生活。

史達林反對新經濟政策，承諾要回歸內戰的“英雄年代”，當時布爾什維克征服了每一道難關，堅定不移、毫不畏懼地朝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它答應恢復對“富農”和“資產階級專家”——在他們面前，新經濟政策節節敗退——的階級鬥爭，並發動暴風驟雨一般，激進的（或者說是虛假的）無產階級宣傳攻勢。

史達林總是把他的革命描繪成列寧主義傳統的延續，他相信党作為先鋒隊的主觀意志和能量可以克服所有不利的客觀偶然性，正如列寧本人在十月奪取政權期間所主張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史達林是正確的。他推動工業化，消滅市場和農民，在本質上與列寧自己推動蘇維埃政權、消滅民主沒有什麼不同。有人可能會說，指令性體制本身就是十月矛盾的一個必然結果——一個農民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本人直到最後的悲慘歲月仍然與之鬥爭。蘇維埃俄國的國際孤立直接源於十月，而由於協約國干預內戰，引發了俄國對“資本主義包圍圈”的仇外妄想症，強化了史達林主義者的論點，即布哈林宣導的在新經濟政策下“老農拉破車”的工業化速度，對於俄國趕超（和抵禦）西方來說太慢了。內戰政權的社會孤立同樣源於十月革命，迫使它採取指令性體制，儘管在1920年代一度短暫鬆動，但考慮到党與農民之間的問題，以及党的基層幹部越來越不願意犧牲快速工業化的理想而與之建立市場關係，幾乎必然會重拾指令性體制。最後，還有党的文化問題，這個問題在列寧生命的最後幾年一直困擾著他。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奪取政權後，其下層階級的新兵們必然缺乏管理國家和工業運作的技術專長；然而，當初吸引他們參加革命的平等言論，也必然使他們與政黨國家被迫依賴的“資產階級專家”相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經濟政策是革命對保護舊文化並從中學習的需要——列寧稱之為“資本主義學校”——與無產階級摧毀舊文化的衝動之間一種脆弱的、也許是不可能的平衡，而這一衝動正是史達林文化革命的核心。

“過去幾年，俄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23年11月，李沃夫親王寫信給巴赫梅特夫說。

它已經成為一個全新的俄羅斯。常理而言，人民和權力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屬於人民……可以肯定的是，現在的政府敵視人民和他們的民族感情，就像它為了國際目標不惜欺騙人民那樣，把他們變成奴隸，但儘管如此，它仍然得到了這些被剝削、被奴役的人民的支援。如果這個政權遭到干涉，或者受到俄羅斯內部打著舊的口號或復辟的旗幟作戰的組織的攻擊，他們仍然會捍衛這個政權……

人民支持蘇維埃政權。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它感到滿意。但是，在他們感覺到自己受壓迫的同時，也看到身邊的人源源不斷地加入這個體制，這讓他們覺得這個政權是屬於“自己的”。

親王承認蘇維埃政權，對於一個五年前還自信滿滿地告訴美國總統，俄羅斯人民會團結起來支持白軍的人來說，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白軍的失敗——正如他現在承認的那樣，這場失敗是“人民選擇”的結果——以及新經濟政策的出臺改變了他的想法，在他看來，新經濟政策滿足了他心愛的農民的主要訴求。“土地問題，”李沃夫給巴赫梅捷夫寫信道：“雖然仍然沒有解決，還會引發流血衝突，但在普通農民的心目中，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土地現在屬於他。”

對於此時流亡巴黎的親王來說，革命又回到了原點。1923年，他收到一封來自俄國波波夫卡的信，告訴他農民已經瓜分了李沃夫莊園的土地。四十年前曾幫助年輕的親王和他的兄弟們恢復其破敗的農場經濟的那些農民，現在已經自己擁有了這座莊園。可以肯定的是，列夫對這個消息並不感到不滿。他一生致力於農民的公共服務事業。即使現在，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每天都從他在塞納河畔布洛涅蘇的小公寓通勤到巴黎，在那裡，他替一個俄羅斯援助委員會工作，為大饑荒的災民籌措資金，並協助安置俄羅斯難民。這有點像在巴黎的另一種地方自治會。

1925年3月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李沃夫從巴黎回來後感覺不適。他上床睡覺——在睡夢中死於心臟病發作。葬禮在巴黎達魯街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舉行。整個移民社區都出席了，新聞界為這位“真誠的人民公僕”獻上無數譽美之辭。

在一個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的國家，像李沃夫親王這樣背景和才幹的人可能會在農業或教育等方面長年擔任部長。在英國，他可能會在格萊斯頓或勞埃德·喬治的自由黨政府中位極人臣，到今天，毫無疑問，在倫敦眾多的公園和廣場中會有一尊他的雕像。但在李沃夫生活的俄羅斯，像他這樣的人物註定會被革命風暴掃蕩進歷史遺忘的角落；如今，沒有一個俄羅斯城市矗立他的雕像。

就像李沃夫親王因新經濟政策而改變一樣，布魯西洛夫也因為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而改變，儘管他對共產主義懷有敵意，但他最終與布爾什維克政權和解了。對布魯西洛夫來說，俄羅斯帝國的崩潰而非君主制的倒臺，才是1917年真正的悲劇；現在帝國已經重建，只失去了波蘭、波羅的海地區和芬蘭，他可以心滿意足了，俄羅斯的民族精神也將得到復興。“布林什維主義總有一天會消失，”將軍喜歡預言，“留下的只有俄羅斯人民和那些留在俄羅斯引導人民走上正確道路的人。”這是他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如果有足夠多像他一樣的俄羅斯愛國者加入紅色政權，從內部把它變成白色，他們就能把革命重新引向民族目標。

在討伐波蘭和弗蘭格爾的戰役結束後，這位老將軍被安排在人民農業委員會工作，負責為騎兵培育更多的純種馬。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大多數紅軍所謂的“軍事專家”似乎認為可以用農民的馬車來裝備騎兵——他很快就被調到了騎兵總監局，在那裡，他從精銳的沙皇衛隊獲得的專業知識找到了用武之地，這讓他如釋重負。1921年下半年，布魯西洛夫的健康狀況開始急劇惡化：他受傷的腿患上痛風；他受慢性支氣管炎折磨而徹夜難眠；他微薄的薪水不足以讓他的小公寓保持溫暖。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他不斷請求允許他退休——1923年他已七十高齡——但他的蘇維埃主人遲遲不肯答應。直到1924年，當布瓊尼急於清洗騎兵軍中所有的“白軍骨幹”時，他才解甲歸田。

為了治療他越來越多的疾病，次年春天，布魯西洛夫攜妻子娜傑日達在捷克小鎮卡爾斯巴德度過，那裡有一所著名的療養院。這位1916年的戰爭英雄受到了捷克人的歡迎；他的老朋友馬薩里克總統在布拉格城堡為他準備了一頓特別的晚餐，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給了他一筆津貼，使他得以避免戰後歐洲物價飛漲的衝擊。布魯西洛夫發現，在俄國多年的內戰對人際關係造成如此大的傷害之後，“再次來到文明的歐洲人中間是非常愉快的”。事實上，他遇到的唯一敵意來自俄羅斯移民社區，他們無法原諒他加入紅軍的行為。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說服他重返俄羅斯，儘管馬薩里克總統承諾捷克人將把他當作自己人款待。在布魯西洛夫看來，那些移民才是真正的叛徒，因為他們把自己的階級利益置於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之上，因此即使他們接受他，他也不能忍受與他們一起生活。那年夏天晚些時候，他和妻子回到了莫斯科。正如娜傑日達後來解釋的那樣，“他希望被埋葬在俄羅斯的土地上”。

1926年3月17日，布魯西洛夫在睡夢中安然辭世。葬禮很隆重，這對一位民族戰爭英雄來說再合適不過了。紅軍代表團在莫斯科街道兩旁排成長隊，軍樂隊演奏葬禮進行曲，教堂唱詩班唱著挽歌，他的靈柩由六名士兵扛在肩上抬到新聖女修道院，安葬在那裡的墓地裡。數百名一戰老兵從遠至下諾夫哥羅德和特維爾的地方趕來莫斯科參加葬禮，而主教堂太小，容納不下所有的哀悼者。三位紅軍首領伏羅希洛夫、葉戈羅夫和布瓊尼分別宣讀了一篇讚美布魯西洛夫的講話，不過他們拒絕向神父鞠躬或參加祈禱。這是一種奇怪的新舊混合物——蘇維埃徽章與聖像和十字架糅合在一起——也許與這位一生複雜多變之人正相稱。娜傑日達認為整件事具有象徵意義：“新的俄羅斯正在埋葬舊的俄羅斯”。

德米特裡·奧斯金是新生的俄羅斯之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布魯西洛夫的軍隊，成為一名普通士兵；然而待將軍去世時，這位農民小夥子已經榮升蘇維埃軍事機構的高級將領了。1920年，在指揮第二勞動軍之後，奧斯金被任命為蘇維埃共和國預備役軍司令，這個重要的職位讓他負責管理近50萬人。他被當局捧為紅色指揮官的光輝榜樣，當局一直承諾要從內戰中參加紅軍的農民和工人隊伍中提拔他們。1920年代，奧斯金完成了軍事回憶錄三部曲，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一個農民小夥子“從奴隸到將軍”（儘管不是元帥）的光輝歷程。奧斯金生命的最後幾年默默無聞。1920年代後期，他成為莫斯科的一名軍事官員。他死於1934年，可能是史達林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年僅42歲。

卡納奇科夫當然逃脫不了宿命。和奧斯金一樣，他也是新俄羅斯之子，在內戰中為黨服務使他一路擢升。這個農民的兒子兼工人，他對事業的皈依與他自己的政治教育密切相關，所以他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全部致力於黨務領域。1921年，42歲的他被任命為彼得格勒共產主義大學校長，接下來的三年，他一直擔任這一聲譽卓著的職務。1924年，他出任中央委員會新聞局局長；次年，他接管了中央委員會的歷史研究部。對於一個隻上過四年學的人來說，難能可貴。卡納奇科夫成為黨在反對托洛茨基運動中主要的宣傳者之一：他的《偏離的歷史》（1924年）成為反托洛茨基的官方論調；在整個1920年代，他創作了一長串類似的批判作品。但這並沒有讓他在史達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戰爭中逃過行刑隊的毒手。1926年，卡納奇科夫站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左派反對派”一邊，批評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政策，理由是他們對農民太過軟弱（這對卡納奇科夫來說很重要）。由於這次“偏離”，卡納奇科夫被懲罰到布拉格擔任塔斯社記者。兩年後，他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懺悔信，承認自己的“政治錯誤”，才被允許返回俄國。他熱情支持集體化——這符合他反對舊俄羅斯農民的一貫立場——為此贏得了暫時的“平反”。1929年，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文學報》編輯，這是蘇聯作家協會出版的週刊。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撰寫了一系列支持史達林的黨內小冊子，他因此獲得了一套寬敞的公寓、所有常見的黨內津貼以及穩定的工資增長。但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羅斯，每個黨員都被自己的過去所困擾，從1935年底開始，史達林開始清洗“季諾維也夫派”，卡納奇科夫的明星之路再次隕落。他於1936年被捕，並被判處在古拉格監獄勞改8年。像許多大恐怖時期的布爾什維克受害者一樣，他懇求史達林出手相救，給予他寬大處理，卻沒有意識到正是史達林本人下令逮捕他的。卡納奇科夫在1940年去世，此時剛好服完了一半的刑期。

流放對高爾基來說是一種折磨。雖然他不能忍受生活在蘇維埃俄國，但也不能忍受生活在國外。幾年來，他在這種精神分裂的狀態中搖擺不定，思念俄羅斯，但又厭惡回國。高爾基從柏林出發，不安地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溫泉小鎮上漫步，最後定居在義大利的度假勝地索倫托。“不，我不能回俄國，”1924年，他寫信給羅蘭說。“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祖國的人。在俄羅斯，我會成為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敵人，就像用我的頭去撞磚牆一樣。”

與其說是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不如說是它對藝術的敵視態度和對農民的友好政策，使高爾基在新經濟時代流亡海外。雖然他一貫反對布爾什維克獨裁政權的興起，但他也找到了一種方法來合理化它，將其視為對農民無政府主義本能的必備解藥。高爾基就是這樣一個矛盾體。列寧去世後，他對蘇維埃政權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這讓他充滿了悔恨。高爾基對列寧既愛又恨，他們的關係永遠也無法和解。“是的，我親愛的朋友，”高爾基寫信給羅蘭道，“列寧的死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我愛他。我憤怒地愛著他。”高爾基在柏林和馬里安巴德那幾年，尼娜·貝爾貝羅娃與他很親近，她後來寫道，列寧去世讓他“傷心欲絕”，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他一邊為列寧寫歌功頌德的悼詞，一邊痛哭流涕。“高爾基懺悔不已，”貝爾貝羅娃回憶說。他“重新評估了自己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早期的態度，評估了列寧的作用，認為列寧是對的，而高爾基是錯的……他非常真誠地認為，列寧的死使他和整個俄羅斯成為孤兒。”高爾基的《回憶列寧》是他邁向與列寧在克里姆林宮的繼任者和解的第一步。1926年，捷爾任斯基去世時，他甚至寫信讚揚了這位契卡領導人（“一個有著敏感心靈和強烈正義感的曠世天才”）。然而，他仍然沒有準備好返回俄國。毫無疑問，他對自己在那裡可能發現的東西感到害怕。因為他心目中的俄羅斯總是比現實中的俄羅斯要美好得多，即使是高爾基，儘管他有自欺欺人的能力，也一定意識到了這一點。當然，他一生對個人自由和人類尊嚴原則的追求仍足以讓他望而卻步，尤其是作為一名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他自己繼續寫作的能力已經越來越依賴於他只能在西方享受的自由和舒適。他的作品在歐洲風靡一時，其中包括他在1925至1928年間寫的兩部偉大的哲理小說——《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和《克裡姆·薩姆金的一生》的前兩卷。與此同時，在俄羅斯，蘇維埃政權制定了一份“反革命”書單——其中包括柏拉圖、康得、羅斯金、尼采和托爾斯泰——將從所有公共圖書館中撤出。高爾基對這種審查制度感到無比憤慨，他開始給政府寫信，宣佈放棄他的蘇聯公民身份。但隨後，他憤怒地撕毀了這封信，無論他多麼鄙視蘇維埃政權的“精神吸血”，他都難以割捨與它的聯繫。

最後，像布魯西洛夫一樣，是傳統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說服了高爾基回國。首先，他無法忍受俄羅斯移民——他們也無法忍受他。“對我們俄羅斯人來說，”1922年，一位巴黎流亡者寫道，“高爾基是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給我們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負有道德和政治責任的人之一。歲月會流逝，但他永遠不會被遺忘。”移民們越是反蘇，高爾基的反應就越是與蘇維埃政權結盟。此外，法西斯主義在他的第二故鄉義大利的崛起，使高爾基否定了他早期的所有理想——這些理想構成了他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基石——既歐洲是道德進步和文明的歷史力量。他對法西斯歐洲越是失望，就越傾向於頌揚蘇維埃俄國道德體系的優越性。毫無疑問，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足為奇。

1928年，高爾基重返俄國。經過五次消夏旅行，他於1932年在祖國永久定居。他的回歸受到蘇維埃政權的熱烈歡迎，稱之為對西方宣傳戰的一次偉大勝利。這位洗心革面的浪子獲得了大量的榮譽：他被授予列寧勳章；他得到了裡亞布申斯基在莫斯科的別墅，這是一個現代風格的傑作，他用國家的錢把它裝滿了奇珍異寶；他的《人生三部曲》拍成了電影；莫斯科的特維爾斯卡亞街變成了高爾基街；他的家鄉下諾夫哥羅德市更名為高爾基市。所有這些榮譽都是為了買通高爾基的政治支持。他所攀附的蘇維埃政權在史達林的支持者和反對史達林集體化和工業化極端政策的右派（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起初，高爾基的立場處於二派之間，這使他成為雙方競相爭取的目標。一方面，高爾基認為史達林的政策是俄羅斯擺脫其落後的農民歷史的唯一途徑。但另一方面，他不喜歡史達林這個人（而他與布哈林和李可夫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並反對他的文學政策。從有限的資料中可以看出，1928年至1932年期間，高爾基支持史達林，同時試圖限制他的極端政策。這與他在1917年至1921年間對列寧扮演的角色相同。高爾基擔保了許多人從勞改營獲釋，而且似乎還說服了史達林在1930年3月寫下了著名的文章《得意忘形》，在這篇文章裡，這位領袖譴責了他的地方官員在第一次集體化運動中的過激行為。

對於以前的戰友，對於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或與蘇維埃俄國徹底決裂的社會主義者來說，高爾基回到莫斯科似乎是一種背叛。1930年見到高爾基的維克多·謝爾蓋後來回憶說，他是一個悲劇性人物，一個曾經對蘇維埃政權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不知為何讓自己變得沉默。

他的內心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知道他仍然牢騷滿腹，他憂心忡忡，他的嚴曆帶有悲傷和抗議的意味。我們告訴彼此：“總有一天他會爆發的！”他確實做到了，在他去世前不久，終於與史達林決裂。但是，他在1917年《新生活報》的所有合作者都消失在監獄裡，他什麼也沒說。文學正在死亡，他什麼也沒說……我碰巧在街上瞥見他。他獨自靠在一輛林肯大轎車的後座上，似乎與街道相距甚遠，與莫斯科的生活相距甚遠，淪為自己的一個代數密碼。他沒有變老，而是變小變幹了，他的頭瘦骨嶙峋，活像一具戴著土耳其式無沿便帽的骷髏頭，他的鼻子和顴骨突出，眼眶空洞如骷髏。

但真相要複雜得多——這就是高爾基最後的悲劇。1932年回國後不久，他就開始思考，也許他留在俄羅斯是錯誤的。他發現自己越來越反對史達林主義政權——但同時又無法逃脫。他已經成為蘇聯的一部分，所到之處，公眾都崇拜他，雖然他意識到自己是這一切的俘虜，但他還是不願意或不可能再次逃跑。一方面，他的作品在歐洲的銷量下降，他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史達林也不會讓他出國。

在實際上被蘇俄囚禁的最後幾年裡，高爾基成了史達林的眼中釘、肉中針。他反對史達林主義的個人崇拜，在多次推諉後，終於鼓起勇氣拒絕了為史達林寫一篇聖徒式傳記的委託，就像他曾經為列寧做的那樣。從高爾基公開著作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發現他對史達林政權日益增長的憤世嫉俗情緒——例如，他反法西斯主義的文章可以理解為對所有極權主義類型的批判，無論在歐洲還是蘇俄——而從他的私人著作中，我們不可能忽視他對史達林的蔑視。高爾基死後，人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油布筆記本，其中他把史達林比作一隻“畸形的跳蚤”，“宣傳和恐懼的催眠使其膨脹到難以置信的程度”。有證據表明，到1934年，高爾基與兩名右派分子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及內務部長雅戈達和列寧格勒黨主席基洛夫（1934年被暗殺）一道，捲入了一場反對史達林的陰謀。這就解釋了高爾基的兒子馬克沁被謀殺的原因，幾乎可以肯定是史達林的命令，因為馬克沁一直在他父親和基洛夫之間充當信使。這也可以解釋基洛夫為什麼被謀殺——很可能也是史達林的命令——或許還有高爾基本人被謀殺的原因。

高爾基的死因仍然是個謎。幾年來，他的健康狀況一直每況愈下。除了肺部的老毛病，還有越來越多的疾病，包括心臟病和慢性流感。到1936年，完成他的偉大史詩《克裡姆·薩姆金的一生》已經成為一場與死亡的競賽。“小說的結局，就是英雄的結局，也是作者的結局，”高爾基在6月說。不久後，也就是17日，他發燒了，開始吐血，第二天就撒手人寰。那些在他生命最後時刻陪伴在他身邊的人證明，高爾基是自然死亡的。但兩年後，在1938年3月的公開審判中，高爾基的兩名醫生被判犯有“醫療謀殺罪”（即按照雅戈達的命令使用致命劑量的不當藥物），作為所謂的“反蘇聯政權陰謀”的一部分，據說布哈林和李可夫是幕後首腦。現在看來，史達林很可能只是利用作家的正常死亡作藉口來消滅異己。但是，高爾基與反對派的關係使得史達林謀殺他的可能性也很大。當然，他的死對史達林來說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時機——就在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進行虛假審判的兩個月前，高爾基本打算揭露其謊言——而我們都知道克里姆林宮的屠夫是如何對待那些妨礙他的人的。許多年後，有人聲稱參與高爾基屍檢的醫生在屍體上發現了毒藥的痕跡。

1963年，高爾基的遺孀葉卡捷琳娜被問及此事時，非常確定她的前夫是被謀殺的；現在許多俄羅斯人也同意她的看法。真相可能永遠不會大白於天下。

高爾基下葬時極盡蘇維埃之哀榮，史達林親自率領送葬隊伍。紅場上舉行了一場遊行，作家的骨灰被安置在列寧陵墓後面克里姆林宮牆上的一個壁龕裡。至此，高爾基終於成為一個史達林主義的象徵。

俄國革命開啟了一場規模龐大的社會工程實驗——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偉的實驗。可以說，這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的某個階段必然要進行的一次實驗，是人類長久以來為追求社會正義和世界大同而奮鬥的必然結果。此外，由於它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歐洲已經走到自我毀滅的邊緣，它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選擇。到1918年，大多數歐洲社會主義政黨都認同這樣一個觀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競爭是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為了防止再次發生類似的戰爭，必須以某種方式將它們連根剷除。總之，在他們看來，舊世界是註定要滅亡的，只有社會主義——用《國際歌》的話說——才能“創造新世界”。

這個實驗失敗慘烈，與其說是由於領導人的罪惡滔天（他們中的大多數一開始都懷有崇高的理想），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本身就是海市蜃樓。有些人可能會說，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1917年的俄國還不夠先進，至少在沒有更現代的工業社會支援的情況下，僅憑一已之力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在他們看來，正是俄國的貧窮落後和國際孤立導致其走上了史達林主義道路，而不是體制本身的問題。毫無疑問，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沒有一個人預料到蘇維埃俄國要自力更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連能否生存都是大問題。他們在十月奪取政權的前提是，它將為全歐洲，乃至整個殖民地世界點燃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種。當這場革命未能實現時，他們幾乎本能地感覺到自己必須採取另一種戰略，哪怕只是為了自衛的目的，也要把工業化置於一切之上。然而，由於蘇聯模式往往導致同樣的災難性後果——儘管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中國、東南亞、東歐、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古巴等不同地方——人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其根本問題更多是與原則有關，而非偶然因素。

國家，無論大小，都無法使人們成為平等或更好的人。它所能做的就是公平對待其公民，並努力確保他們的自由活動朝著公共利益的方向發展。在經歷了一個由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兩個極權主義統治的世紀之後，世人憧憬以史為鏡、殷鑒未來。當人類邁入21世紀時，我們必須努力加強我們的民主，使之成為自由和社會正義的源泉，以免弱勢者和幻滅者再次拒絕它。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新興公民社會紛紛尋求走向民主之路，這絕非必然。現在還沒到慶祝自由民主必勝的時候，在許多西方國家，人們正是以這種方式來迎接蘇聯解體的。只要廣大的普通民眾仍然疏遠政治制度，並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新興資本主義的好處之外，改革後的（和未改革的）共產黨人就可以在選舉中表現出色——甚至可能被重新選舉上臺。也許更令人擔憂的是，威權民族主義已經開始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留下的真空，並在某種程度上徹底重塑了共產主義，這不僅體現在今天的民族主義者大多是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而且還體現在他們的暴力言論上，包括對紀律和秩序的呼籲，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不平等現象的憤怒譴責，以及對西方的仇外排斥，本身就是從布爾什維克傳統中改造而來的。

1917年的幽靈在世界遊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