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牛津的學生是教授煙斗燻出來的

教育部最近有令而且是全國通令：學校校園從幼兒園到高中一律禁止吸煙。對高校則網開一面：所有高等學校建築物內一律禁止吸煙，也不得設置吸煙室。就教育部和高校的關係而言，它是不是各地高校的行政首長，可以直接向全國所有高校下達行政指令（請問現在的私立高校是否包括在內）。一紙紅頭頒八方，各地高校哪怕就是消極，也要應付。這是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教育行政化。教育部雖然是國家最高教育管理機構，但它的指令只適合部內，不合適大學。大學不是行政單位，也不是它的下屬。如果是，它就喪失了大學的屬性。

校園內是否禁止吸煙，最好成為各大學校園自治的一部分。這樣的決定讓各高校自己做出，遠比由教育部下達禁令好。何況教育部應該知道，這樣的禁令對各高校大致等於放空炮。現在高校大都在大學城，空間不是很緊張。有的高校老師都有一小間辦公室，他在自己的房間關起門來吸煙，誰也不知道。當然，教育部禁煙，主要不在於是否禁得了。而是這樣的部令，哪怕是對的，也與大學應該落實的自由教育精神格格不入。

不過這道吸煙禁令，倒讓我想起徐志摩的一篇文章《吸煙與文化》。說：牛津在全世界名聲壓得倒人，但，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導師制。導師制的秘密，徐志摩引用了一位牛津教授的調侃：對準弟子的腦殼抽煙。也就是說，牛津的學生是教授用煙斗燻出來的。「多少偉大的政治家，學者，詩人，藝術家，科學家，是這兩個學府的產兒（另一個指劍橋）——煙味兒給燻出來的。」

這當然是一種英式幽默，或者俏皮。它並不合適今天的高校效法，而且也無從效法。吸煙這一層的背後，關鍵是導師制。導師制的背後，不是吸煙而是自由。古典時代的牛津與劍橋不用說，即使到了徐志摩求學的時代，依然不是重知識而是重在養育人（亦即培養學生的興趣，薰陶學生的人格）。它的教育目標是養成古典時代的君子，而非現代知識分科上的職業人。這是古典教育和現代教育的分野，也可以說是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不同。這其中的區別，不妨襲用當年孔子的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從古典時代沿襲而今的自由教育，就牛津劍橋來說，固然不會出現我們這裡動輒就頒發部令的行政化。豈獨如此，就是在校內，與我們這裡不是教師主導教學而是行政主導教學因而呈現出各種清規戒律不同，教授們的教學自由和學生們的問學自由，同樣讓今天的我們無法想象。不獨教育內容，就是教育的形式，它甚至都可以是散漫的、慵懶的。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什麼叫牛津的學生是教授的煙斗燻出來的。

那個時代的牛津學生，和教授一樣，居然也可以抽煙（這倒不值得欣羨）。既然是導師制，學生不會多，一間不大的屋子，師生三五，學會在沙發上古怪的坐著，學會半吞半吐的談話，煙霧隨著各人的話語而繚繞，在徐志摩看來，大學教育盡也夠了。是的，這倒很像孔子的私學時代，師生圍坐或學生侍坐，孔子說「盍各言爾志」，於是大家各盡其言，然後孔子評點。當然孔子最滿意的是這一次，一個學生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不禁喟然頷首。這是一個經典橋段，什麼叫人文教育，什麼是人格熏陶，還有什麼師生互動，都在這裡了。它有形式也可以不拘形式，正如可以有煙，也可以無煙。但貫穿其中的只有兩個字：自由。

禁煙只是一種表象。令人慨嘆的是，校外行政化和同樣如此的校內行政化，致使我們的大學教育，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率無自由可言。這裡最受傷害的還不是科學教育，而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人字當頭，它以文化人，從而養成一種自由而有修為的人格。可以說，不自由，無教育。抑或那只能叫非人教育，比如把人培養成反人文的接班人（可惜那是人其表而工具其里）。然而，事理並非不懂；但，大道如青天，誰都不得出。這才是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