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殖民與文學──日據時期，台灣族群認同的起源與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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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聚焦20年代初與30年代初，台灣反殖民運動，由改良到激進的社會脈動。此外，新的自我認同逐漸在台灣範圍內形成。

一、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人反抗運動

20年代之前，以武力抗日為主。20年代後受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影響，抗爭漸趨溫和。運動者主要為受教育的台灣青年（有的留學海外），分為兩群即「改良主義」與「激進主義」。兩者都沒有透過強調文化的特殊性來正當化其政治訴求。

(1)改良主義反殖民運動

日本留學生為首，組「新民會」。目標：推動政治運動、發行機關報、與中國友人建立密切關係。

首要目標為撤廢六三法，追求平等的公民權。受挫後轉而追求設立台灣議會，推動自治運動，成為後續改良反殖民的基調。

他們的政治認同相對模糊，但有回歸中國的強烈傾向，認為台灣與中國是相同的民族，但台灣相對低劣。長期目標為中國的一統，但短期則處在一個「等待良機」的曖昧狀態中。（相反的觀點認為他們依舊希望日本統治，希望被接納為日本國民）屬漢民族一支。

在「認為台灣與中國是相同的民族，但台灣相對低劣」的前提下，改良主義者透過啟蒙大眾的方式讓民眾支持運動的進行。（演說、討論會、電影放映等）

(2)激進的反殖民運動

受社會主義影響，援引「宰制─被宰制」的論述框架。反對卑屈的「改良主義者」，聯合世界各地的被壓迫的殖民地起身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組建「統一的共同戰線」。

中國此時的共產主義逐漸盛行。1922年起，開始有台灣學生在中國各地組件反日的組織。（儘管有些組織並非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但卻以此為媒介投入反殖民的運動）

尋求中國援助（在廣東的國民黨）的兩個理由： (1)共同敵人；(2)「中華民族」的一員，台灣如朝鮮、印度等一樣，與中國有共同血緣背景但卻是不同的民族。因此若最終脫離日本統治，需給予台灣自治的地位。（此時期的中共與國民黨都持這樣的觀點看待台灣）台灣是於1943開羅會議後被宣稱為與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日本殖民的語言同化

語言同化的媒介載體為公學校，一方面教導「國語」；一方面傳授日本的道德觀。礙於台灣入學比例不高以即曠課問題，成效有限。

1920後因國內政治稍微開放自由，因此在台灣得以積極推動日語教育。

1930年代後，東亞局勢混亂，日本國內政局動盪，殖民地走向獨裁。也因政治的緊縮，激進的反殖民團體多被取締，到1930年末，僅剩下「改良主義」團體苟活。

語言政策在緊縮的政治中被強勢的執行。政府設立國語講習所，並透過各種學習活動推動日語的普及，同時也禁止公共機關講台灣話。

儘管如此，日語從未取代台語成為日常生活的用語，充其量使台灣人成為雙語使用者。

三、殖民地台灣的文學和語言改革

社會背景：日治期間台人文盲比例高，會使用文言或者白話書寫的人通常為精英。

(1)1920年代：白話文學和中國國語（白話vs文言，融入在地元素）

1920年，陳炘受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在〈文學與職務〉中主張台灣應當向中國一般以白話文書寫，淘汰早已喪失功能的文言文。此舉指出台灣之困境──本地語言即台語並沒有一個相對應的書寫系統，也無法使用漢字書寫。

陳炘的提倡並未受到大規模的討論，此時期論爭的焦點依舊在語言問題上而非書寫系統上。即便如此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接受將台灣話作為白話文的一種「元素」（一種折衷的作法），此觀點也反映了這些知識分子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支持以及對日本同化政策的反感。

白話文的提倡在張我軍的推動下達到高峰。張我軍認為台灣文學僅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同時因為台灣話並沒有書寫系統，所以在他看來，台灣話僅是一種方言或者說「土話」。在此氛圍之下，台灣年輕的文人大量的以白話文書寫，並不免俗的帶上了部分本土的元素在內。

(2)1930年代：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台灣話文vs白話文）

政治高壓緊縮之下，台灣知識分子開始放棄政治的激進轉而埋首於文化領域，此外，社會主義與世界性的反殖民思潮同時深深地影響著台灣的文化發展（關心大眾而非菁英的國語使用者）。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了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的論戰。

論戰起點為黃石輝的〈怎樣不提唱鄉土文學？〉一文。以勞動大眾為目標（黃石輝為左翼文協領導者之一），透過貼近生活的文學形式啟迪百姓。「在地化」、「本土化」成為鄉土文學的標準旗幟。對於寫作系統，黃石輝認為國語僅是一小群菁英分子把玩的權力工具，應當用台灣話來寫作，推動鄉土文學。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與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兩篇文章將這場論戰推向高峰。前者認為用白話文寫作不僅造成台灣文盲問題嚴重，同時也導致言文不一，將現代知識與台灣人隔絕起來。唯有使用台灣話文才能解決文盲之問題。

反對者認為台灣話低俗，不夠成書寫工具；「台灣話」過於攏統，並未有一明確標準；將導致與中國隔絕。（可以從這些主張中看出不同的身分認同）

(3)殖民統治與台灣文化特殊性

蕭阿勤認為反對以台灣話文寫作的人或許並沒有了解其論點所在，台灣話文的推動者正是發現了台灣處於被殖民的特殊狀況下，才需要有所謂的「台灣話文」來形構台灣文化的特殊性。此時的台灣既不可能脫離日本統治回歸中國，又不可能對既有的殖民政府提出具有威脅的挑戰，因此只能在文化一領域作文章，確保台灣認同。

而確保台灣認同最有效之方法即建立台灣話文的寫作系統，同時也能抵抗來自日本的同化意圖。也即是說一個新的台灣認同在反殖民與脫離中國（被殖民者自身的特殊性）之間逐漸成型。

推動台灣話建立寫作的真正目的，不只是為了創造「台灣話的文學」，也是為了建立「文學的台灣話」。（頁101）

以上的主張同時也涵攝了左派的意識形態（如黃石輝），為此葉榮鐘批評到台灣文化之特殊性是超越階級意識的，是包含了各階層成員在內的特殊性展現。其提倡「第三文學」取代所謂「貴族文學」（白話文）與「普羅文學」（鄉土文學，台灣話文學）。認為建立台灣民族之認同必須是超越階級的理想而非侷限於階級內耗的鬥爭。

葉榮鐘主編的《南音》雜誌徵稿範圍廣泛，包含文言、白話等小說、戲曲、詩歌。同時呼籲作家以台灣鄉土文創作源頭進行書寫。正反映其所提倡的「第三文學」之精神價值。

(4)漢民族文化認同的延續

即便如此，那些提倡台灣話文作為書寫系統的知識分子的漢文化認同依舊存在，且反映在具體事實上。

初期的提倡者們幾乎都同意以漢字作為基本寫作單位寫作台灣話文，其目的一方面在於能夠與漢文化銜接之外，同時也能顧及大部分的孰悉漢字的知識分子與平民。因此多數提倡者反對以羅馬拼音作為寫作單位的方式，此種方式由蔡培火為首的台灣文化協會所主張，認為台灣人在日本殖民下與漢字逐漸疏離，因此透過字母的排列方式得以學習台灣話。

提倡漢字以即提倡羅馬拼音的兩方，都並未取得相當明顯的成果。隨著戰爭的爆發與皇民化運動的開展，有關台灣話的使用以即論爭漸漸的受到當局的壓迫而趨於沉寂。

四、結論

台灣反殖民的知識分子將大眾啟蒙視為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能否與殖民者或者其他現代國家相競爭的主體之關鍵。而台灣的文盲問題成為台灣於國際競爭競爭的阻力，因而透過與言的改革試圖進行啟蒙教育。進一步的，該使用哪種語言，用哪種語言進行書寫則成為知識分子自我認同的論述爭執點。除了此時期一種新的台灣認同逐漸成型之外，文學也在此時期逐漸的被認為是反映台灣現實的一種抒發管道。

五、問題與討論

認為應當以漢字作為台灣話的寫作單位還是以羅馬拼音作為台灣話的寫作單位？為甚麼呢？兩者背後是否有反映出甚麼不同的意義？

你認為語言僅是一種工具嗎？還是它有更深層的意義？

台語本身也是從中國來的，支持台語的知識分子如何回應？

參考文獻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無情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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