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封城悲剧所想到的

2022年4月16日  3月底听说上海疫情变严重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几天之内就发展成一场灾难，一场完全人为的灾难。 看起来似乎是清零还是不清零的政策分歧，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权限有多大，人的基本权利有没有保障。 一，有些基本权利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的 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组成政府的同时，会让渡一些个人的权利，放弃部分自由，但这不代表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上海最近出门要通行证我也就不说了，农民春耕居然还需要春耕证？这等于是说任何权利都是随时可以被剥夺的。 为什么在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人敢提出清零政策？其实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基本概念：西方民主国家认为，那些基本的个人权利是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剥夺的的。对于没有让渡的自由，属于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对此天赋人权，如果政府强行剥夺就是非法的。在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通过一条法律，说家里有人阳性就可以贴封条，可以强拉去方舱。 很多时候，权利比较集中的话，的确容易办事。民主的效率真的不高，清零更是不可想象。但是，放弃权利这条路的坡度是非常大的，一不小心，就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就会出现农民春耕需要春耕证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上海已经发生了许多民众失去自救权利而丧失生命的更惨的状况。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问一问，政府有没有这个权力？ 二，寻求最低死亡率不一定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 很多情况下，当危害不可避免时，人们往往会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标准做选择。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明白，有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的资格。 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经典的哲学道德问题：一辆火车正滑向一个岔道口，两条岔道分别有一个人和四个人在铁轨上。现在的情况是火车会压死四个人。但是，如果你把岔道板一下，让火车走另一条轨道，就只会死一个人了。你板还是不板？ 估计读者也都知道，这里不是一个数字问题，而是一个哲学之问：你有没有权力决定这几个人的生死？ 用通俗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天灾和人祸的区别。我们说，天灾难免，人祸才是最让人难以释怀的。这话背后的意思是，我们接受天灾，因为那可以理解成是上帝的作为。但我们对人祸是要追责的。换一句话说，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允许人来充当上帝的角色？以上面驶向岔道的火车为例，为了救四个人，你真的有资格判那一个人的死刑吗？ 新冠疫情严重时，西方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医疗挤兑。所谓医疗挤兑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没办法救所有需要救治的人，所以医院、医生必须在病人中做选择。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意大利的一些医院明确规定了，在无法两全的情况下，先救年轻人，放弃老年人。美国一些医院也在医院接近医疗挤兑的时候开始修订相关医生指南，好让医生有规可循。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人们可能会质疑规则的优劣，但一般不会质疑规则的必要。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人们接受医院不得不做出选择。 但是，如果还没到极端情况，政府是不是有权力推出有类似选择作用的政策呢？比如，把阳性的人集中到几乎没有任何治疗条件的方舱隔离，目的是保护其馀的人，但阳性的人就自生自灭了？或者，为了尽快消灭疫情，把所有医院都用来收治阳性病人，停止一切非新冠疫情的医疗活动？ 这两个例子都是现实中在上海发生的。政策的辩护者说，牺牲一个群体是为了保护其馀更多的人，可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正规一点的说法则是选择最低死亡率。 我不想假装我有标准答案。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只是希望所有人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在试图寻找合理、最佳答案时，不要忘记，有时候，哪怕政府，也没有资格做上帝。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只接受上帝的意志，而不能让其他任何人做决定。 而且，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判断的。或者是判断错误，或者是以此为借口，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做危害更大的选择，都是可能的。比如上海采取的不少措施，到底是为了最佳效果还是为了保住那些官员的乌纱帽，难道不是很多人都有疑问吗？ 尤其当新冠病毒的最新变种的特点变为毒性很低但传染性极高的时候，政府用”寻求最低死亡率“做理由，不惜制造本来可以避免的各自人为灾难，还站得住脚吗？ 三，不能破了人性的底线，要讲理 这一条其实与上面说的有重复，但还是有必要再从不同角度说一说。 国内做事情一刀切很可怕。比如，这边封了，那边封了，有人回不了家了也不管；高速公路上的人，就可以被一张封条封在车里，死活不管；人眼看要死了，守在医院门口的也不让病人进医院治疗…… 尤其奇葩的是，外地支援上海方舱建设的人，完成任务后，自己所在省市拒绝他们回去。这还有没有一点人性？还讲不讲理？ 这都是因为不让疫情扩散是死命令，在谁手里出现了漏洞，责任不得了。所以，防疫比一切都重要，也比人命更重要。这就越了底线。 防疫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人们的健康和安全吗？如果抗疫手段本身对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更大的损害，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任何事情都会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个社会要有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这样的态度，而且要让这样的态度成为常态。要维持一个讲理的社会。而讲理和死命令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必须拥抱讲理，摒弃死命令。不能做个官就以为自己有资格下死命令。 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也曾对居民有一些行动限制，比如不能在室内与家庭以外人员聚会；在室外与外人交流也要保持社交距离等。不知道别的地方如何，媒体报道华盛顿特区警察的“内部指示”是，只是劝告，不要强行执法。 新泽西州有一阵子搞晚上宵禁。说实话，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估计就是让人有个约束，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出门吧。刚开始时宵禁从晚上8点开始，我就总是赶在宵禁前出去散个步。一天，在离宵禁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时，一辆警车在几步路外停下，车里警察问我人在外面有什么事？我说散步呢。又问，知不知道马上宵禁了？我说知道，会按时赶回去。警车就开走了。 我当时心里骂了一句：8点宵禁很不方便啊。也许真有人反映了，没几天就改成晚上9点宵禁了。不过，就是9点之后，外面车也不少，没见警察拦。 这次西方国家中，巴黎可能是控制最严厉的一个城市，因为真的是提出了足不出户的要求。但这个足不出户只是不允许出去玩，如果要去看医生，要去购物或是有正当理由的出行，都是可以的。怎么控制呢？政府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在出门之前自己写个条子，注明家庭地址，出门的理由，需要去的地方和离开家的时间。街上的警察可以要求看你这张条子，而根据条子的内容可以判断出你在这个时间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合理。当然，这也只是劝告式的执法方式，靠的是一个人的羞愧感。 这就是很人性的管理。相信绝大多数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有底线、讲道理的社会中。只有在一个无论什么紧急情况下也不突破人性底线的社会，我们才能活得安心，才能确信自己不会成为紧急状态下的牺牲品。 四，提倡正常思维，维持正常秩序 说实话，这次上海的很多措施除了一个蠢字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就说食物供应吧。即便封城了，人还是要吃喝是不是？怎么会想到把超市和菜市场全部关掉呢？除非你不再提供任何食物。只要你提供食物，就会有人员流动和接触，就等于换一批人，换一个场合，来做超市和菜市场的事情。那么，关闭超市和菜市场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需要对超市的运作做一些调整，比如限制店内人数，做一些特别的通风或消毒等。 放弃已经存在的一个有效系统很容易，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系统来取代却很难很难，甚至不可能。所以这样的决定必然是一个灾难的结局。 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停止医院的正常运作，停止接急诊等，都是不可取的操作。上海已经靠着市场建成了完善的物流系统。明明在既有的基础上加强预防措施就可见效的事，却非要另起炉灶，由此造成的失序和人祸可以都是可以预想到的。 奉劝中国各地随意封控民众的政府，不要随便破坏、停止一个正常的系统。建设总是比破坏要难得多。 五，让法治成为常态 说起来这个话题大了，在中国目前这种政治气氛下，似乎也是一个不可解的题目。是的，短期内人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把中国变得西方民主国家一样。但是，小事情上一点点去做，朝着法治方向努力，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很多人都说，上海是全国法律观念最强的城市。同样的国情，为什么上海会不同呢？其实这也说明，在不改革制度构架的情况下，虽然很难，但那些地方决策者还是可以做些努力，得到一些不同的结果。 我举一个例子：为了防止居民擅自外出，有的小区把大门锁起来了。有的还再加一道铁门或铁栏杆。结果，遇上火警，消防车无法进入小区。 如果当地的法律规定，任何情况下，小区都要随时能够保证消防车畅通呢？ 我不知道上海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那应该做这件事。如果已经有了，那就要执行，不能因为疫情破坏合理的法律。如果地方政府在很多类似小事上都认真去做，自然就会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就会打造出一个比较重视法律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意识和环境，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 这次封城，上海人闹得厉害。其实这正是上海人有一定的权利意识的反应，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有些人才开始反抗。但如果上海人也乖乖地承受权力被剥夺，中国还有什么指望呢？如果上海人的抗争能够帮助全国走出一条比较合理的抗疫之路，那么上海人的代价才没有白付。 昨天读到一文，其中一段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从理智上，我希望上海能再多扛一些；但是，从良知上，我却又希望上海尽快能从这场乱局中解脱出来。” 为上海祈祷，为上海祝福！ P.S. 抗疫最可怕的就是医疗挤兑。所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避免走到那一步。但是，现在上海的情况是，因为疫情会发生医疗挤兑的潜在可能都没有看见，却是人为造成了包括医疗挤兑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挤兑。这导致居民没吃没喝，方舱内部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基层人员，包括志愿者不眠不休也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正常医疗没有，甚至连常用药都买不到。任何事情，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是灾难性结局。还有，为防止有人用退烧药隐瞒新冠病毒感染，从2020年开始的退烧药限供，更是可以看出根本就没把人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