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州、新京报与媒体批评的艰难

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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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区分“反媒体”的势力和正常的“媒体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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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少年刘学州的自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如一诺所写

“刘学州一步步走上绝路,是由一系列重大的违法的侵害性事件对个人的伤害造成的。买卖人口、监护人缺失无监护、对未成年人猥亵、长期霸凌、大规模网络暴力、自杀倾向未被干预……在这其中哪怕有一步,有了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干预,这个悲剧可以不必发生。”

在这个系统性的悲剧中,一些人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凶手”:《新京报》。网上有不少人说,是《新京报》杀死了刘学州。

在事实层面,这样的论断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撑:在《新京报》对生母的采访报道之前,是否就没有网络暴力?对刘实施网络暴力的人,是否真的是在看了《新京报》的报道之后开始施暴的?在目前对《新京报》的批评文章中,我还没有看到这些证据的存在。

在价值层面,对《新京报》报道的批评和监督是应该的,报道的专业操作和伦理规范问题绝对值得检讨。但是,我想提醒三点。

第一,对《新京报》报道的批评,不应遮蔽对系统性问题的探讨。如果只是简单将罪过归咎于一家媒体,而不去反思刘学州短暂的一生中遇到的那么多苦难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没有人能够干预和帮助,为何普通人有那么多的恶意,平台又是如何促进和放大这些恶意的,那么我们也无力阻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

第二,我们要区分“反媒体”的势力和正常的“媒体批评”。区分的标准很简单:前者主要为了追求流量或其他利益,后者主要为了参与和贡献公共讨论;前者希望媒体死掉,后者希望媒体正视和改正问题;前者能提出的方案,就是干掉媒体、污名记者,拥有一个更一元的舆论场,而后者则希望有更多元且健康的声音。

这两天攻击《新京报》的一些营销号和大V就可以归入“反媒体”的类别,比如曾经洗稿川大学生媒体的“赫兹实验室”。他们的文章冲着情绪和流量而去,打着正义的旗号,示范着丑陋的姿态。

第三,我们应该思索:《新京报》报道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编辑记者“无良”吗?归咎于个人品质和能力问题,是最简单也最懒惰的方式,也是不能充分捕捉现实的方式。一家传统纸媒,为什么将工作重心转到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在制作短视频的过程中,又为何急于将单方面的说法播出?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牢牢控制着流量的今天,我们真的有土壤去支持理想中的充分的、深入的、慢一步的报道吗?更刻薄一点说,今天在网上大骂《新京报》的一些人,如果真的有一篇深度报道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读吗?

这并非为《新京报》的编辑记者辩护,他们理应有更高的专业追求,理应反思报道的问题。但我们都知道:靠个人的意志品质是靠不住的,我们的媒体需要更好的支持条件。甚至可以说,他们需要一场救赎,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世界里,已经被彻底异化了。关于刘学州的报道,就是异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而这种支持和救赎,绝不是将媒体打为“无良”、“凶手”就能完成的。

以我在纸媒工作的经验,我知道的是:一份报纸的业务讨论和批评做得最好的时期,就是报社资源最多、最兵强马壮的时期。而当一家媒体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时候,没有人会有精力去反思业务问题、提高业务水平。

同样,在媒体活得最好的年代,“媒体批评”也是可以做得最好的,我们可以放心地扮演啄木鸟,将大树敲打得更直。可是在现在,做媒体批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媒体已经积贫积弱、恶敌环伺,反媒体的声音轰鸣作响,我们说的话有人还听到吗?听到之后,媒体又真的有余力去反思和提高吗?

最后想补充一点:在刘学州的悲剧中,需要多关注平台的角色。一方面,平台的诸多设计在客观上方便、容纳甚至鼓励了网暴者的行为,促进了网暴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和媒体比起来,平台公司的财力雄厚(其实,媒体的衰落和平台的兴盛直接相关),理应处于一个可以更好地批评与反思的位置。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网暴。当时,我找B站的员工帮忙,问能不能暂时关掉我视频的评论区和弹幕,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一条条地手动举报吧。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我当然是点“举报”点到手抽筋也只能完成九牛一毛。我想我当时面临的绝望,比起刘学州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但那样的绝望足以令人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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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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