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中）：26年，我很钟情这份工作

采编及整理 晓春  编辑 梅竹 2023/5/11

2021年9月19日，职工盟前主席黄迺元​​宣布，因成员受到安全威胁，执委会启动解散程序。“对不起，我们撑不下去了。”在记者会上，黄迺元说。10月3日，经过会员投票，这个陪伴了港人三十一年的最大独立工会组织正式解散。

作为职工盟的核心成员，蒙兆达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曾经一个月内被中间人约见三次，最后一次，对方想介绍他去国安处，被他拒绝了。他研判政治风险已经极高，无奈离开香港。离开三天后，那场记者会就召开了。蒙兆达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好像心口被挖了一个大洞。”

九十年代毕业后，蒙兆达加入了职工盟，直到离开前，他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六年。他见证了职工盟和香港劳工运动的起起伏伏，见证了港岛成为联结全球劳工运动的地方，也见证了在强大的政权压力下，职工盟走向解散。

如今即便身在异国他乡，蒙兆达仍希望能继续为香港劳工运动做贡献，为香港打工仔发声。“这个时代让我今天面临流亡的处境，却也有一种新的使命召唤着我去承担，”他说。

NGOCN：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加入职工盟，参与劳工运动事业的？

蒙兆达：1995年大学毕业时，有学长前辈推荐了职工盟的工作，也有政党的朋友推荐我做议员办事处的助理。我选择了职工盟的工作，这跟我在学生运动培育的信念有关。当时我认为要改变社会需要从底层做起，透过群众运动去推动社会改变。议员还是比较精英，尽管他们也有很多渠道为基层发声，但通过基层自我充权（赋权）成为改变的力量，这样才是最可靠的。

NGOCN：你加入的时候，职工盟是个怎样的组织？有多少工会组织参与职工盟？

蒙兆达：职工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有机会处理很多劳资纠纷。很多无助弱势的工人，在老板结业后欠薪，就找到工会求助。我们用自己的经验能帮助到他们，组织集体行动，工人们通过行动可以重拾尊严，有真正的enpowerment，让老板必须作出回应。在这个过程迸发出一种很强的力量，让我很钟情这份工作。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只有在1999年至2000年到英国读劳工研究时有过中断，但之后继续回到职工盟工作，一直做了二十六年，直到离开。

NGOCN：二十六年一直做着同一份工作，中间没想过转换工作吗？

蒙兆达：如果要投身劳工运动，香港的选择不多。一般我们的属会很少有资源聘请职员，都是靠职工盟支持。其他亲政府建制派的劳工组织，更加不会考虑在内，所以会选择继续留下。另外，职工盟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尝试不同的岗位，我可以学习不同的东西。我做过前线的组织干事，负责工会教育的岗位，劳工倡议，统筹干事到后来做总干事。

NGOCN：你还记得第一天来到职工盟的场景吗？办公室就是最后解散时的油麻地办公室？办公室里的陈设是什么样，你还有印象吗？

蒙兆达：刚开始职工盟办公室在油麻地钵兰街，旧唐楼格局，97年左右搬到弥敦道。当时我们进行了筹款，买了职工盟的第一个物业。我们那边有个师傅，写毛笔字很厉害，每次有劳资纠纷发生，他就在横幅布上面即席挥毫，写诸如“还我血汗钱”“有汗出无粮出”等标语。墨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干，所以往往一个同事先戴着大声公（喇叭）下去跟工友倾谈，另外一个同事等横幅墨漆干了，才带上横幅过去做抗议行动。当时人数比较少，职员不到十人，后来到解散前，全职的职员有至少150人。刚开始是几个同事一手包办很多事，后来分工更加明细，比如有人跟进运输行业、巴士行业、物管清洁行业、还有社会服务和公务员行业等等，组织工作可以进行得仔细一点。

NGOCN：职工盟哪些工作在香港社会上为人熟知？

蒙兆达：职工盟的工作最家传户晓的，是我们的劳工热线。很多（香港）打工仔遇到问题时就会想到我们的劳工热线，每日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特别是当经济环境变差，公司倒闭或者劳资纠纷发生时，每日可以接收几十个救助热线电话。我们有七条热线，而且是有专人去接听，每个时段都有人当值。很多时候你打电话去政府劳工处，很多是录音，按了很多按钮以后，最后还是没人跟你即时解答，但职工盟是可以做到这么到位的劳工咨询服务。

现在职工盟解散以后，影响也很大，工人有事可以找谁求助呢？即使目前有属会继续存在，但很多工人记得职工盟，却未必记得个别工会，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些工会，这些工会也未必有那么多人手来处理。

另外，很多重要的工运事件，也让大家对职工盟印象深刻。过往二三十年，香港最重要的工运抗争都是由职工盟或者相关属会发动，也挺反映我们跟打工仔同行的精神。

比较出名的有2007年扎铁工潮，罢工36天（最后劳资双方就日薪860港元以及8小时工作达成共识）。当时已经有罢工基金及社运连结的雏形，募集了几十万的罢工基金。当时还有一句口号，日后也是朗朗上口，就是“撑到底”。这是在扎铁工潮先喊出来，日后每逢劳工抗争运动，我们都会喊这句口号。

2013年码头工潮，罢工40天。在这段期间，电视新闻差不多每一天也有消息报导事件最新进展，我们每天也会安排记者会发布及回应。老板是全城知名的巨富，工潮引起了全城瞩目关注。社会各界都前来声援，当中有街坊、中产、学者、艺术家、学生、教会，甚至艺员。他们送来物资、协助筹款、组织街头宣传、发动杯葛或制作艺术品展示等，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也有学者将之视作“社运工会主义”的案例作研究。

2017年清洁工海丽邨工潮，当时罢工人数不多，二十多个清洁工人，咬紧牙关，很多都是中年或者上了年纪的工友，不愿意被老板欺骗遣散费，所以一直坚持了十几天。职工盟不仅关注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即使人数比较少，我们也会关注和支持。也不要小看二十多人所能带来的改变。经过这个事件，这群屋邨清洁工改变了命运，也激励了其他屋邨受到剥削的员工站出来。后来导致政府改变了外包制度，引入约满酬金制度。之前很多老板都看到“遣散费要做满两年才能获得”这个制度漏洞，会在满两年前解雇员工，断了他们的年资。政府不想见到这类事件不断重演，被迫改变了制度，让这些外包清洁工可以按照他们做满的年份得到酬金，不需要受到“做满两年”的制度限制。

清洁工海丽邨工潮：在2017年末至2018年初，海丽邨外包清洁工罢工抗议旧公司剥削遣散费，持续10天。

NGOCN：根据端传媒的报道，自90年代成立后，职工盟走的是“街头抗争+议会”的路线，职工盟在议会制度内做出了哪些立法尝试呢？有哪些成功了？有哪些失败了？

蒙兆达：主权移交前，特别是（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进行了政制改革，在1995到1997年这两年议会的空间比较大，一方面制度上，议员可以提出（涉及政府预算和政策）的私人法案（以个人或者联名方式提出法案）的权利，另外一方面，随着选举制度的改革，让民主派议席占优，可以做的空间比较大。当时有通过集体谈判权的法案，虽然最后被废除，但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劳工法例的改革，比如病假和产假等的薪酬应该从2/3提升到全薪，本来政府不愿意接受，但我们说会提出私人法案，最后政府主动提出修改法例增加到80%。另外，还订立了《雇佣保障条例》，规定如果因为不合理原因被解雇，只要做满两年都可以获得解雇补偿。以往根据《长期服务金条例》，需要做满五年才有。

还有一些《职工会条例》里殖民色彩很重、完全过时的规限，当时是殖民地用来钳制共产党和反殖民的团体及活动，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例如工会不可以把经费用于政治用途，这个条款本来在主权移交前、劳工法例改革时期已经被废除，后来在主权移交后重新恢复。很讽刺的是，国安法后，政府却反过来经常引用这个殖民地条例来钳制工会，让工会不能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

后来职工盟也不把参政作为主要方针，因为我们认为劳工运动最重要的实力还是在职场上，所以把大部分的资源放在支援劳工抗争和组织职场工会上，因此只有李卓人是职工盟立法代表。到后来，我们认为在社区和议会层面上需要有更进一步发展，让香港的政治生态可以出现亲劳工的民主力量。因此，2011年，我们与其他民间团体合作推动工党成立，主要都是关注基层和弱势群体的人士。工党在议会之前也占了几个议席，但他们不是代表职工盟，他们是代表工党。但职工盟和工党之间是紧密合作关系，可以说是两条腿的路线，职工盟主力在职场层面，工党是主力在议会的层面。

NGOCN：中国大陆是有立法规定集体谈判权利，2015年前不少劳工NGO就使用集体谈判作为策略协助工人争取权益，但2015后，劳工NGO受到严重打压，这种策略的使用也逐渐减少。香港的工人一直没有集体谈判权吗？

蒙兆达：在香港回归前，李卓人就在立法局提出一个集体谈判权法案，当时民主派的议席稍微占优，所以法案获得通过。但97回归以后，临时立法会随即将这个法案冻结，在同年十月左右，正式把这个法案废除了。这个举动让香港集体谈判权的法案得而复失，这个事件也传达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大陆政府是将资本家集团视作管治香港的同盟，所以要取悦他们，回应他们的诉求。当时资本家集团对集体谈判权有很大反应，务求将这个法案废除，大陆政府也配合了他们。

NGOCN: 后来职工盟和其代表李卓人有没有继续争取，有没有取得进展？

蒙兆达：我们有一直去争取，但并没有大的进展。这也是政府管治策略的转变，因为主权移交以后，议会某部分功能被废除，比如回归后，《基本法》列明议员不能提出涉及政府支出或者政策的私人法案，但集体谈判权是涉及政府政策，因此议员不能用私人法案（个人或联名方式）推动政府立法。这跟主权移交前，立法会议员的权利和功能很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七十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另外一个原因是《基本法》把所有议案变成分组点票，即需要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两个组别都同时通过才能成立，而功能组别大部分都是由商界把持的议席，这个跟主权移交前很不同。彭定康当时进行新九组改革，让功能组别的投票人是扩展到这个界别的所有从业人员，比如饮食业，不仅老板可以投票，所有餐厅的服务员、厨师和清洁工等从业员都可以投票。但主权移交后，恢复到只有老板可以投票，所以（回归后）功能组别饮食业界一直都是大老板来做议员，对于劳工保障是十分敌视的。这也是制度上的原因，让议会路线无法继续争取集体谈判权。

新九组，维基百科。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后推出政改方案，内容包括改变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及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根据方案，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会大幅度增加直选议席，以及增加九个功能组别，简称新九组。

NGOCN: 九七年主权移交前后，香港其实发生了很多转变，你个人怎么看九七回归和这些转变？

蒙兆达：必须承认，我个人缺乏一种家国情怀，没有那种终于脱离殖民地，回到祖国怀抱的感情。我对于殖民政府也存在批判，殖民政府的统治对于我们也构成一种压迫，比如着重精英主义，用港人精英治港，强调与商界结盟，一直追捧“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理念，背后也反映了殖民地宗主国对这个地方缺乏承担。我个人是人民主权的定位。为什么中英两国谈判香港问题，作为香港人却无法参与？无论是回归，基本法等重大议题，香港人却无法发声，最受影响是我们，但我们反而成为旁观者，被排斥在外？当时我在学生会工作，会更多倾向从公民社会角度，希望人民可以参与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NGOCN：回归前，香港也有一个移民潮，你有曾经想过离开吗？

蒙兆达：没有，因为当时我对这个地方是有责任和投入的，甚至想运用我在劳工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岗位去带来改变，更会选择留下。

就算是今天，如果可以留下，我也会选择留下。不能够为职工盟留守到最后，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当事情恶化到我可能有被捕的风险，需要从父亲和职工盟总干事这两个角色里面做抉择的时候，我才无奈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但这不是说，我认为留下来的人没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

NGOCN：反对世贸的那次抗议你参加了吗？请介绍一下背景，为什么专注香港的职工盟会选择与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联合进行发声和抗议呢？

蒙兆达：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办，这对香港来说意义重大。作为一个弹丸之地，有如此世界性的事件发生，全球很多民间社会/工会组织都看着这个地方。反全球化运动在西雅图事件（1999年美国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千上万群众抗议世贸自成立四年来推动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后已经风起云涌，这些抗议者就像蜜蜂追着蜜糖，一直追着世贸部长级会议。我们当时都战战兢兢，不知道以我们的能力能否应付这种世界级的规模抗争。当时团队大概只有20人，可以说出尽了每一份力量，希望代表香港工运来迎接这个事件的到来，尽量协助来到香港的世界各地的抗争者，有渠道表达诉求和参与行动。

当时我们也承受很大压力，因为媒体舆论都不断抹黑，比如在会议前，就大字标题把韩国农民（简称韩农）描述成为暴农，“过千暴农会拥集香港”等标语，几乎渲染成韩农会把香港搞到鸡犬不宁，警方也很紧张，高度戒备。我们就要周旋在反全球化示威者、相对保守的媒体舆论和警方之间，尽量为抗争人士提供可以反映诉求的平台。

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小，但职工盟希望为全球的抗争运动承担义务。我们会跟警方开会，商量游行集会路线和安排，警方很小心谨慎，提出很多要求，例如要求数量很多的纠察人员，还有游行路线的规范。那次世贸会议在会展中心举行，游行终点站距离会展很远，可能连会展都未必见到。但这些安排与来到参与的世界各地示威者想法很不一样，这些示威者有自己的想法，不会接受这些安排，中间会有很大的拉锯。 当然，我们不是协调员，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站在抗争者那边。 我们只能跟到来的示威者说，我们争取到一些示威游行的安排，比如哪里可以集会游行示威，如果这些国外的示威者想发动一些非指定游行示威路线，我们只能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可以支援。例如在没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发动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冲破警方防线，尽量去到距离会展中心较近的地方。期间他们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甚至发射大量催泪弹，当时湾仔地区甚至需要宵禁，最后有几百个韩国示威者被拘捕。我们需要跟媒体讲解他们的诉求，让舆论多一点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行动；也需要做在囚人员的支援，组织当地律师组成团队进行法律支援；在国际上要交代各方面的信息，让国际社会了解当时因为世贸会议在香港举行所发生的事情。这都牵涉到很庞大的工作。

但让我自己很鼓舞的地方在于，韩国示威者很有策略性，他们不仅一味搞示威游行，也着重与本地社会沟通。例如用“三步一叩”的方式来给香港市民讲解，韩国的农民在世贸自由协议下生计如何受到影响，甚至有的家庭也因此走上绝路。这也让香港社会开始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对于韩国农民多了很多同情。

如果你站远一点回顾，后来香港的社会运动，比如天星码头、皇后码头（2006年及2007年香港本土保育运动，源于政府计划拆卸这两个码头做商业发展，引发市民不满进行抗争，虽然两个码头最后被拆除，但也提高了市民对于文化保育的意识，反省以往只顾经济发展而忽略了文物保育的做法），或者不同社会运动的形式产生，不少参与者当时也有参与声援这些韩农，目睹韩国代表团参与者的模式和策略等，其实都受到一些启发，某程度上为香港的社会运动注入新的文化。

NGOCN：自雨伞运动到国安法之后，职工盟受到了哪些压力？能不能给出几个详细的例子？

蒙兆达：雨伞运动开始已经有伏线了，当时虽然没有国安法，文汇大公等官媒已经大肆报道职工盟勾结国外势力，收受大量外国资金，在香港进行他们眼中的“颜色革命”，也把我们跟国际职工盟（英文简称ITUC）的关系，作为攻击和抹黑的材料。甚至通过一些科技手段盗取了我们跟ITUC的劳工权益倡议合作文件，然后把这些文件在网上公开。

后来到了国安法立法后，手段更为赤裸和残暴，拘捕了我们最核心的领袖。国安法立法后，在官媒上的攻击直指我们违反了国安法，制造一种国安处惩处我们的舆论效果。放风说国安处已经正在调查我们了，随时采取行动。这种白色恐怖的氛围越来越扩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派出一些所谓中间人，要求约见这些团体的核心成员。我自己本人也被约见，不断盘问我职工盟的财政来源，与外国工会组织的合作文件，李卓人所扮演的角色等，企图罗织编造各种罪名，最后一次约见更要求我去见国安处。我不愿意透露任何内部的资讯，也拒绝见国安处。

后来职工盟就宣布解散了，但解散四个月后，留下处理解散程序的四个执委会成员也收到警务处的信件，按照社团条例，要求他们提交内部文件，包括财务、人事、与外国工会组织合作的所有文件以及以往多年会议记录等全部资料。但当时这些成员协商后，为了保护工会成员的安全，拒绝提交这些资料。最后他们被检控违反社团条例，每人罚款八千港币。但这几位执委成员随时都面临很大风险，比如其中一位被控告的执委黄迺元，也是职工盟的前主席，本来计划在今年五一以个人名义申请游行，但突然失联回来后又“自行撤销游行申请”，他也面对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即使他想履行自己的权利去举办游行，都被当作犯罪分子那样对待。

NGOCN：当时有没有人放风说，职工盟如果进行一定妥协可以换取生存空间？

蒙兆达：我想每个组织都有成立的目的和使命，如果这个组织失去了它的灵魂，他们的存在只有躯壳，是不会有意义的。一个组织的解散不代表整个运动的终结，就像职工盟在解散的宣言中也提到，社会矛盾是一直存在，这些矛盾也会产生工人的抵抗，只要有工人的抵抗，工运也会继续出现。虽然组织的形态没有了，但里面的内容和精神会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和发生作用。

NGOCN：现在职工盟有哪些同仁已经被捕了？都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呢？

蒙兆达：职工盟的秘书长李卓人在2021年开始，以多项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审判，合共被判入狱20个月。他原已完成刑期，但政权期在他坐牢期间却再加控另一项违反国安法罪，所以他仍然在囚等候审讯。前主席吴敏儿因为参与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也在2021年被捕（俗称47人案），并被羁押至今没有获得保释。

另外，职工盟前总干事邓燕娥，同时也是李卓人的太太，在回港探望监狱中的丈夫后，也被国安处拘捕，说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目前被没收护照，处于保释阶段。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位职工盟前主席黄迺元也被政权盯着（密切关注），在突然失联回来后，在情绪崩溃中“自行取消游行申请”。

NGOCN：在你的印象里，他们都是怎样的人呢？他们都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蒙兆达：他们都是常年投身工运的人，对工运充满热忱和承担，也不是轻易放弃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他们是我在工运道路的紧密战友，他们也让我看到人性里面宝贵的无私精神。为了工人运动，为了工人的尊严得到保障，他们牺牲和付出了很多。

这不只是他们所面对的牢狱之灾，他们将工运作为人生的志业。我也很惊讶，为什么他们可以常常那么乐观和精力充沛，为工运可以不眠不休地贡献自己，我想背后是有一种强大信念。在目前的艰难处境中，这种信念也是陪伴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吴敏儿在1992年就加入英国航空公司成为空中服务员，2003年，英航因为SARS影响而单方面决定扣减空中服务员第13个月工资的三分一。为团结抗争，吴敏儿筹组了“英航香港机舱服务员工会”，并于2004年向法庭申诉，向英航追讨欠薪，最终获裁定胜诉。但枪打出头鸟，工会同时亦成为公司打压的对象。双粮诉讼后不久，时任工会主席吴敏儿因以主席身分接受《苹果日报》访问被公司纪律处分。因为此事，劳工处成功检控英航歧视工会，并成为香港歧视工会定罪的第一例。

在控告英航克扣双薪和歧视职工会案件中，吴敏儿经历了很多波折。当时吴敏儿怀孕了，而且父亲也在这个期间去世了，她的个人情绪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她仍然咬紧牙关，继续坚持这个诉讼。她也曾经说过，如果她放弃了，就会纵容公司继续歧视工会。她对于（为工人）争取权利的执着让我印象很深刻，尽管个人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都没有放弃。

关于李卓人，我会想到2007年香港扎铁工人大罢工。在职工盟还没有介入前，工人已经有很多自发抗争，比如堵塞马路，与警方有冲突，以致警方禁止他们继续集会。（媒体）舆论也抹黑他们，说（这些工人）被人利用做违反社会秩序的事情，说我们在背后煽动。在社会舆论那么不利的情况下，当时作为职工盟秘书长的李卓人仍然很坚持帮助这群工人，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算是受尽千夫所指，仍然不会背弃需要我们协助的工人。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做劳工运动即使要面对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旁人不理解，我们仍要坚守劳工的立场和原则。

NGOCN：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无论去或者留都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你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有提到你来英国前后的各种内心挣扎，可以讲讲你当时的感受吗？

蒙兆达：刚来到（英国）时，觉得很失望和内疚，感觉背弃了一直并肩的战友。见到他们承受着很多压力，也看到政权的打压持续，他们随时可能要承担一些风险，自己不能跟他们分担，这是自己最大的痛苦。

也会忍不住质问自己，以前那么多年投入这个运动，一路从未间断，社会运动一直是自己不会轻易放弃的理想，现在这个抉择是否是在否定自己的过去。当中的失落感让自己处在一种低迷的状态，但后来逐渐有一些机会，让我可以接触到外国工会的组织。他们知道我是职工盟前核心成员，也想了解自从职工盟解散以后，香港的劳工运动情况和面对的挑战，所以我也有机会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会议和拜访，我也被邀请到不同国家进行演讲。这让我重拾一种信念，即使我离开了（香港），仍然有角色可以继续给香港劳工运动做贡献。特别是国安法下，在地的港人很难在国际层面继续发声，甚至跟外国的工会组织的关系也被迫中断。恰恰因为我不在香港，虽然我无法再直接组织工人，但我可以补位做国际联系的角色，继续将香港劳工运动的信息向世界传播。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让我今天面临流亡的处境，却也有一种新的使命召唤着我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