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主义藏在那个坑里

狂欢与烂醉——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从苏格兰幽静的乡间到东鲁尔工业区，各行各业的人们宣布战争可以结束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无聊和无产阶级生存的艰辛。可是，这枚硬币的反面，是无尽的死亡与虚无的静寂。国际关系学家用种种理论阐释国家间的冲突，但却没有人为国家本身作传。人们心甘情愿地依附在新世纪自己创造的巨灵预言上，妄想着宗教式的延续与不朽。在这现代性互动的复杂工程中，本专题希望能够探讨这个带着我们走向毁灭的结构与左翼事业的纠缠。或许在更新的论述和不断的揭示下，我们能够掀起这个幽灵肮脏的外皮。

文／卡乐比

但凡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络上，微博、知乎、虎扑，或者是天涯，都可以看得到泛滥的民族主义话语。甚至是新冠病毒都成为了民族主义渗透、升华的契机：当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人们似乎大多已经忘记了初期瞒报疫情的有关部门，忘记了小区里的哨声，忘记了说“世界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的医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让质疑的声音噤声，让我们歌颂，让我们感恩。

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公共讨论的空间，医生呼吁民众在疫情期间提高抵抗力，用牛奶鸡蛋替代清粥稀饭，都能被成千上万人口诛笔伐，民族主义的情绪汹涌，已经令越来越多的人不知如何开口说话。然而，对于这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民族主义幽灵，现有的分析却往往苍白。

传统的批判倾向于拥抱“官方民族主义”的单一叙事，认为是官方的爱国主义教育，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受官方资助的网络水军（五毛党），造成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拥挤。的确，官方推动的政治进程在新时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为了管制的需要，或是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官方的舆论导向往往利用民族主义的叙事转移事件的焦点（譬如对海外疫情失控的大肆宣传，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国内民众对政府早期瞒报疫情的愤怒，更平息了民间要求追责的声音）。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上层的引导与纵容如何能策动诸多自发的“五毛”，越来越多的民众为何重新拥抱了这种1892年开始的古老叙事，甚至以之为武器重新建构了舆论空间？同时，又是在何种的脉络下，官方要孜孜不倦的推动这一进程？

一些先前脉络的梳理

在回溯民族主义的时候，我们先梳理几大中国民族主义的脉络。

首先是许多人认为的历史问题。

从晚清的大中华区域文化共同体，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身，实际上与当下的民族主义是断裂的。被借用来构成民族认同的文化是一种曾经属于上层精英的贵族文化。这些文化（一种再造的儒家孔孟与文学碎片）以不容置疑的神秘主义姿态，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成为了市场化改革之后没落的社会主义和近来被官方抵制的西方价值观的替代品。

官方话术重新塑造了过去的半殖民历史，将简单的二元历史斗争叙述引入到全民教育和宣传机器之中，企图再造“国民共同记忆”。

21世纪初的冰点事件体现了官方对质疑民族主义的拒斥。冰点主编以体制内的身份撰写反思民族主义的文章，其结果是中宣部下达了关停的该杂志的指令，而同一时间的小报——环球时报——即使公然杜撰，却凭借其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受到了审查机关的肯定。

1989年的政治危机加深了官方对各种奇谈怪论的狐疑，而拥抱民族主义并将之与自身合法性捆绑成为了不二之选。

另外，在现代民族主义的生成问题上，除去反殖民的结果和官方民族主义的提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生成也是从毛时代的教育和公共资源普及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流动的产品。关于这个过程笔者认为和盖尔纳所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的描述比较切合。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劳动的分工逐渐细密，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之下，一个劳动者不能够像古代工匠一样，一生依附于一个行业（如一个木匠从小到大都从事木匠），而是会在不同的细密的行业穿梭。如一个大学学习金融的毕业生，可能成了酒店管理员，或者在千千万万的各种职业中跳槽。这样的劳动分工需要一个统一的、普遍的教育系统，教授通用的技能与语言（全国性统一教育考试以及普通话的推广）。这样的教育系统，通用的教材和广泛的义务教育学校，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方得以推行。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巩固私有财产的安全，更加需要一支高效的警察队伍、法律和统一的货币。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后，以农民工的流动和城市化的形式得以打破。各地的方言和民俗因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解体，普通话和现代娱乐成了无法避免的国民文化。

根据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论述，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宗教思想类似，它提供一种永恒的时间线和神圣的目的。民族主义视它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为一个有生命与使命的“大他者”，而相应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作为弥赛亚，呈现在赋予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和它的人民的天际线。官方的自我赋予深刻地影响了体制官员和它的人民，当人民给予正反馈的时候，双向肯定强化了这种渴望“青史留名”的心态。

与此同时，现代中国又恰恰处在消费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交叉時期。

2000-2014年空前的经济繁荣、广泛的自由市场改革与频繁的国际交流带来了新的乐观主义和政治冷感。资本主义的“美国梦”携带着娱乐化的消费，希望重新碎片化了政治叙事。也恰恰是这段时期，网络自媒体开始崛起，而审查技术尚不够精良。除了一些知识分子之外，网络自媒体在流量资本的诱导下，迎合公众猎奇需求，开始批量生产违背官方叙事的话语，并夹杂着我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野史”传统。这样的批量生产也为后来的话语反弹埋下了伏笔。

新时代民族主义

与自由派的预言相反的是，前期因人口红利和建设投资的边际效应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走入尾声后，中国并没有直接迎来西式的民主政治方案，而是步入了威权时代。

其实这并非特殊到在历史上无迹可寻。1980年上台的韩国全斗焕军政府，在韩国经历了朴正熙经济高速发展后，罔顾韩国社会的民主化呼声、反对党的压力甚至美国势力的影响，重新进行了保守化的威权模式改革，也即是我们今天所称新时代。

新时代政治并非兴起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恰恰是处于经济危机密布的转型压力之下。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共同特点是政治权力与经济特权的联合，而这往往在经济发展的前期积累大量的政治腐败以及官僚派系膨胀。当经济压力来临，政权外部危机显露的时候，政权内的强硬保守派往往会得到在任者的亲睐，成为继任者，他们往往有拯救政权的救世主情结和强人姿态。

新时代的任务是明确的，对内强有力地整顿懒散的官僚机构和腐败问题，对外强力镇压反对的声音、企图重新垄断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

而当制度鄙陋，无力根本性地改变基层与中央的权力网络时，大黄色的标语、个人崇拜（神化）和巍峨的党旗国旗与阅兵的仪式政治大行其道。而在经济方案上，他们却并没有办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规律，必须听取所谓的实干型“经济专家”的意见。逐利的资本仍然是逐利的资本。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改革方案赢得了一部分民心。无论是哪一边，对涣散腐败的环境阻碍了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是不满的。在2015年前后出现的“习大大”一词除了官方的诱导外，一部分人在这样的强硬保守派改革中看到了安全、稳定、和物质繁荣的前景，而衷心地认为“习”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领袖，在他们眼中，是能力赋予了他权力的合法性。这样的合法性再回潮，伴随着着审查、镇压、分化技术和力度的加强，在舆论空间中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信徒。

这也就是“小粉红”、“五毛”等等群体的由来，我们接下来谈谈网络民族主义的生成。

首先是政治环境的改变引起的资本引导方向的改变。

在起初，对放任、温和的政治环境，以及资本家与官僚环环相扣的裙带结构下，资本在大众媒介能够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目标，生产契合猎奇口味或是道德清高的文化产品。然而这样独立于官媒的存在显然损害了新的保守政治。

新的整治包括传统的关停整顿（关闭部分自媒体、大V、整顿南方报业），也包括运用反腐的经济问题，整治半体制的资本家本人（关于任志强案）和他们关联的附属学者，奠定新时代下商业资本对政治权力的从属地位。严打的同时也包括了对弘扬所谓“正能量”的鼓励。在得到“政治安全”信号和默许后，流量资本运用民族主义的叙事大肆生产阴谋论和谣言故事，与曾经官方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如出一辙。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疫情传播和香港问题之下，官方宣传和网络自媒体通过将所有矛盾转移到美国的方式，建构了“敌人”的形象。

得到默许的批量生产带来了大量观众、资本和利润，这进一步使得网络民族主义产品的再生产变得分工明确（参见批量生产公众号的自媒体公司）、精致、娱乐和耸人听闻。在官方的单向审查之下，不同的话语被筛选掉，网络民族主义得以被无限放大，成为一个虚假的主流。

在这样的政治、资本和历史脉络下，另一个促成新时代网络民族主义的背景则是一种奇特的群体心理学。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空间延展（横向和纵向），使得传统权力的惩罚机制消失，中国社会教育与收入水平差异巨大的年轻群体，以一种发泄式的口吻，宣示着自己日渐浅薄的个体表达。其次则是网络空间的实时性和激烈程度，使得温和理性的探讨氛围难以实现。与此同时，在群体情感和网络水军评论的感召下，个体要么落入了无意识的狂热之中，要么极端反感，而形成了与民族主义者相互挞伐举报的关系。

这样的极化加深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深刻分裂。短暂的政治立场转变为一种长期的、敌我辨识下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裂痕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极化和网络民族主义粗制滥造的狂欢。因为作为目标的“敌人”扣合了民族主义叙事的逻辑，以真实的有ID身份的内部“恨国党”、“公知”消弥了长时间“境外势力”的不真实感。同时群体举报的积极成果反馈和粉红内部协作的伙伴友情亦打消了反思的可能性。

威权主义的戏码并非是解决资本主义时代危机的长久之计。作为过渡而出现的威权改革，与其说是解救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灵丹妙药，倒不如说是饮鸩止渴的短效强心剂。在如今，它是作为一出滑稽的、中兴的回光返照而出演的。而伴随着威权改革走到顶峰的民族主义话语本身的排他性、内卷性和反智也将伴随着批量生产的滥造走向加速灭亡的快车道。

至于解决资本主义时代危机，这并非本篇文章所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