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那些被中國父母收養的日本遺孤

70年前的夏末，殘留在中國東北的155萬日本人隨軍潰退撤離。在兵荒馬亂之際，他們在異國的土地上嘗到了家破人亡的滋味，走投無路的有些關東軍部隊甚至下令所有日軍將士和家屬都必須自殺，連孩子也不能留下。據事後測算，至少有4000多名日本孤兒被中國家庭收養長大，成為戰爭遺孤。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那場戰爭中普通人命運的縮影：不僅是那些日本孩子體會到的生死悲歡，還有一些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展現出的最樸素動人的品質。

雖說「孩子是無罪的」，但在當時的東北，人們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盤踞在東北14年之久的日本勢力不必說深懷家仇國恨。在自己的國土上，中國人卻深受歧視，按偽滿時期的食物配給制，在學校里日本人吃大米、朝鮮人則是白米和高粱米各半、中國人只能吃高粱米，而且日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如果吃米飯就要受法律懲處（水口春喜《「建國大學」的幻影》）。正因此，據當時在東北的台灣人回憶，「滿洲人（東北人）外表看起來很溫和，其實他們的內心很反抗，我曾聽人說，如果自己一個人走暗路，很容易被滿洲人暗殺。」（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

戰後被中國人收養的日本遺孤，不少出身於關東軍家庭，另一些則出自日本的拓居民——此前為了將中國東北徹底殖民地化，1930年日本拓務省就已制定20年內移民100萬戶、共500萬人的侵入計劃，將之作為日本的最高國策。遼寧省內居住的日本人，從1930年的不足20萬暴增至1945年戰敗前夕的132萬之多。這些「移民」來自除北海道和沖繩之外的日本所有地區，往往是高度組織化的武裝拓殖集團，在各地打著「開發未利用土地」的旗號侵佔良田，組成移民團，以監視和鎮壓當地中國人（參見《偽滿時期中國東北地區移民研究》一書）。可以想見，對當地人來說，這些日本人也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移民，而是殖民者和潛在的加害者。但在日本戰敗之際，普通的中國人還是不計前嫌收養了數千戰爭遺孤，其數目之大，足以證明這絕不是一個偶發的現象；而這些中國養父母，有不少本身就曾是戰爭和日本殖民統治的受害者，例如收養日本遺孤的李淑賢，便是因被日本警察毆打流產而導致不能生育。

1996年，學者曹保明曾在吉林省採訪調查了16個曾這樣的家庭，寫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收養日本遺孤紀實》一書，忠實記錄了中國養父母用第一人稱敘述的追憶。可以看出，這些養父母基本上都是貧苦百姓，所記的故事也都很樸實，沒什麼戲劇性情節。在全書的16個故事中，只有4個故事的敘事者是養父，而其中2個之所以養父敘述，原因是養母已去世，因此這主要是母親的回憶，母親相對來說對養育的過程更加飽含感情。值得指出的是：被收養的多數是女孩，男孩只有5個，事實上，日本戰敗時留下的主要是女嬰，以至於日本政府將這一問題通稱為「殘留婦人」；在收養之際，這16對父母，絕大部分都是無生育能力、或因故喪失生育能力、或收養時不能生育多年的，這解釋了他們當時想得到一個孩子的迫切心情，並幫助他們克服了血統歧視；此外，雖然採訪對象是居住在長春的日本遺孤養父母，但其中只有1人是長春人，其餘的籍貫或是山東（5人），或是黑龍江，或是吉林農村，他們當初去長春的動機都是為了糊口，這表明瞭他們的貧寒處境。

這些回憶甚至在一些細節上也有類似之處，其中有4個故事，養父母都談到孩子剛抱來時又黑又弱，「洗了三盆黑水」。幾乎每一個故事裡，都強調從小對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強調讀書的重要性——然而，這些遺孤長大時正遇上文革，因此讀上大學的看來寥寥無幾。這裡側重的都是養父母（尤其養母）的單方面記憶，不僅重點都落在孩子的童年時代（這當然是毫不奇怪的），而且飽含著某種「情感記憶」，合乎邏輯的事實和細節不如感情重要。可以想像，如果我父母回憶起養育我的故事，其敘事結構也將大致類似。這類記憶通常不可避免總是感情記憶，我們也不可能以某些不符合事實記憶邏輯的細節來否定整個記憶（這正是現在一些日本右翼史家的行為），而且更重要的是：抹去記憶中的感情因素，事實上也將使整個記憶被抹殺。在電影《大魚》（Big Fish）中，兒子深深地懷疑父親敘事的真實性，認為都是乖離事實的誇張言辭，並因此認為父親的吹噓羅嗦使自己難堪。然而到最後，他終於明白，父親的這些看似充滿了經不起推敲的魔幻細節的記憶，遠比乏味的事實記憶要使人更意識到生命的價值。

在所有故事的敘事中，主要重點是兩個：如何收養到這個日本孤兒，以及1980年代後他們回國而引起的徹骨思念。所有這些遺孤在成長過程中都因自己的日本血統而曾遭到周圍歧視，而養父母維護的辦法往往是否認他們的血統；甚至當他們的親生子女質疑這些養子/養女的血緣，懷疑他們是「抱來的」時，父母還會回答：「連你們也是我抱來的。」

中國養父母在孩子的童年時代長期隱瞞其真正的血統，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這對孩子的人生無疑有重大影響。薩特在《對猶太人問題的思考》中談到，很多猶太孩子長期不知道自己的種族，家裡的長輩也對他們的出身隻字不提，但「不管以什麼方式，他們有朝一日必須知道真相：有時通過他們周圍的人的微笑，有時通過傳聞或辱罵。發現得愈晚，打擊就愈厲害：他們一下子發現別人知道他們所不知道的某些事，人家給予他們這種曖昧和令人不安的，在他們家不使用的形容詞」。中島幼八在《何有此生》曾回憶，一個日本遺孤在長大後拒絕認親，因為哥哥是「日本鬼子」。可以設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隱瞞孩子的真實血統，既是一種保護措施，也是一種不想被污名化的做法。

在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後，90%的日本戰爭遺孤都回到了日本。他們歸國後發起成立了「中國歸國者聯絡會」、「扶桑同心會」、「中國養父母謝恩會」等組織，投身中日文化交流或公益活動，例如笠冠尚章在長春建造了「中日友好樓」（也稱中國養母樓）。1999年夏，1450名日本二戰遺孤自發捐款建造的「感謝中國養父母碑」在瀋陽落成。有些人到日本之後又返回了中國——電影《清涼寺的鐘聲》所刻畫的並非沒有現實基礎。被內蒙的蒙古族收養的烏雲（原名立花珠美）就是如此，為了照顧年邁的養父母，她在日本生活數年後又回到了內蒙。她曾說，「是善良的中國農民把我從死人堆里救出來的」，「我是怎麼活下來的，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就是覺得回中國生活好，回到中國我的精神上才充實、愉快。」

但不可否認，也有不少養父母有不少都晚景淒涼。確實也有養父母對此表現出相當的失望，或者回憶起當初收養時就曾有人警告：日本孩子異族血統，將來不會養老，靠不住。雖然他們又都表示，並不後悔收養一個日本孤兒。無疑，日本遺孤之所以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議題，其原因當然是其血統，血統也是他們的原罪。但客觀上說，這些遺孤已經被徹底中國化，其思想行為反映的恐怕更多是一個中國人的行為模式。回到日本的多數遺孤都是普通百姓，在日本生存尚且艱難，遑論其餘？已有學者分析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遺孤，對養父母要相對比較孝順。這些顯然與血統無關。

在日本戰敗後，美國人也曾設法救助日本孤兒。1949年至1960年代中期的「精神養子」計劃救助了300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遺孤，但該計劃並非由美國平民家庭收養。1955年，《星期六文學評論》的編輯Norman Cousins發起「廣島少女計劃」，為在廣島原子彈轟炸中毀容的25名日本少女在紐約安排進行整容手術，但該計劃並沒有選擇那些面容嚴重受損的女性，整形醫生只選擇了那些手術成功可能性較高的女性。就像前些年登上《時代週刊》封面的「阿富汗割鼻少女」或遭塔利班襲擊的少女馬拉拉一樣，這些人道主義行動都被渲染為救助孩童和婦女、並關注她們的未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這些毀容或災難是由美國的戰爭行為引起時，計劃並沒有公開批評美國的核武器政策（見澀澤尚子《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想像敵國日本》）；但當加害者是塔利班時，他們則受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譴責。

相比起美國，中國的這些普通的養父母可以說做得更多。雖然他們收養這些孩子，並不是出於「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人道主義精神」這樣的大道理，他們常常只是出於一種樸實的本能反應或傳統信念（「我不能看著一個孩子死」、「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婦女Eglantyne Jebb曾組織援救歐洲大陸的兒童，當有人指責她的行為是為敵人提供援助時，她給出了一個著名的回答：「我沒有11歲以下的敵人。」她發起的組織後來演變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而1945年收養了一個日本女孩的李淑賢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相似的意思：「我恨鬼子，但我不恨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