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府告上法庭，反对转基因大米的菲律宾人在捍卫什么？
转基因大米到底安不安全？为何不能轻易上市？4月18日，菲律宾法院裁定商业推广黄金大米（Golden rice）违宪的判决，再次显示出社会各界对转基因主粮作物的审慎态度。
法院还勒令菲律宾政府撤销此前为转基因黄金大米发放的系列生物安全许可，并叫停一切相关商业活动。
这份长达143页的判决对原告方——以“菲律宾农民与科学家发展联盟”（MASIPAG）为首的民间组织和农民群体而言是巨大的胜利。这意味着造势炒作了二十多年的黄金大米被成功拦在商业化门槛之外，不能商业化种植和流通，更不能被端上菲律宾人的餐桌。
一周后，食通社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行业会议上见到了来自MASIPAG的依莱索·如佐（Eliseo Ruzol）和劳罗·迭戈（Lauro Diego），详细了解了这一胜利的前因后果。
现任MASIPAG研究员的依莱索参与了此次诉状的撰写，稻农劳罗则是在诉状上签名的农民代表。他们作为亲历者参与了一年多以来大大小小的庭审，见证了持续十几年的转基因黄金大米风波。
一、黄金大米：灵药还是毒药？
黄金大米，即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使稻米胚乳部分含有β-胡萝卜素，因其通体微黄而得名。
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会被进一步转化为维生素A，可解决在非洲和东南亚儿童群体中多发的维生素A缺乏问题。因此，自1999年被初次研发以来，黄金大米便被标榜为“每年可拯救百万孩童”的灵药，它的研发者英戈·波特里库斯也高调登上当年《时代》杂志的封面。
然而，灵药在亚洲——也是水稻主要生产和消费地区——的推广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来自至少8个亚洲国家的30多个组织很快就建立了“制止黄金大米网络”，从科学、法律、科普、群众动员和街头政治各个层面采取行动。菲律宾是反对最为强烈的国家。4月的胜诉只是这场持续20多年的漫长战役中的最新一场胜仗。
为什么黄金大米会遭遇菲律宾民众的激烈反对？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菲律宾科学家、公益律师和农民组织的密切合作。
一直站在反对黄金大米最前线的菲律宾机构MASIPAG由一群关注农业和农民利益的育种学家创办于1985年。当年，这群科学家发现，同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推广的以杂交水稻和农药化肥为特征的“绿色革命”不但没有让菲律宾农民走出贫困，反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公共健康、遗传资源丧失等问题。他们进而反思，到底什么样的技术能够真正有利于农业和农民。
很快，MASIPAG就成为一个以农民利益为先的NGO和科学家网络，通过开展生态农业和育种培训，让农民掌握生产的自主权。他们一开始就介入了反黄金大米的社会运动，在菲律宾的农夫市集、中小学组织了无数场公开宣讲和论坛。
劳罗就是在这样的宣讲中发现，辨明黄金大米的荒谬，需要的仅仅是一点常识。
“很多天然食物所含β-胡萝卜素都比黄金大米高，包括我们常吃的南瓜和胡萝卜，含量最高的是红薯。”劳罗告诉我们。“而且储存和烹饪都会加快黄金大米里的β-胡萝卜素流失。”
今年55岁的劳罗来自菲律宾中部吕宋岛。除了种水稻，他还经营着几亩坡地，种菠萝、木瓜、香蕉和各色蔬菜，是东南亚典型的传统小农：食物首先满足自己的需求，多余的再拿去市场上换钱。
一直在实践多样化种植的劳罗非常认同MASIPAG反对黄金大米作为营养解决方案的基本立场：从新鲜蔬果中摄入β-胡萝卜素，确保人人都能吃到健康且多样的食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营养不良和隐性饥饿。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事实上，每克黄金大米平均所含β-胡萝卜素只有3.57微克，是红薯173微克的一个零头。MASIPAG等原告方专家证人在庭审中表示，如果只靠黄金大米摄入维生素A，成年人每天必须吃掉20公斤米，相当于中国人均每年食用大米的1/3，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命的是，黄金大米不仅无法解决维生素A缺乏，还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MASIPAG的作物科学家麦地那博士（Dr. Charito Medina）在公开的毒理学报告中发现，黄金大米表达出的CRTI蛋白质与蛇毒中的三种毒素同源。他指出，大米是菲律宾人的主粮，必须就其慢性毒性开展长期喂养和代际实验。评估方只凭急性毒性测试结果草草得出黄金大米安全的结论，实在太不负责任。
除了β-胡萝卜素，黄金大米也表达出其他类胡萝卜素，它们是否会产生抗营养因子甚至毒性？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在21世纪初通过并生效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为《议定书》成员国，菲律宾有义务立法或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降低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
根据菲律宾现行法规，转基因作物无论是开展田间试验，还是作为食物、饲料或经加工后直接使用以及商业推广，须经农业部与各政府部门及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风险评估，才能获发生物安全许可（Biosafety Permit）。
2019-2021年期间，菲律宾农业部不顾民间反对声音，先后为菲律宾水稻研究所、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洛斯·巴尼奥斯大学发放了包括商业化黄金大米在内的4项生物安全许可。
然而，许可依据的各项评估都显示证据不足。除了上文提到的毒理学报告，MASIPAG发现由卫生部牵头的健康风险评估也是敷衍了事：问卷48个问题中有多达44项答复为留白或不适用。
此外，评估小组中也没有来自伊莎贝拉省——黄金大米试验田所在地的社区推选代表，不符合菲律宾的法律规定。
以上任何一条都足以取消生物安全许可的合法性。
2022年，在农业部系统中申诉无果后，MASIPAG和绿色和平等组织决定于当年的世界饥饿日10月16日提交诉状，以违反1987年宪法规定“个人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为由，将违规发放生物安全许可的菲律宾农业部、农业部种植办、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卫生部，及从事黄金大米推广的菲律宾水稻研究所和洛斯·巴尼奥斯大学，推上了最高法院的审判席。
二、潘多拉魔盒
推动反黄金大米公众教育的MASIPAG常常被对手方扣上“反科学”的帽子。
哲学专业毕业的依莱索2020年加入MASIPAG后发现，同事们远非“反科学”。团队成员不仅包括育种学家、生物学家在内的科学家，能仔细审阅相关的科学研究，而且在反对黄金大米的战役中，也紧扣国内和国际法律文件，把转基因推广方不负责任、不合规的做法曝光出来。
除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评估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还应考虑对环境、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的潜在后果。菲律宾法院认为，以MASIPAG为代表的原告方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陈述。
很多环保和保卫生物多样性的团体反对转基因的重要原因就是基因污染。在菲律宾的这次庭审中，原告方证人，有机小农杰泰（Mae Jethel Kapunan）也提出了他的担忧。
他25年前从常规农业转型做有机农业，主要种植黑米等传统品种水稻，并且取得了菲律宾有机认证。根据规定，他不得使用化学投入品和转基因种子。如果周边开始种植黄金大米，很难保证那些种子不会混进自己的稻田。另外，水稻虽是自花授粉，也有5%的异交率，如果出现基因污染，他经营多年的生意将毁于一旦。杰泰还担心，假如不分开加工，黄金大米一定会污染碾米的生产线。
根据规定，政府不仅要在发放生物安全许可前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发放后也必须实施跟踪监测，比如判定是否存在杰泰担心的基因污染的可能性。
此前，被告证人在庭审中多次表示黄金大米没有基因污染的风险，却在盘问中不得已承认，农业部还未实施相关监测，他的信息来源只是书面文献，尚无实证。
事实上，基因漂移导致的杂交污染很常见，也非转基因作物独有，但后者的不确定性和危害远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本来就有的基因型。
由基因工程引起的变异很可能影响任意一段基因或基因的调控序列，引起意料之外的基因变异，进而影响基因表达。形象地说，就好比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变异所引发的下一个连锁反应是什么。
以孟山都1997年研发获批的CZW-3转基因南瓜为例：植入抗病毒基因后，南瓜的β-胡萝卜素降低了68倍，钠含量则上升至原来的4倍。
●“多向性效应”也是造成意料之外变异的原因之一。图源：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编《亚洲水稻种植实践与反思》
黄金大米的微黄外表和产量降低也是意料之外的变异。据菲律宾水稻研究所最新数据，2022-2023年连续三个收获季，试验田黄金大米产量都没有达到宣称的4吨/公顷（相当于亩产533.33斤），比同基因系水稻亩产低1/3，出产折算市价后甚至无法回本。
MASIPAG的诉状还援引了1999年印度转基因抗虫棉的例子。在最初的设计中，苏云金芽孢杆菌蛋白（Bt）应该在棉花花苞中起到抗虫作用。两年后却证实，其基因表达转移到了根、茎、叶部分，结果造成棉花大规模减产，许多棉农负债自杀。有鉴于此，印度政府已经禁止了Bt茄子的落地推广。
充分听取双方陈述后，菲律宾最高法院于2023年4月23日做出了有利MASIPAG等原告方的裁决。上诉法庭更于今年4月18日维持原判，重申了审慎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如果在确定人类活动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则必须通过应用预防原则来解决案件。”
法庭进一步指出，政府的角色“不应只是批准现代生物科技的使用，而要为了人民的福祉，促成生物科技安全、负责任的使用。”
由于黄金大米和Bt茄子将被直接食用，消费监督机制也是本案的核心关注点。几位法官轮番发问，要求被告证人回答：消费者怎么知道自己买到的是不是Bt茄子？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如何有效投诉？
由于被告坚持这两种转基因作物和常规品种的“实质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没有建立任何标签和溯源机制，因此消费者无从分辨。
被告证人还表示，只有对评估文献提出反对意见，政府才会重新开启风险评估流程。说到这里，连法官也听不下去了，表示监督门槛高得有些不切实际了。
因此，上诉法庭同时发布了“持续履行义务令状”（writ of continuing mandamus）。这意味着举证责任从消费者和使用者，回到了转基因的推广者一方——除非呈上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无害的确凿证据，否则不予发放相关资质。
三、摆脱控制的出路
劳罗还有一个反对黄金大米的原因。转基因作物不能留种，而且存在基因污染的风险。他担心有一天，自己辛苦保育的传统水稻和茄子品种将被污染，他也被迫要回到外购种子的老路上。
当年，正是常规种植高昂的外部投入促使他向有机种植转型。
化肥50公斤，2000比索。种子，1500比索。劳罗扳扳手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指的是那几亩稻田每年所需投入。3500比索折合成人民币大约380元，考虑到他每个收获季还要给地主上缴8袋稻米，也算一笔不小的开销。
没错，劳罗是一个佃农。依莱索告诉我们，菲律宾的小农十个里有七个是无地农民，要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简直太中世纪了，对吧？”
从殖民时期开始，大地主就掌握了菲律宾绝大多数土地。解殖后的菲律宾政府多次进行土地改革，比如把实物地租降低到25%，并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卖给佃农，农民失地问题依然积重难返。
MASIPAG的长期合作伙伴“菲律宾农民运动”（KMP）一直活跃在为农民争取地权的前线。MASIPAG则另辟蹊径，通过连接科学家和农民，帮助农民自留自育传统品种，开展低投入的生态农业技术培训，让农民减少对化肥农药种子的外部投入品的依赖。
依莱索认为，拥有选择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自主权，农民的生计才能得到改善，这与为农民争取地权殊途同归。
这也是MASIPAG首任项目协调员，农学家佩费克托•文森特（Perfecto Vicente）曾对农民说的：“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免于化工和种子企业控制你的自由。这种自由既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特权。如果你能保留和培育自己的种子，你才是强大的。”
劳罗就是加入MASIPAG后学会育种的。他认为农民自己提纯复壮的传统品种适应性更好，更能抵御极端天气，“家人的粮食安全”才会有保障。
经过近40年的努力，MASIPAG培养了70多名像劳罗这样的农民育种家，成功保育了2000多个水稻品种，包括600多个传统水稻品种，506个农民自育稻种，以及1299个MASIPAG科学家改良的稻种。
四、持久战
接受食通社采访时，依莱索表示，这远非终极胜利，MASIPAG还要为可能到来的最高法院听证会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担心来自被告方的舆论反击和污名化。转基因的支持方既有财大气粗的农业化工种子公司，也有盖茨基金会这样的超级大金主。自从转基因问世以来，一直不惜斥巨资，通过各种宣传和法律手段占领舆论高地，通过高昂的法律程序吓退他们发展路上的任何阻力。
但无论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依莱索至少可以先松口气了。
在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逐年增长、转基因主粮作物商业化蠢蠢欲动的当下，依莱索还希望菲律宾法庭的判决能成为其他国家可援引的司法先例，比如因转基因玉米禁令而官司缠身的墨西哥。
2023年，墨西哥总统以转基因玉米损害本土传统品种和健康风险为由，禁止转基因玉米产品直接食用，这直接影响了美国每年50亿美元的出口利益。
美方抗议墨西哥此举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而国际上多个法律框架如《名古屋议定书》和《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公约》等，都为农民自留种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调停能否保障墨西哥小农和消费者的利益，依然是未知数。
依莱索告诉我们，MASIPAG不会止步于法律上的胜利。面对全球气候危机和层出不穷的虚假解决方案，以有限资源养活世界70%人口的小农应该得到更多支持。
因此，他们下一步要做的是积极游说，推动菲律宾农业政策向小农和农业生态学倾斜。正如MASIPAG在网站上所写的：
“通过投资于农民主导的举措
和促进优先考虑食物主权的政策，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更具弹性和公平的粮食系统
滋养人类和地球。”
感谢管奇（农民种子网络）和李舒萌博士，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支持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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