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高华-纪念高华老师逝世8周年
（文章写成于2017年12月26日，2019年12月26日部分修改；谨以此文献给对共和国史和党史研究作出不朽贡献的高华老师，高华老师千古。）
1991年8月19日，保守派官僚在苏联发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广播伴随着苏联爱国歌曲通过无线电传向世界各地，也传到了高华在南京的家中，他感到自己必须写些什么，在那一个夜晚，这位历史学家写下了日后影响深远的《红太阳》的第一章。
一、射日者高华
历史的发生往往蕴藏必然于偶然之中，大人物的风云际会改变了无数个体的命运。或许在那一个落笔的晚上，高华想起了小时候，他第一次质疑“伟大领袖”能否万寿无疆的时刻。这个右派子女从小生活在红太阳的光辉之下，刺眼的阳光伴随着他的成长，对阅读的痴迷和敏锐的观察力又使得他开始质疑太阳的升起，赋予了他照亮阳光下阴影的能力。于是，他的一生便是要搞清楚那刺眼阳光下被埋没的属于个人的悲欢离合，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他对于自己命运的回答。
高华的父亲并非知识分子出身，但作为革命的参与者，仍然在反右运动中被大为右派。因为这一出身，高华从小便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被禁止参加国庆游行、“大串联”，于是只能埋首书堆，在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安慰，幸运的是，他还保留有逃避在精神世界中的权利，他遍读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苏联和朝鲜的左翼文学作品，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拥有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超越国界的关怀；同时，精神的抚慰并不能使他逃脱现实的折磨，他活在的当下，是一个随处可以见到赤裸裸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他不得不见证红卫兵对上千”牛鬼蛇神“的游街示众，对南京大学教授校长的批斗。这样的反差，使得他更早的精神”脱魅“，认清革命辞藻包裹下的专制本质。正如他后来所言，”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和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流行的“四人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他们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米歇尔福柯说：“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不断地闪烁。” 或许支撑高华写作一本出版命运未卜的作品的动力正是这些“闪烁的记忆”。这是一本无法申请项目和经费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本私人著述，正如《史记》之于司马迁。高华自称是三中全会的孩子，他的命运也确实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改变，他考上南大历史系，在那个理想主义激荡的年代里，他和一群初生牛犊的同好甚至开始编纂《文革史》，直到撞上高墙，才知道革命年代不会这般轻易过去。那代人的青春被三中全会延长，却又在89年的那个夏天戛然而止。在那个幻灭与未知交织的90年代的第一年，他终于开始试图直视那太阳，那曾经刺痛又从未远离的红太阳。
这一写就是十年，这十年间，他在做着后来被人评价为“伟大”的事情，但当时面对的是陋室、职称、资金的困窘和“平庸”。所幸《红太阳》终于付梓，这本书审视了这个影响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时代，去追问他的源头。对于文革的浩劫，有人说根源在大跃进，有人说根源在反右，有人说根源在49年，但高华敏锐地将其追溯到了1940年代延安整风。高华认为延安整风升起了红太阳，而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与其有着相同的内在机理。
高华用这本巨著和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回答了那个徘徊在一代人头上的问题：一个多元、平等、令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乌托邦如何成为一个一元的、对组织高度依傍、对领袖绝对服从的专制社会的？高华分析道，在当时的延安，存在这一个多元的话语体系，第一个是“五四”的自由主义话语，第二个是俄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第三是毛的强势新话语。而毛需要建立的新的一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需要清除掉前两种话语的存在空间。在整场延安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和风细雨”的学习还是“暴风骤雨”的抢救，不能仅仅看做是普通的手段，它们相互配合，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从而确立毛“新解释”的至尊地位。一场包含利益诱惑、组织学习、公开自我检讨、向党交心和鼓励告密、酷刑折磨的运动后，一种崭新的、不容置喙的绝对服从一元体系大功告成。红太阳光芒万丈，笼罩着这片大地，如白夜。
二、烈日灼心
《红太阳》所带来的学术声誉并未改变高华现实生活的困窘，甚至把他推向更危险的境地。他少时即被烈日灼伤，自然深知时局的艰险。于是，他总会用各种书生智慧去避免烈日的直射，在《南方人物周刊》将他评选为“影响中国五十大公共知识分子”时，他急忙致电编辑删除自己的名字；在讲座中，他会用“毛主席”“刘主席”“老人家”来规避风险；课间，他甚至会询问录音同学身份以避免遭遇麻烦。这是一个被伤害者不得不进行的自保。他想要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就不得不尽量避免公众的目光，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危险。可即使这般小心，高华也很难在这白夜里以单纯历史学家的身份被官方看待，他的书籍几乎无法在大陆出版，他在调往华东师大的最后时刻因为不可抗力而未能成行，他依然居住在狭小的房屋之中，书籍堆满了房间的过道。他只能忍受这一切，为了继续做学术，为了继续解开心中的疑问。
这些或许在高华生命的最后阶段有所改变，在癌症治疗期间，他一反以往极少发表非学术类文章的做法，一连发表了对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和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的书评，其中流露出浓厚的感情，或许，先生已预感到时日无多。在《大江大海1949》的书评中，高华写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王鼎钧是由大陆“败退”台湾的知识分子，他的选择使他躲过了大陆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浩劫，同时却因为白色恐怖而长期遭受“审查”。高华在书评中对他有着深切的同情，也流露出当时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处境，“（王鼎钧）他说他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这些炙热的情感或许是高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借他人的经历抒发的自身感受，只是与王鼎钧和龙应台相比，他没有选择的机会，在红太阳下成长是他无法逃避的宿命。
病中高华遗憾的是“发现癌症之前，我对历史材料的洞察力刚好到了最佳状态！”，他已经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书编纂文革史的大纲部分，然而上天没有给他完成的时间。2011年12月26日，在这个他一生研究的红太阳出生的日子，高华离开了我们，床头放着北岛的诗集《守夜》，这是他最后时光经常翻阅的作品。
三、“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红太阳是否依旧当空？
高华先生逝世距今已有8个年头，众多学者也时常表达对他的纪念和英年早逝的遗憾。一位学者的逝世首先是对这门学术分支的损失，“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对于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的苦难和灾难的危险。”高华自己也说：“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将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为’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但高华之于当今中国土地上的人们，或许不仅是学术上的推动者，他的困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固然我们生活在后毛时代下，但那些宏大话语体系所塑造的符号依然存在，那些驯化的体制并未消融，或许我们从未意识到它的存在，却也不知不觉间成为其中一环。如我们上学时习以为常的当众检讨的方式是延安模式的产物，如曾经陌生过又再次变得熟悉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规矩”，如“公共知识分子”一词迅速得污名化，一切正变得可怕的熟悉。
每一代青年人都会自以为能摆脱历史的束缚，改天换地。投奔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带着“五四”留下的自由主义来了，被“‘不断革命’ ‘阶级斗争’ ‘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文革中渴望创造历史的青年行动起来了，在 ‘造反有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话语下陷入癫狂，又随着伟大领袖的坠落而幻灭。生活在“盛世中国”的这一代人，现在也充满着自信，自信未来的光明与中国崛起的美梦，然而，我们的红太阳是正在升起亦或落下呢？
高华先生一次讲座中曾说，他的父辈与自己这一辈，都是生活在革命年代的人，希望下一代人能走出革命年代。我们能说我们是与他们不同的一代人了吗？
“东欧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有人先 ‘走’的时候，大家都要提到‘接力棒’的传递，提到 ‘生者与死者之间是有契约的’。” “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额债务。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我们离开的人”。“每一个祭奠高华的人都有义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抗拒遗忘、抗拒说谎、抗拒伪造。”高华先生走了，他在烈日的烧灼下指出了白夜下的黑暗，他是燃灯者，使我们得以一窥神圣背后的掩饰。阳光下并无新事，它与所有未曾远离革命年代的人们有关，它与当今自知与不自知的人们有关，它与你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