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國不懷鄉
去國不懷鄉
所以，事情終於真的有點超過了。
我其實可以理解一定範圍內的愛國主義，就像我可以理解一定範圍內的宗教信仰一樣。非理性其實並不一定恐怖，但隨時有可能進入恐怖的階段。我自己的規矩是，任何非理性，甚至刻意去理性的信仰核心，只要掌握任何權力，就會造成恐怖。而這些恐怖其實並沒有比較的機會。一個家長的恣意妄為造成家中兒童的恐怖，以及一個國家在集權政體下造成多數國民的恐怖，甚至造成他國的恐怖，並沒有哪一個更不值得注目。層次拉近一點，家長在職場遭受到的壓迫，以及回家主動造成的壓迫，拿來比較哪個比較重要，也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問題是，我們要解決的是壓迫，還是以為世界上存在某種元祖級壓迫，只要解決這種，其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這種危險的印象，來自於百餘年間不斷強調反壓迫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的實現可以解決一切，到二十世紀中旬已經變成了空洞的口號，全面污染從女性主義到第三世界社會理論等新興的思考面向，不斷取消新興面向的重要性，認為某種百年不變的革命幻覺，可以包山包海地解決一切問題。父權會突然消失，工人會突然願意經營，人民會突然開始對文藝感興趣；這些都不曾出現在革命的進程裡，倒是有個國家的所謂國父，把這些洞給補滿了，產生革命/建設的軍政訓政憲政階段論。
但國家並不是一種大家定期賦權之後就可以一了百了射後不理的機關，或想像。只要二十年，無論是中華民（主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掉進了全面肅清的權力幻夢之中。而人民被不能沒有國家的思考框架所限，又被中華民族的美夢所迷惑，加上東亞國家紛紛採行國界即族界的均質化政策，導致國族主義在東亞的發展，還沒來得及扣上個人主義的視野，就一個接一個失去平衡，拱手讓國家與集體等概念搶佔一切革命的核心。以中國為例，結合某種版本社會主義革命的論述，摒棄最初共產主義裡與個人實現相關的概念，將集體性視為革命成分，其實是剝削初敗帝國的子民性格取利，取利不成又轉而怪罪國民成分不良，發起文化大革命回應肅清的幻想。在海峽對岸，日本軍國主義的成長與戰後社會的壓迫性格，雖然少了社會主義的論述主導，但也不會相差太多。
這讓西方在六零年代後重新區劃的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等範疇，在東亞或許能引起一些共鳴，但始終找不到更深廣的土壤。缺乏個人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辯證，導致任何進步運動或左派思想，隨時隨地都處在集體主義的磁力範圍之內。「集體實現等於個人實現」這樣的命題，缺少個體實現論述予以平衡，成為更純粹的訴求底蘊。這並不僅限於受到中國與日本等處歷史累積強烈影響的國民政府集權國家想像，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個人作為社會成分與集體功能元件來豢養並賦予實踐能力，並以集體成就與否作為個人善意標準的傾向，始終是最深的底蘊。在西方要用個人的實現來欺騙子民為集體或體制服務；在東亞則較傾向於以集體美好未來的幻夢引誘個人投入。換句話說，在西方偏向於用榮譽來誘騙個人效忠主權/體制，在東方則偏向把對體制的效忠偽裝成個人成就，來要求子民實踐。
不過說到這裡，只是辨識出相當細微卻概略的差別。舉個例子，高度強調個人成就與自理責任的美國主流思想，或許就很難理解凡事首先訴求中央集體分發的法國政治。
還是要回頭講國家/國族主義。在台灣，特別從十九世紀末起，在西方意義下的現代化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彼此催動，又要符應在地化的總體動員需要下，所發展出來的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兩個戰爭裝置，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各種元素的裝配方式，卻不一定能/需要徹底改換各元素的內涵。但在型構高度相似，裝置目的高度等同，歷史累積高度重疊的狀況下，這兩種意識形態卻成為自我對立的兩方。稍晚出現的台灣民族/國族主義，以及可能更晚出現的戰後中國民族意識形態，便也繼承了類似的，以同構異形為基礎的對抗原則。然而，無論是日本時代或國府時代，社會反抗國家機器的力量，初期皆包含了多樣的國族認同形式。日本時代因為戰爭左右而無法讓反抗力量實現，國府時期的承平，則讓反抗力量執政逐漸變得可能。而歷史經驗呈現的是，在反抗力量逐漸累積政治資本的同時，反霸權原則逐漸讓位給國族意識形態，乃至於反霸權結構中的其他力量邊緣化，讓主流化的台灣國族主義修改歷史累積的元素，成為反霸權的唯一正史表率。
時間快轉到今天，原本還帶有一點抵抗合法性的反霸權論述型構，在民進黨兩次執政，國民黨靠馬英九翻盤成功，統獨各方小黨搶奪詮釋權，以及網路政治社群與論述都逐漸成形的時候，可以說真正成為了反霸權 – —也就是霸權的鏡像而已。企圖搶佔政治論述核心的過程中，台灣國族主義又拾起了國民黨政府霸權的舊敵人：中國共產黨，並自詡為雄視東亞的自由民主燈塔。有個不幸的巧合，正好左右相反：以往是自甘新自由主義邊緣國度的國民黨政權，役使戰後中國民族意識形態，對抗社會主義非祖國；後來則是不斷強調自己非常偏左的民進黨政權，役使台灣國族主義社群去對抗不民主的資本新帝國。
以上說的都還是可以用原則理解的部分。比較嚴重的是非理性的部分，同樣可以理解甚至預測，但可能就必須採用行動者一般沒有能力或時間去理解操作的，較為後設的理路。
在這整個映射與對抗的過程中，無論意識形態講得多麽天花亂墜，終究還是要回到政治社會的基礎動員原則上。其中最有效的一種，無非是製造巨大的外在敵人。而且必須在感性上強化敵人之間的連結，壟斷對此連結的詮釋權，並不斷生產出各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符號鍊。日本時代有支那、有盟軍、有美國；國府時代有日寇、有共匪、有黨外、有台獨；自認還未執政的台灣國族主義，則有中共，以及一切跟中國沾上邊，因而可以大剌剌宣稱受到中國因素影響的人事物。另外還有某種奇特的中國民族意識形態回潮，不過後面都會再提到。
若要從歷史角度來理解不同時代的各大同構異形現象，鏡像投射是不可或缺的概念。有些現象比較明確，像是把共匪代換為中國的單純恨意，或者改個名字立刻洗白的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等等。較為不明顯的操作，則例如國府時代襲自日本時代的國民健康意識形態，或直到民進黨執政後仍然沒有更替進展的美式民主體制想像等等。直到今天各種混亂卻又自認為可以彼此呼應的各種宣示：戰後中國民族意識形態的三合一敵人、台灣國族主義的中國因素，以及回潮中國民族主義口中的美日帝國霸權，彼此大量拷貝論述形式，為了展現稀少的差異，戮力於比較誰的敵人最重要，最重要的才是敵人；明目張膽的程度，甚至使得「你也可以，為什麼我不行」、「你說我錯，但你更錯」之類的類比行為，從傳統上明確的卸責論述形式，一躍而成為大眾政治論述的主流。而因為意識形態的破舊而不斷在論述上犯錯的個人，更需要意識形態支持群眾的政治資本盲目灌輸才不致於失去合法性，因此對意識形態輸誠的行為，遠比論述反身性和自足性更重要。另外加上世界各大先進工業國度中，政治公關化的趨勢所影響，只要有一點短期效果的文本全數成為拼貼素材。無論是戰時總體國家動員用的視覺意象、法西斯政權的集體力量意象、商業廣告的隱惡揚善習性、將誇飾與轉喻實體化的文學手法，甚至喜劇表演中以突弟效果轉移焦點的表現方式等等，都在充滿想像力的權力位置掌握者手中得到充分的運用。
這也就是為什麼，日前對納粹軍服與鐵十字軍旗/日本軍服與帝國軍旗的象徵咎責，會顯得如此蒼白無力的原因。一切政治符號都在上述的操作之中鬆動，不再真的代表任何脈絡。當然這並不是近代才有的現象，只是在近代的知識傳播結構下，效果顯著地加強。另一方面，傳統政治裡就已經常見的偽善、掩蓋、犧牲他者、排斥異類等現象，進一步提供了將這類論述合法化的契機：宣稱州官放火，所以百姓也可以放火的，看似具有反抗性的聲明，其實也只是協助將這些原本由菁英操作的論述生產進行大眾化的發散而已。從諷刺漫畫到meme趣圖的繁盛、從以執政為主的政黨到四處林立的NGO型單一議題黨派、從說謊的政客到說謊的網紅，不過短短三四十年間，台灣民主化的進展，就從人人皆可政治的美夢，成為人人皆為政客的荒謬劇。
在這之下，是不斷繁衍的，毫無原則，只為了向意識形態輸誠的無意義政治論述。就跟向帝王或霸主輸誠一樣，向意識形態輸誠必須要能指鹿為馬，才是優秀堅強的好戰士。
說到這，那國族主義呢？
對我來說，基本上是這樣的：因為自古以來的無窮鏡射現象，到這個時代，敵人的定義只是時勢給定的目標，而原則或價值等概念，則一概貶值成勉強可稱為口號的空洞符號。三合一敵人之間真正的關聯是什麼？228跟白色恐怖為什麼會成為政治敵我辨識的關鍵字？我們是否能接受中國因素的任何一種定義？不包括通敵言論的百分百言論自由到底算不算數？如果自己歧視的對象可以被非人化，那是不是只要能非人化的對象就都可以歧視？如果說美國以文化和軍事霸權奴役世界，那中國又如何？如果說中國以自我檢禁和政治犯來控管人民，那美國又如何？如果說中華民國是個不存在的國家，那台灣共和國又如何？如果說台灣可以得益於開放並與中國結合甚至有以教之，那中國對世界又如何？
如果對敵人的指控，甚至無法用來說清楚自己的原則是什麼，那到底還想要怎樣？
這篇文章本來是想收在一些案例分析上的，但說實話，不管想要怎麼分析，總覺得自己過於認真地走進某種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