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被绑架了。”

在A的邮件里读到这行字，我真给吓坏了，不由得大叫一声“啊？不会吧！”同时脑子不太飞快地转动起来：被绑架了还能发邮件？电影里绑匪不都是通过电话要赎金吗？难道现在时兴通过电子邮件要赎金了？

而且我不应该是付赎金的那个人啊。

继续读下去，我才松了口气。原来A并不是真的被绑架了，而是作为密接或次密接，跟那些与他住在同一个楼里的人，一起被拉去强制隔离了。

让他愤愤不平的是，确诊病例因为住在豪华别墅里，反而不用被拉到酒店强制隔离，只需居家隔离即可。而他们呢，仅仅因为自己是“穷人”，住不起独立的别墅，只能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公寓楼里，作为密接或次密接，就得享受这样的“额外照顾”。

更何况，A其实并不是穷人，至少跟我比，他的月薪应该比我一年的收入还要高。我去年就挣了两万多块钱，还被扣了几千块的税（还好最近办了退税）。

A是我无意中认识的一位学者，前几年到中国做研究，供职于国内数一数二的某科研单位。我是因为一场尴尬的误会，被他们将错就错地拉去参加了某场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比较专业的会议，而跟A认识的，其实跟他也只有一面之缘。我能猜出来他的月薪可能比我的年收入还高，是因为一个跟他专业接近的年轻海归学者，有一次开了一台非常漂亮的越野车到我住的村子附近采集标本。虽然我对汽车的了解跟白痴差不多，但从与他同行的另一位学者口中，知道那辆车是比较值钱的。我觉得那位青年学者没有几十万的年薪，不可能买得起那辆车。A好歹是外国专家，收入应该比海归更高一点吧。

跟A见那一面，本来我以为那是人家出于礼貌应付一下我，好让我不至于感到过于尴尬，今后应该不会有联系了。然而，或许是因为我经常在荒山野岭瞎逛，又对华北地区的动植物有粗浅的认识，大概A觉得我对他们的研究有点作用，过了差不多一年，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邮件，问我有没有在野外看到某某物种。我说见过啊，在什么什么地方。他就说能把具体位置告诉我吗？哪天我带几个人去采点标本。我就说好啊，就把地点告诉他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跟他一起去采标本的中国学者那里听说，他们为了去那条山沟，跟看山的人吵了一架，好说歹说才让他们进去了。

对于这件事，A自己反而没有在邮件里说，可能因为吵架的不是他，他几乎不会说中文。

后来，我们偶尔会继续通过电子邮件联络一下。其实经常都是我发邮件问他是否认识我拍到的某种生物，然后过个十天半月或者一两个月啥的，他会回我一封邮件，告诉我那是什么，或者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估计那应该是跟什么什么接近的物种。我觉得这种问题对他来说太小儿科了，有些不好意思打搅他。

慢慢地，随着我跟A熟一点之后，互相也会聊一些别的话题，例如他跟我说他过几天要去看女朋友了，她在某个遥远的边陲地区工作。然后我一想，哦，原来她就是跟A主持同一场会议的大美女。后来A又告诉我，他女朋友去了另一个遥远的边陲城市。我心里想你们俩就不能待在一个城市吗？隔三差五这样飞来飞去，多辛苦啊。但是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我又不是他姑妈姨妈，就算是他姑妈姨妈，好像也没有资格随便指导人家的个人生活。

在这场瘟疫之前，A在中国的生活似乎很简单：做做研究，写写论文，每过上一段时间就飞到女朋友那待几天，顺便在那边采集一点标本。

2020年的春天，我收到A发来的又一封邮件，跟我讲述他在瘟疫爆发期间不可思议的经历：在中国正式承认瘟疫和北京出现第一个病例之间的某一天，他刚代表他在中国的这家科研机构，飞到南半球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由于自己的工作单位在中国，为了到一个亚洲国家参加另一场会议，不得不在欧洲待了几个星期，最后居然完好无损地回到中国。我说你真行，别人都吓得不敢出门，你居然还满世界乱跑。他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可思议。

然而，随着瘟疫一轮接一轮地不断袭来，A在中国的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健康码刚推出来的时候，还不太完善，没有给外国人用的健康码，搞得他去商店买个东西都去不了。

后来国外的疫情越来越难严重，中国为病毒溯源的事又跟美国闹得很僵，连累他这样的外国人出门都要担心受歧视。有一次他说自己出去办了点什么事——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中国人嘛——结果有几个中国人一看到他，明显给吓坏了，就好像他们生怕他有病毒会传染给他们。

再后来，他们单位附近闹了一场虚惊，但可能因为他是外国人吧，结果被中国的防疫人员故意刁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作为学者，他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研究、论文、学术报告、野外采集……然而他的工作计划却因为这场瘟疫被一再打乱，我能够感觉到他的焦虑。

而这一次的被强制隔离，大概是A能够忍耐的最大极限了。他在邮件里跟我大诉其苦，怒气冲冲——尽管他把这段极不愉快的经历放到邮件的最后部分，却用了最长的篇幅。他跟我说，等强制隔离结束，差不多就到他回国探亲的时间了，这期间他一点工作都做不了。他说，在“他们”变得成熟一点之前，在“他们”重视普通人的生命甚于重视“他们”的面子之前，他简直不想回到这个国家继续工作了。

在上上一封邮件里，他才刚刚跟我说起他去年在门头沟发现了自己研究的物种。那个物种活跃的时间很短，如果没有这次强制隔离，他本来是有机会在4月上旬和中旬再去门头沟寻找那个物种的。等他探亲回来，再隔离两三个星期，那个物种的活跃时间就过了。看来今年他没有机会在野外看到他的研究对象了。

得知A并没有真的遭到绑架，我如释重负。但是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跟他说比他倒霉的大有人在吗？还是告诉他，我一直觉得这个国家充满荒诞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他现在已经够恼怒了，我又何必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强加给他。

思来想去，我只好假惺惺地问他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如果缺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他在网上订了送过去。我猜他并不真的需要我的帮助，说不定他在北京认识的人比我认识的还要多呢。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命海心地跟他说了说我对中国未来的担忧。我其实蛮赞成他暂时离开这个给他带来种种不快的国家。可是，“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得成熟一点，才会重视普通人的生命甚于重视“他们”的面子呢？我忽然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日子。

而我之所以愿意跟A分享他的研究对象的分布地点，其实是有一点私心的。我希望通过他们的研究，能够唤起公众对这个曾经很常见如今却十分罕见的物种的重视，如果可能，甚至可以为它们专门设立一些小型保护区。

如果A没法继续他的研究，我的这点小九九、小算盘也要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