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的制宪与行宪》

民初的宪法秩序，被北洋军阀轮番祸祸，导致法统中断。就算要搞法统重光，也不知道该恢复哪一届的总统和国会，因为反复军变，导致了总统和国会的任期都紊乱了。

孙文被逼无奈，南下广州开府，试图北伐中原，重开法统，为那个被军阀兵痞强奸的共和，讨回公道。

但孙文既然举兵，说要恢复宪法秩序，自己也得给出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孙文为此创立了一个学说，叫：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

广东革命政府以武力扫除军阀，底定全国大部分地区，是为军政。

而后成立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一党监国，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行国会职能，期间训练民众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权利，协助大家筹办地方自治……是为训政。

孙文为避免自己的党，在自己死后，以训政为名，窃据公器，永远不还给民众。于是留有遗训，训政只可六年。

训政六年之后，要举行大选，选出国民大会，表决通过宪法草案，再依据宪法选出总统、副总统，组成文职政府。然后国民政府再于三个月内解职，向民选文职政府交权。此即为宪政。

孙文死后，蒋于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但期间，内乱外患不断，没法好好训政。

一直拖了整整九年，拖到了1936年，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看不下去了，他作为立法院长，于当年5月5日捣鼓出一部《五五宪草》，交给蒋，二人协商，准备明年举行大选，表决宪法。

应该说，《五五宪草》是强总统制的，不尽符合孙文的均权制原则。但没办法，当时面临战争压力，不搞强总统制，也不行。

结果，就在他们准备举行大选的第二年，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抗战全面爆发。

这下好了，民主进程又只能中断。

如果没有日本入侵，1937年本该是大选之年。会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届普选。

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普选。本该是1937就开选的，因为抗战，被推迟了。

当时，南京被日本人屠了，蒋撤到了重庆。重庆又成天被日本人轰炸。

蒋仍不死心，他下令在重庆修建“国民大会堂”，模拟制宪。因为一旦抗战胜利后，真要举行大选，选出国民大会。全国两千多个县，选出两千多个国大代表，大家方言不通，甚至还有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大家如何能在一个庞杂到极点的大会堂里议论表决？这都是具体的会务问题，蒋不得不早作准备，不敢让民主的大典，办成闹剧。

结果，他修建的国民大会堂，被日本人炸毁。他又下令重建，又被炸毁。这时候，他为了节省水泥，不重建了，把模拟制宪的会务筹备工作，转入地下室进行。

他在重庆，还筹办了知识分子的“宪政期成会”和地主乡绅的“地方自治筹备会”。他在灭国之战的生死关头，仍在推进筹备宪政。

当时抗战军队的饮水杯上，一面国旗的两侧各四个大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抗战，就是抗日战争。建国，就是战后要制宪行宪，建成民主国家。

蒋当时放出话来：同胞们，我知道大家被训政训得已经不耐烦了，我保证，抗战胜利后一年内，立即举行大选。

1945年，日本鬼子报废。所以才有了1946年，在满目疮痍的战后废墟上，他顶住巨大的内部压力，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坚持举行大选。

经过八年鏖战，军队也打垮了，经济也打崩溃了。

战后，不仅共军膨胀起来，桂系也膨胀起来了。

就黄埔中央军嫡系，受伤最重。其实，戴笠和白崇禧，都反对蒋仓促开放宪政，因为内乱未靖。

但是没办法。再这么拖下去，不光社会上那帮知识分子要埋怨“行宪无期”，老蒋自己也实在是受不了了。

蒋在1946年举行大选，是豪赌。

如果他不那么急切地开放民权，可能军事败北没那么快。

但如果不在那一年开放民权，也可能照样军事败北，那样的话，他再逃到宝岛去，就没资格宣布自己是"中国总统"了，也没法召集全国性质的制宪大会，来制订"中国宪法"，那么冷战后，蒋家要开放民权，也将没有法理依据。

1946年11月，雅尔塔密约被媒体曝光。但这时候，制宪已经在轨道上了，不能中断。

早在二战期间，蒋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一起在埃及，出席了开罗会议。

但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另外三巨头，在伊朗德黑兰，达成了雅尔塔协定。

这一次，他们没有邀请蒋出席。

那天夜里，蒋在日记里写了"他们难道真要谋我中华吗？"

他们确实是要谋我中华，罗斯福和斯大林谈妥了。根据雅尔塔密约，斯大林把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红色游击队放弃掉，西欧交给美国搞自由世界。

美国卖蒋府，东亚大陆交给苏联搞赤化。

所以，在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美国国会借口蒋府独裁，通过了制裁法案，对华武器禁运。

蒋的那些美式装备，由于没有了相应型号的弹药，沦为烧火棍。

而苏联把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家底，给了毛。

"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另一面，是"喀秋莎打败了中正式步枪"。

1946年12月25日，宪法三读通过。

1947年1月1日，宪法全文公布。

1947年12月25日，宪法正式生效。

当日，国民革命军 改称 中华民国国军，仍简称 国军。

兵权不再是党的，而是国的了。

1947年12月25日，训政结束，宪政开始，他不能随便钳制舆论、不让人说话。

但内战已经爆发，宪法却无紧急状态条款，他无法依法启动战时戒严体制。

直到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才给宪法打上了补丁。

但这时候再戒严，已经晚了。

蒋在那三年，等于是"军事溃败"与"民权开放"之间进行了一场生死时速。

1948年行宪国大，蒋当选总统。标志性中国有了民选政府。

蒋当选总统后，又再度冻结民权，依据的是1948年4月由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的通过，补上了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的缺失。

台湾后来解冻民权，两个标志性事件，也是蒋经国于1988年以总统令的形式废止《台湾省戒严令》，李登辉于1991年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说，1946年制订的这部宪法，是台湾能够顺利和平民主化的基石和远因。

1946那一年，投票率不高，但还是举办了普选的。当时领先欧美。因为欧美在1946年，并不都允许女人或黑人选举与被选举。

孙文的民权主义，是明确要求普选的，就是不管穷人富人、男人女人、汉人番人，只要是中国人，都有权在中国选举和被选举。

而宋教仁在起草约法的时候，因为主张暂时不给女性选举与被选举权，而遭到一名女性革命党人登台殴打。

1946年和1948年选出的国民大会，都有保留席位给女性代表、少数民族代表。

当时国民大会代表到南京集合报到，女性代表有专门的宾馆下榻。

当时高度自治的西藏方面，也通过本土方式，选出了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投票。

他们是通过当地传统的"僧俗民众大会"选出的代表。

所谓"僧俗民众大会"，藏语叫"春都杰措"，一般在达赖圆寂后召开，推选摄政，摄政的职权到新一辈达赖转世灵童长大到14岁的亲政年龄为止。

国民党仅仅有权指定200多名代表。但制宪国民大会，总共两千多名代表。

后来突尼斯在茉莉花之变后，其制宪会议，也是各大政党制订代表，并非全部制宪代表皆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

彼时，新疆王盛世才也被国民政府"杯酒释兵权"，被平级调动为林业部长。故而新疆方面也颇有少数民族代表参与制宪国大。

台湾当时选出3名代表，其中一名是原住民代表。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蒙古没选出代表参与制宪。苏联控制下的旅顺、大连，也没有。

当时，制宪国大发生争吵，共的代表们指责这一届国民大会是蒋一手包办，不能代表真实民意，并带着民盟代表们一起退出会场，表达抗议，抵制这场制宪会议。

但留在会场内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们，仍然构成制宪所需的法定多数。

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受命主笔这部宪法。

早在梁启超的进步党被北洋军阀操纵选举搞报废后，倾心于进步党的文人，组成了非组织化的"研究系"。在研究系文人当中，有一名佼佼者，就是梁启超的弟子，德国留学回来的宪法专家张君劢。

张君劢是旧上海的著名宪法学家，他的妹妹张幼仪，就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可惜遇人不淑，被徐志摩这个渣男给抛弃了。但张君劢还是爱徐志摩之才华，仍参加了他和陆小曼的婚礼。

张君劢由于有德国留学背景，对一战后流行于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颇多。

所以在国民党一党"训政"时期的党禁报禁之下，张君劢跟张东荪等人，私下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

但当时国民政府由于和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素有旧怨，就把张君劢的杂志《新路》给停刊了，把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给充公没收了。还一度绑了张君劢，导致他在被关押期间，落下了终身的腿疾。

但抗战爆发后，蒋府急于团结一切国内政治势力，以求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为此，召开了"国民参政会"，跟曾经的仇敌青年党达成了和解。张君劢和他的国社党也由此契机，和青年党一起得到了合法化的承认。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张君劢代表中国，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张君劢也于1946年，带领国家社会党，和另一个研究系政党，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较有影响力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了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并亲任党主席。

起初，民社党也是张澜的民主同盟的成员。但由于张君劢坚持参加蒋府召集的国民大会，不惜退出民盟。

张君劢在红蓝对决、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试图从中调和、力挽狂澜，提出"民主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

所以张君劢在主笔宪法的过程中，没有采纳1936年5月5日，由时任立法院长的孙中山公子孙科所领导起草的《五五宪草》，而是以大量体现共及民盟的诉求的《政协宪草》为蓝本。

相比起《五五宪草》，《政协宪草》的特点就是更加强化内阁权力而削弱总统权力，更加强化地方自治而削弱中央集权，更加强化直接民主而削弱间接民主。

这当场在制宪国大的现场，引起国民党代表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换掉张君劢这个制宪主笔人，回归《五五宪草》。

最后，老蒋亲自对国民党代表团发表讲话，劝大家勿以一党之私而妨碍国家制宪大典。这才导致了张君劢主笔的46宪法，竟能如此自由、开放、宽松。

渡江战役开打前，毛提出停战条件，当头一炮废除伪法统，也就是废除这部宪法。

还要惩办战犯。43人的战犯名单里，一号战犯当然是老蒋。最后一名战犯就是张君劢。

后来，共军打下整个大陆，宣布参与制宪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为非法党。

这三党一起退入台湾。

台湾在两蒋戒严时期，有所谓"党禁报禁"。也就是只有这三个合法政党，不得成立其他的政党。

所以两蒋时期的台湾地方选举，也就是这三个党在玩。那段时期，青年党和民社党都有人当选过县市长，当选县市议员就更多了。

这里提到的青年党，也交待一下。

青年党曾经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站在北洋政府立场上，跟国民革命军打。是字面意义的"打"。

后来蒋发动清党，对共翻脸，青年党才单方面宣布不再与蒋府作对。

青年党就是为抗赤而成立的。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里的"醒狮派"，他们在巴黎留学期间就跟伍豪率领的"国际派"互相杀戮清洗。

进步党除了反袁护国的时候，让蔡锷率先掀桌子。大部分时候，梁启超-张君劢一系，都是老老实实走议会道路的。

但青年党不一样，青年党作风很铁血，他们在抗战时候，是真的跟日本人拼刺刀的。

后来蒋毛对决，青年党也杀了不少共军，甚至夺军械库。

在1948年召开行宪国大的时候，要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1948年和蒋竞选总统的对手是居正。

居正在抗战爆发前，在上海密谋反蒋，被人告发，蒋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做掉居正。

结果京沪警备司令，把居正关押，但不杀。居正就在囚室里抄写《法华经》等死。

抗战爆发后，蒋和居正和解，一致对外。

最后，蒋得票两千多，居正得票几百。

在副总统选举环节，六名副总统候选人，除最热门的孙科和李宗仁之外，另有四名非热门副总统候选人。

其中两名国民党人，一名民社党人徐傅霖，一名无党籍东北满洲人莫德惠，老姓莫塔哈里。

热门候选人李宗仁和孙科之间的选战，几乎全盘复刻西方那一套。

李宗仁的媒体抨击孙科包养小蜜蓝妮，孙科的媒体质疑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捷虚报数据、夸大战果。

最后，蒋支持的孙科落选，蒋所厌恶的李宗仁当选。

丢了大陆后，那一波民主转型的参与者，各自终老。

宪法之父张君劢去了美国，自封"第三势力领袖"，他既不满大陆这边，也不爽蒋在台湾搞戒严。但这时候，他一介文人、光杆司令，实在独木难支。

他一度回到台湾去参加民社党的大会，劝说同仁们保持团结，避免了民社党因受到丢掉大陆的强烈刺激而分裂。

张君劢的晚年是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大学里讲学，以及在美国大学讲学度过的。期间，国民党的北美党部听说这位宪法之父在美国过得很清贫拮据，还寄了一笔钱给他，被他如数退还。

当时毛也在会议上讲，张君劢对国内知识分子群体影响比较大，所以也让西藏工委主任张经武将军，派人去印度找张君劢。当然，也被张君劢拒绝了。

张君劢死后，民社党的精气神就没了。台湾解严之后，各种政党冒出来，民社党也由此逐渐被岛内主流社会遗忘在角落，并且还经历了若干次内讧和分裂。

蔡英文当局的内政部，在清理僵尸政党的专项整治活动中，把那些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的空壳政党都给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其中，竟然也包括民社党。

青年党至今在台存在，并有活动，他们现任主席是位女士，他们仍念念不忘要反攻。

青年党创立者李簧晚年到宝岛安家，经国赏了他一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虚衔，给他养老。

比如蒋在当选总统后，迫于压力，宣布“引退”。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权，称“代总统”。

当时李宗仁就说了，啥叫“引退”？如果引退等于辞职下野，那我现在应该是“总统”，而不是“代总统”。

后来李宗仁长期滞留美国不回来，蒋在台湾“复行视事”。

当时就有人追问，你不是“引退”下野了吗？怎么又没经过国民大会再次选举，就又当上总统了呢？

那时候，司法院长王正廷对媒体表示，“引退”不等于辞职，是总统受到人身胁迫，无法行使总统职权的一种避让，现在该人身胁迫已经消失，“复行视事”也是理所应当。

老蒋和王宠惠等于在宪法条文之外，开创了一个叫"引退"的宪法惯例。

1946年宪法，规定了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但蒋却在台湾连任五届总统。当时也有人撰文反对他“非法连任”。

但同样司法院替他打圆场，说“根据《动员戡乱时期特别条例》，总统扩权，不受宪法的连任限制”。

总统这个职权，在戒严体制下扩权，就一定意味着同一个人，可以突破连任限制，超过两届担任总统吗？

反正司法院这么解释了，你不服也得服。

普通人怎么理解1946年宪法的条文，都不妨碍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掌握最终的宪法解释权

这就如同美国有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说的：

联邦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并不因为绝对正确而最终有效，但却因为最终有效而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