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是怎樣煉成的

鄭州水災，是天災還是人禍，相信大家心裡有數。而今次台灣人與香港人普遍都不願賑災，除了認定捐款只會落入中共貪官口袋，也可能反映著一個疑問：中國人值得同情嗎？

西方左膠政客總愛説區分中共與中國人，反共不必反中，還會替中國人美言幾句或表示同情。然而近年各國民調均顯示，大部分民主國家的人民對中國的反感比例過半(甚至高達八成)，這種觀感相信源自他們日常跟中國遊客及移民相處的經驗，也受中國戰狼及五毛的網上言論影響。

許多人同情中國人，說他們在極權統治之下，人權被剝奪，沒有言論自由，經常被割韭菜，是受害人。那我要問：為什麼他們甘願當五毛或小粉紅，不斷攻擊民主人士，詆毀香港抗爭者？那些身在外國享受自由的中國移民或留學生，為何仍然為虎作倀？

然後又有人為他們辯解：這些中國人自幼被中共洗腦，即使在外國接受過文明教育，黨性或民族主義仍然根深蒂固。又或者他們受極權脅迫，要說言不由衷的話。更甚者他們可能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成為受害受用犯賤犯到被虐成狂的共匪同謀。

好了，那我再問：那些為數不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社會賢達，學富五車也好，家財萬貫也好，甚至曾經是民主鬥士也好，為何最終都竟然出賣靈魂，甘願為中共奴，食相還要如此難看？如李天命，頭腦出色的哲學大師，大半生淡泊名利，卻在晚年表示「敬共」，口誅筆伐抗爭學生。我實在想不通！

想不通，唯有參考一下智者之見。

其一是倪匡。他在衛斯理小說《病毒》中設想奴性是一種病毒：

「當一群人，多少年來，都受奴性病毒的毒害的情形下，你試試去叫他們挺起脊骨來，堂堂正正做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他們會笑你是傻瓜，他們會告訴你，在強權面前，最好是自動下跪，叩頭如搗蒜，千萬別和強權作對，和強權作對，沒有好處。很幸運或是很不幸，有極少類人未受奴性病毒的毒害，勇於和強權對抗，這些勇士，不僅犧牲，也成了受奴性病毒害者的笑柄。」

「人類中的強權者，歷代的帝王強人，也同樣是病毒控制下的工具，他們充當作病毒的工具而不自知，他們只不過是病毒大舉入侵之中的『人奸』，中國的帝王自稱『天子』，說自己『受命於天』 — 他們真的是受命於『天』，不過這個天，是天字第一號病毒，病毒通過了他們，去殘害更多的人！而有很少數偉大而又清醒的人，竟然突破了病毒的圍困，回復了人類本來應有的自由、平等的想法！」

衛斯理小說最常以外星人解釋各種不可思議的現象，這奴性病毒是否外星人放在地球上為禍人間的，不得而知。但人要怎樣才能根治早已潛伏人心的奴性病毒，似乎沒有必準的秘方。

另一個洞見，來自16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的著名論文《自願為奴》（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拉．波埃西相信自由是人的天性，臣服於暴政的壓迫與奴役，只有可能是因為習慣，以及不自覺於被奴役。除此之外，愚民、造神與利益，也都是統治者悄悄播下的奴役的種子。

對拉．波埃西而言，改變無須流血，只要人民收回賦予統治者的權力，只要想起自由的美好，只要有恢復自由的意願，以非暴力與不服從的方式反對暴政，你我就脫離了奴役。

《自願為奴》的論調似乎比《病毒》樂觀，認為人只要放下被奴役的習慣，就能令暴政瓦解，回復自由社會。我想起電影《十年》這金句：「千祈唔好慣晒呀，就係因為我哋乜嘢都慣晒，先搞到你哋咁。」但就以香港為例，習慣奴役的人仍然嫌多。即使是接受西方法治教育的法官，都可以不顧公義，無恥地當上黨安法指定法官，判唐英傑有罪！

香港的下一代，如果自幼受極權洗腦，要擺脫奴役習慣就難上加難。別低估人性的軟弱，奴性的肆虐。不甘為奴而為人父母的香港人，請儘快帶同子女離開這個Matr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