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從容的過程—— 天津演講：胡適對我的影響（一）

我非常高興，這是第一次到天津來，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跟各位交流，非常感謝大家，尤其是有聽眾從市區裡面花一兩個小時趕過來，因為我們也沒有做太多的宣傳。

說到講胡適先生，能講的東西太多了。我在網絡上做了一個調查，我說，我會受邀請作一個演講，這個演講我想了兩個題目，第一、胡適先生對我的影響；第二、胡適先生對這個時代的意義。然後網絡上很多人提議講前者，當然也有很多人說，講後者，還有人說，你最好是兩者都講。

其實，要講胡先生對我的影響，我覺得一兩個時辰是不夠的；講胡適先生對這個時代的影響，一兩個小時也是不夠的。我希望在這一兩個小時當中，能夠盡量多地講胡先生對我的影響，再順帶地講胡先生對這個時代的意義。這樣的話，使大家對胡先生有一個如臨其境的認識。

什麼叫如臨其境？有很多人說，胡適是民國時期的人，對不對？他有25年生活在美國，生活在大陸的時間雖然也佔了很大一部分，但是他是民國的。也有很多人說，只有民國的那個時代才能產生胡適，我說，不對。是的，到目前為止，這個判斷基本上沒錯。

但是我認為，這是在逃避我們的責任，逃避我們成為胡適這樣的人的一個推脫責任的方式。有很多人說，這個時代不可能。是，這個時代要艱難得多，比民國，比魯迅先生逃到租界去寫作的情形下，受到的限制還會更多。然而，這個時代也有和胡先生、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他們那個時代相比不具備的一些好處。比如，我們這個時代有網絡，發表文章、保存史料的場地更多，而且不會輕易被銷毀。

所以說，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不幸和幸運，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既然我們面臨著這樣一個時代，我們身處其中，從某種意義上講的話，抱怨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對於我來講，最重要的是參與其中，你在跟別人講的時候說，OK，我曾經做過。

那有人會問我，你認為民主自由多久會實現？我說，我不是巫師，不會打卦，我每天做一點，寫博客寫了五六年，我下面的標籤名叫「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日拱一卒」就來自於胡先生的名言「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功不唐捐」就是做了的事不會白白做，就是說，你要結什麼果，就要種什麼樣的瓜。對，這又是胡先生的名言，那我就由此想到胡先生對我的影響。

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接觸胡適是比較晚的，而且我們中學的課本當中，只選魯迅先生的課文，至少我讀中學的時候是沒有讀過胡適先生的文章的。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的文章，課本里有《紀念劉和珍君》、《「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等等。那麼，是否有人想過，官方為什麼要選魯迅的文章呢？

我們身處的時代，有人就說魯迅的課文不能選。錯，從原則上講，誰的課文都可以選，但是選什麼很重要。如果我來選魯迅先生的文章，我來編選語文教材（因為我在研究百年中國語文教材的變遷，所以我對語文教材相對比較瞭解），我基本上不會選《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也不會選《「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和《友邦驚詫論》。我會選《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這樣一些相對說來是講究美、講究人性而不是講究仇恨的那一部分文章。

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講，一開始就學《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樣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課文，不僅一個人的仇恨會伴隨他的一生，而且學會了謾罵和枉顧事實，但也有很多人以能寫這樣的文字，視為表達自己才華的不二選擇，並且為此自高。也有很多人一輩子都這樣，從沒有過反省，真為他們遺憾，不知道寬容溫厚是怎麼回事。

當然，我早年也很不幸，我沒有讀到過胡適先生的東西，非常不幸。

我讀大學的時候，經過1949年的屏蔽和歪曲後，胡適在我們大學生中都不是很有名。我1983年到1987年在四川大學中文系讀書，那個時代「美學熱」、「哲學熱」很火，幸好有「走向未來」叢書，裡面包括了一些後來爭議之人所寫的書，這些對於我們來說是蠻有影響的。

那個時候，我對胡適的瞭解基本還是零，只是知道胡適這個名字而已，而且名聲還很不好。後來讀了許多研究胡適的著述，1980年代初期大陸開始研究胡適，我記得最早好像1979年第2期《中華文史論叢》上關於胡適與《水經注》的文章，後來又有比如耿雲志、白吉庵、朱文華等人的研究和傳記等等。這些寫胡適的文章和書籍都是我90年代才看到的。

現在來看，他們的書籍和文章是比較陳舊的，受意識形態束縛較多，對胡適的評價也充滿著意識形態的壁壘。90年代初期，對我來講是一生重大的轉折點。對於那時的我來說，不思考似乎已經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在此之前我是一個詩人，是一個現代派詩人，寫作先鋒詩歌。後來，我覺得寫不出詩歌了，沒有辦法了。怎麼辦呢？非常苦悶，於是我就開始看民國的書籍。比如，我覺得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事，那時就開始看教育方面的書籍。繼而我就開始看胡適、陳雪屏（余英時的岳父）、陳鶴琴、梁漱溟、陶行知、晏陽初、吳貽芳（金陵女大校長）這一撥人的文字，看了很多關於教育的論述，同時更多地關注到胡適先生的教育理念。關於胡適的教育理念，我還寫了幾篇文章，有篇文章被陳遠主編的《逝去的大學》收錄，叫《教育思想家胡適》，大概是98年寫的。

可以這樣講，我是從大概二十六七歲才開始自己接觸民國教育的東西，接觸胡適的東西，並深深地被感染和影響。

1980年代，我讀了很多新文學作品，包括陳獨秀、周氏二兄弟、劉半農、錢玄同等這一撥人，讀了之後，直到九十年代我才選擇了胡適，為什麼呢？我覺得他更合我的胃口。為什麼這樣講？我覺得胡適先生關於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他的踐行精神，更符我的內心期待。

其實，在今天看來，胡適關於自由民主的理念並不高深，也說不上在政治哲學上有極大的貢獻，因為他的很多東西是從西方學過來的。胡適在康奈爾上學的時候，先學的農學，後學的哲學，沒有受過政治學的專門訓練。

比如，從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他很難跟羅爾斯、哈耶克、波普爾相比。但是，他是一個很好的二傳手。就是說，如果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羅爾斯的《正義論》，他們所表達的政治哲學理念是個「一傳手」的話，那麼胡適就是一個二傳手。就像打排球一樣，由於「一傳手」的優秀，二傳手傳起來也會變化萬千、舒服適度，適合最終的扣球手一錘定音。

也就是說胡適先生用明白曉暢的話，把民主自由的理念講得比較透徹，同時他本人又在日常生活中踐行民主自由。因此對社會和民眾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當然，羅爾斯他是不知道的，羅爾斯比他晚，我說的是波普爾和哈耶克。他可能讀到過一些波普爾的文章，是否讀到過《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則不敢肯定。但是哈耶克是他專門讀到過的。

1944年哈耶克的書出來不久，胡適就讀到了，後來還寫過一篇文章叫從《從〈到奴役之路〉談起》。增加了胡先生對極權統治的認識，對民主自由有更深湛的理解。但是，就民主自由原創意義上的理論貢獻來講，胡適基本上沒有。在我讀了很多關於民主自由的書，見過一些民主自由的推崇者後，我對他依舊這樣著迷。

我今天講的是胡先生對我的影響，他對我最大影響不僅在於民主自由的理念，而是他在踐行民主自由的過程當中，是真正能運用民主自由的理念行事之人。換言之，在爭取和踐行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胡適是一個「道成肉身」的人。「道成肉身」是一個比喻，不是基督教意義上的道成肉身，一言以蔽之，他是個知行合一的人。

有很多人能「知」，很多人的民主自由理念很高很深。但當他要和別人探討一個問題的時候，沒有理性的態度，沒有平和的態度，沒有一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態度，更沒有說當我們爭論的時候，我們不僅要尊重別人，而且要有風度。我覺得胡適在這方面，基本是做到了。這就是我佩服胡適的真正原因。

現在的網絡上，很多人罵人，我對此深有體會。我從1998年開始上網，那個時候學胡適的了解並不很多，上網寫些東西，別人就會說「你這個傻X，你還寫文章啊？」你肯定會受不了，於是我就在「關天茶舍」跟一些人掐架。掐了之後，覺得罵人沒什麼意思，罵了幾次之後就覺得沒勁了。需要說的是，那個時候我的心態完全還沒有到今天這個地步。後來有個人，你不罵他他還繼續罵你，我就跟他說：別對罵了，你拿刀出來吧，我們把刀的長度比好了，我們對砍，後來當然無果而終。再到後來就覺得沒什麼勁了。

到了2004年，開始有了博客，有人叫我把舊文章貼上去。起初我對博客的瞭解，無非是一個類似於倉庫資料庫的東西，除了貼舊文外，沒有任何要寫新文章的打算。一直到2005年的6月份，我開始寫博客，每日一博，寫了5年半（後因為某些不可逆的因素被迫中斷）。

有人問我：「你能不能歇一會兒，就不能消停一會兒？你就不過年啊？」我告訴他們，年我當然要過，但過年我也寫作，我就不停地寫了兩千篇文章，批評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可以這樣講，這個過程中培養了我的行事風格。剛開始的時候，有人開罵，開始罵的時候，我還沒有修煉，於是我就刪，刪還不夠，我就回罵，後來覺得回罵沒意思了。那是因為我寫了大概半年後，逐漸發現寫得再好、再理智的文章，每天都會有三種不同的聲音：贊美、反對、修正。

後來我從心理能預測到，人們到了我這個地方來，會有怎麼樣的表現。你會對無論是表揚也好，反對乃至謾罵也好，都看得很平靜。而對那些需要修正的，如果你覺得他的意見很重要，就修正；如果錯了，就承認錯。不僅承認錯，加以修正，還對這個指出我錯誤的修正者表示感謝。

就這樣一個堅持的過程，我「日拱一卒」的五年半的過程，再加上我讀了很多胡先生的書，終於走到今天這樣一個理性平和的地步。2010年上海《東方早報》邀請一些人寫「我這十年」，我寫了一篇《和互聯網一起成長》，朋友們也可以在網絡搜到，可以清楚地展現我變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