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方法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无不由深刻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造成了当下包括颜色革命在内的一切群众运动。

统治阶级极力将一切群众斗争都归结为外来因素或偶然原因。将香港的群众运动归结为外国势力的鼓动，就如同将国内的群众斗争归结为一小撮人的煽动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掩盖真相，用谎言延续其统治。正是资产阶级的压迫才造成了群众走向街头，这一点统治阶级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

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领域从一切领域中独立出来，作为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并科学的揭示出一切矗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受其制约。于是， 人们终于得以发现，看似杂乱无章的、充满主观意志和偶然因素的人类历史，是由其内部矛盾的斗争而不断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

历史不是由经济基础机械地决定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由经济制约，但却能相对独立起作用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因素，都是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这一切，最终都体现为不同阶级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各种方式，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意识形态的斗争。

列宁告诉我们，“具体地研究……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详细的考察社会的经济结构，揭示其中的一切对抗性因素，研究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指出不同阶级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坚定的站在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劳动人民一方，与之共同战斗，这就是马列主义者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和立场。

第二节、垄断资产阶级和香港经济

资产阶级统治了整个香港的经济1，而华裔垄断资产阶级2是其中最强大的团体，它通过垄断房地产，进而跨行业垄断公用事业。它不仅在日常的生产关系中剥削劳动者，它还在生产领域以外从方方面面控制老百姓的生活。

房地产是华裔垄断资产阶级的核心业务。华裔垄断资产阶级手中有大量回归前通过各种渠道收购的储备土地。经香港媒体计算估计，香港主要房地产商土地储备和特区政府土地储备的比值是 8：2。香港房价畸高，广大劳动者负担很大， 但垄断资产阶级却想尽办法推高楼价。华裔垄断资产阶级本身不缺地，但却会出席政府组织的土地拍卖会。“政府土地拍卖时，财团代表光是坐着，看着求地若渴的小地产商热烈竞投，推高地价。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举手一两次，令竞投的气氛热烈一点，但并非真的想买地。当拍卖官满意地下槌成交时，大财团的资产净值便会大大增加数十亿元3。” 通过推高地价，进而推高房价，垄断资产阶级获取巨额利润。

华裔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房地产积累了巨额财富，进而跨行业收购垄断性公用事业，控制了电力和煤气的供应，且在航运、码头、公共交通、咨询和通讯业占据主导地位。香港的电力供应由李嘉诚旗下电能实业和嘉道理家族4的中电5 两家公司垄断。香港的煤气供应由李兆基家族的中华煤气公司垄断。郑裕彤家族的新世界发展和郭炳湘家族的新鸿基，相当程度控制了香港的公交行业，新鸿基控制的九龙巴士，每天为超过 260 万人次提供公交服务。李嘉诚家族的电讯盈科， 是香港最大的电信公司。香港的公用事业都有保护定价或管治政策，净利润和资产净额挂钩（13%-16%）。例如，公交公司净资产 100 亿，公交公司每年就能获得净利润 13-16 亿，公交公司再以此反推定出票价。在此制度下，公司会通过各种会计方式或者融资方式做大净资产，进而提高票价获得更多的净利润。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公交票价、电煤价格等等，将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获得无风险的高额收益。

通过控制房地产，华人垄断资本还控制了批发零售等与地产息息相关的行 业。以零售为例，李嘉诚旗下百佳和英资怡和旗下惠康，垄断零售市场的七成。香港各主要村道、街区居屋的超市，八成被两大集团垄断。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全港几乎所有的商业综合体、大卖场、超市和商店，收取高额租金盘剥小业主。以零售为例，香港零售业采取保底分成模式。租户必须支付一个最低限额租金， 并且当营业额超过某限度后还需要支付分成租金。营业好，垄断资本收租多，营业不好，垄断资本收益也有保障。高额租金导致大量的利润都流入了垄断资产阶级手中，零售业利润微薄。垄断资产阶级提高商铺租金，进一步加深对零售行业的垄断，最终让消费者承担高额的物价。

以李嘉诚等六大家族6为首的香港本地垄断资本，控制了香港的绝大部分储备土地，垄断了香港的房地产业。他们通过垄断房地产行业，进而垄断了香港的电力、煤气、交通、通信等命脉行业，主导了码头、零售、航运等重要行业，“透过把持没有竞争的各种经济命脉，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及价格”7。

回归以后，他们还通过和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联合掌控政权，让整个香港政府都为资产阶级、并首先是为香港垄断资产阶级服务8，进一步巩固其经济地位，压迫劳动人民。

第三节、香港的劳动人民

香港人口总计约有 750 万，其中劳动力人口约 350 万。按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大致情况如下。

资产阶级只占劳动人口的 0.5%，但却拥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了 80%的储备土地，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观劳动人民，却几乎一无所有。香港雇员人数合计3,149,411，各职位人数比例及其薪酬情况大致如下。

按 2018 年中国大陆人均工资中位数大致在 3000-4000 元左右，可见工资不足中位数的雇员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包括操作工和非技术工人、文员、服务员、销售员等从事简单劳动的雇员，占雇员人数 60%左右。辅助专业人员属于脑力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上层，约占雇员人数 20%。收入远超中位数的职位为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二者合计约占雇员数量的 20%，属于小资产阶级。

一、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占劳动人口的 80%左右，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最底层， 拿着最微薄的工资。

香港经济结构畸形，几乎没有农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比例也较低，主体是金融、贸易等服务行业。香港雇员的行业分布如下。

制造业、建筑业这类传统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合计约 12%，这是无产阶级中集中度最高，也最有组织性、纪律性的部分。运输、仓储、邮政及速递这种类传统工业行业的从业人数约 9%，这是无产阶级中集中度较高，也较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部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房地产及专业服务（排除律师等），这种低端服务业人员合计约 40%。这类无产阶级属于店员或服务员，相对前两者而言，无产阶级在工作中的配合不那么紧密，一定程度上被相互分割开来。这三部分无产阶级多是从事简单重复的劳动，工资一般低于整体工资中位数，这部分是无产阶级的下层。

辅助专业人员多为专业人员的助手，比如医生归于专业人员，而护士就是辅助专业人员。这类人员包括护士、各行业中从事辅助工作的技术员（工程师的助手）、律师助理、小学教师等等。这部分无产阶级多是从事复杂劳动，因此收入中位数达到整体工资中位数的 1.8 倍。他们一般也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有一定往上爬的想法，这部分人可视为无产阶级的上层。

无产阶级遭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美国连续多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这个自由是资本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是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而不用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自由。

香港无产阶级普遍无偿加班。2012 年数据显示，基层员工常无偿加班。立 法会第三方统计显示，超过 7 成的加班没有加班费9。根据瑞银调查显示，香港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10。政府中改良分子多次试图将标准工时立法纳入议题，都被资产阶级以“影响香港的经济自由”为由强烈抵制，最终作罢。

香港直到 2011 年才有最低工资立法，且时薪偏低。2016 年香港最低工资时薪 32.5 港元。《香港自由新闻》表示：“华盛顿州的生活水平与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资达到 10.5 美元（81.6 港元），是香港的 2.5 倍。”

香港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港英政府末期，曾通过了《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但是回归后，临时立法局以“对特区政府运作造成障碍” 为由废除了该条例。

香港很多工人没有工伤保险，甚至连失业保险都没有。

香港没有退休保障，而只有一种叫做强积金的制度。强积金制度的设计对资本家极其有利。资本家和员工各自缴纳员工工资的 5%作为强积金，以便员工退休后领取。香港资本家开除工人需支付法定遣散费，但是强积金制度允许以强积金对冲遣散费。资本家在开除工人时，可以用自己缴纳的那 5%的强积金来支付员工的遣散费。2018 年政府《取消强积金对冲方案》引来资本家强烈反对，“商界代表重申会对企业构成经济压力，更甚预警会在方案落实前提早炒人11！” 无产阶级退休后只能靠很少的强积金解决生活，老年人贫困率很高，在政府扶贫政策介入之后仍有 30.5%的贫困人口12。

香港无产阶级住宿条件极端恶劣13。下层无产阶级多数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即公屋中，众多的 3 口之家的就居住在 30-40 平米的公屋中。2011 年，私人房屋租金中位数 7710 港元，廉租房中位数仅 1210 港元。大量的香港无产阶级申请廉租房，但廉租房供应有限，一般要排队 5-6 年才能轮上。下层无产阶级还有一部分购买政府的经济适用房即居屋，居屋价格根据政策不断调整，最新政策居屋价格大致相当与商品房的 52%。2019 年 2 月份最新一期居屋售价，最贵的一套房子售价 468 万港元，面积 58 平米，最便宜的一套房子售价 118 万港元，面积 27 平米。但就是这样，绝大部分人也无法买到居屋。香港政府 2018 年一共供应 4400 套居屋，而还不到 7 月份就超过了 15 万人申请。上层无产阶级有一部分会购买小户型商品房（30-40 平米），高额的月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还有超过20 万申请不到公屋或居屋的无产阶级，住在暗无天日的“笼屋”中，2018 年一个 8 平米的笼屋大致要 3000-4000 港元。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限制居屋和公屋的供应，限制每年土地的供应。曾荫权在职期间，甚至直接停止公屋、居屋和土地的供应，导致房价猛涨，资产阶级获取巨额收益，而无产阶级却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压迫，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在 70 人的立法会上，劳工界仅有 3 席。而这些所谓“劳工界”人士，根本代表不了劳动者。当前香港立法会劳工界的 3 个席位中，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工联会就占据了 2 席，另外一席也被政府的走狗劳联占据。

辅助专业人员是无产阶级的上层，他们一般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自认为是中产。但与其说他们是中产，不如说是“中惨”。他们中相当部分已经买房，很多人尚未还清贷款。他们被高额月供压迫，实质生活品质甚至还不如能够享受社会福利的无产阶级下层。房价越来越高，他们中尚未买房的人，收入往往不足以买房，但又超过了申请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底线，他们承担了社会的税负， 却享受不到扶贫的福利。他们很多人甚至宁愿让老板降薪，以便申请公屋或居屋。他们看着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时巧取豪夺，看着底层的无产阶级领取综援、申请公屋、享受公共医疗，而自身却毫无“获得感”，只有“失去感”。他们的怨气渗透社会的不同角落，越来越觉得政府不公平，他们对未来失望，他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意识越来越强14。

无产阶级是香港最革命的力量，政府极力通过收买政策麻痹其革命精神。综援、公屋、公共医疗服务，是政府的三道安全网。综援帮助绝对贫困人口，约 40 万人收益，60 以下健全人士没有领取 2000 左右。公屋号称香港最大的福利， 无产阶级下层绝大部分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中。公共医疗可全民享有，低收入无产阶级无法去私利医院，就医主要去公立医院。政府花钱买支持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历次立法会直选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下层中相当部分投票给亲政府党派。无产阶级下层比小资产阶级更信任政府，特别是无产阶级中完全靠政府援助度日的那些人15。

然而，政府的收买政策不可能收买所有无产阶级，大量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照样怨恨当局。还有众多自认中产的上层无产阶级，这些人甚至都没有资格申请援助。基层的声音发不出来，而资本家和当局又以民粹主义的帽子压制基层的诉求， 无产阶级诉诸行动。2013 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工人大罢工，历史 40 天，为二战后最长。该码头是李嘉诚的产业，李嘉诚在该码头大量使用派遣工以压低工人工资。工人罢工时打出横幅直指李嘉诚，“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领导这次罢工的是香港另一个工会联合组织——职工盟。职工盟是反对派联盟泛民主派16的成员，它在航空界也有实力强大的工会，它在2014 年 12 月组织行动迫使国泰提高机师加薪幅度。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国泰航空公司 2000 多人以请假方式响应职工盟的罢工呼吁。

越来越多的政治团体在无产阶级中做工作，泛民系的街工、社民连、职工盟、工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多数是工联主义或者改良主义。然而，由于工联会17等传统左翼力量的背叛，由于制造业外迁导致产业工人这个无产阶级的骨干越来越少，整个无产阶级回归后长时间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因此也只能跟随在港英末期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后面，由其代表自己的利益。

香港有上百万的青年18。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教育程度更高，就业更低端， 工资更少，住房更恶劣。他们在上学的时候经历了教育世袭带来的不公19。他们寒窗苦读参加高考，过线的考生却有一半以上交不起学费而弃学20。他们参加工作却只能从事低端职业。青年人中 75%属于无产阶级下层，20%左右属于无产阶级上层。2001-2011 年间，他们名义工资没有提高，实际工资反倒下降。2011 年统计，收入低于 6000 港元的青年人占 26.3%，如果不住居屋或公屋，他们不吃不喝也仅能租一个隔间。他们被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压得喘不过气。他们不敢结婚，甚至不敢生育，从 1981-2011 年间，20-24 岁女性生育率下降 69%。

香港的一切使得青年越来越失望，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越来越失望，他们反对“中环价值21”，反对地产霸权。他们成了最不满政府和现实的一群人，成了历次社会运动的主力和排头兵。

他们抓取一切能抓到的工具，反对政府、反对建制、反对官商勾结。他们模糊的感知这一切似乎和大陆相关，因此他们反大陆，反中央。但是他们仅仅抓住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他们从反对大陆的垄断资产阶级变成了反对大陆这个地理概念。当他们发现温和的民主派已经不能表达自身诉求的时候，他们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派别，包括港独。

他们的斗争方向似乎还不够清晰，他们的斗争策略也常犯错误，他们甚至一度被充满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港独分子裹挟。但是，青年人是社会的未来。一旦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他们将成为整个香港的希望。

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构成了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主要分为两类。

其一、经理及行政人员。经理及行政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约 17 万人，占劳动人口约 5%）和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收入是普通雇员的 3.5 倍，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普工雇员有显著差异，他们虽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意识形态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政府和公司管理中的代理人22。这一类人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占劳动人口的 12% 左右。

其二、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医生、中学以上教师、工程师、程序员、律师、会计师、记者等等。他们是技术线条的专家，通过自身的专业技术在组织劳动的过程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一般经过精英化的学位教育，收入是普通雇员的 3.2 倍。综合其教育背景、收入和在生产中的地位，这一类人也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占劳动人口 7%左右。

小资产阶级群体年龄相对较大，60%的人在 40 岁以上，多数已经买房，且有些家庭不止一套。他们大部分收入超过 4 万，或者家庭收入合计超过 6 万。

他们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是劳动人民中相对保守的群体。他们有很强的个人奋斗的意识，信奉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竞争。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爬到资产阶级体系的相对上层，住着“千尺豪宅23”，拥有多项投资，拿着百万年薪，余下部分人对此羡慕不已，希望自己终有一日也能出人头地。

作为劳动人民，他们也受到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的压迫。除了日常工作中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外，他们还受到教育、医疗、养老三大问题的困扰。

小资产阶级非常重视教育，视教育是阶级流动的重要手段。然而，香港质量较好的中小学主要是私利学校，收费高不说，还有严重的世袭化倾向。“香港的教育是世袭制，你的父母在这个小学读书的，你入学就可以加分。你的亲友给这个学校捐款的，你入学就可以优先。”为了让小孩读书，小资产阶级花费大量金钱和心血。

香港公共医疗费用很低，但床位少、挂号难、资源很有限，有些专科门诊甚至预约到两年后，故此小资产阶级一般选择私利医院就诊。但是香港没有全民医保，私利医院收费昂贵，小资产阶级不得不花高价购买商业保险。政府拿不出钱， 也搞不定资本家让他们交税拿钱，导致香港的医保和医疗改革一直举步维艰。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度，小资产阶级中仅有公务员有较丰厚的退休待遇，大部分人只能靠强积金和平时储蓄过日。

小资产阶级中尚未买房或尚在还贷的人还受到住房的困扰。香港房价非常高。按 2014 年数据，香港人平均要花十五年的时间才能筹齐一套 50 平米房子的首付，而月供平均占家庭收入 40%24。已经买房且无贷款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希望楼价上涨，但楼价下跌也对其影响不大。已经买房有贷款的小资产阶级25，承受这巨大的压力，银行加息和楼市波动都对其影响巨大。没有买房的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面望楼兴叹，一面承受着高昂租金的压迫26。

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并不稳固，失业是小资产阶级的第一焦虑。拼搏二十年到达“中产阶级”，只消一场灾难就被打回原形。1998 年金融危机期间，香港电讯一次裁员 300 名副经理以上管理人员。1999 年调查，37%的“中产阶级”面临降薪，12%面临失业，20%面临负资产问题27。

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是泛民主派。泛民主派长期占据立法会功能界别要组成部分。

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保障。近年来，小资产阶级不同群体向政府提出过以下议题：针对中产阶级的支持政策；针对中产阶级的税务减免措施；加大居屋建设、稳定楼市，并对高租金提供税务减免；发展中小企业，包括提供小额贷款、支持创业；15 年免费教育；医改；全民退休制度。

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接受的教育，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法治等民主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的经济议题多数得不到解决，医改、全民退休制度等事项已经喊了多年，但都由于资产阶级强烈反对而无法通过；小资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获得权力，保障其经济的利益。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泛民主派，每次在直选的时候都能大胜建制派，但是由于议会功能界别的限制而无法在议会占据优势。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 “真普选”等一系列运动，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是重要动机。

小资产阶级整体上是温和的、保守的。建制派的政党（统治阶级党派）本身也会有改良的经济民生方案，小资产阶级中部分人会支持建制派政党。很多公务员支持新民党，很多专业界的小资产阶级也会支持经民联，虽然这些政党在本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

年轻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激进。经济形势好时，小资产阶级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过着安详的小日子。一旦经济形势变差，资本家转移风险，小资产阶级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垄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生活优裕但并不稳定，也同样受着垄断资产阶级严厉的盘剥。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也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他们也没有养老保障。除此外，他们还受到教育、医疗的特殊压迫。他们多数已经买房，而部分小资产阶级尚有贷款。有贷款的小资产阶级每月要还高额的贷款，穷尽一生为房地产商打工。他们渴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被迫花费大量金钱让小孩就读收费学校或出国留学。他们无法忍受公立医院的劣质服务和长时间排队，被迫花高价在私利医院就诊。地产商通过物业费、商铺租金，进一步盘剥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具有极强的两面性，他们渴望保持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优越的地位，而又不时反抗资本主义体制必然带给他们的压迫。他们希望在不推翻资本统治的前提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小资产阶级特别关心的问题。他们也和垄断资产阶级斗争，但他们也随时准备和垄断资产阶级妥协。他们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香港社会的次要矛盾。

他们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但斗争的方向却不一定是进步的。1998 年金融危机后，买了房子的小资产阶级为了维持高房价曾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房屋政策导致房价暴跌。但是，当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汇入到整个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斗争的洪流中时，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

第四节、香港阶级矛盾和三大政治派别

2014 年以前，香港各政党主要分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2014 年后，本土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兴起。

建制派在主要政治议题上支持香港政府和中央，进而归根结底支持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香港华裔垄断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治派别。

泛民主派是与建制派相对立的反对派，经常在各种问题上反对港府和中央。本土派强调要首先重视香港的特殊利益，内部有各种派别，最极端的就是港独。

一、建制派

建制派分成新老两个派别。

（一）老建制派

老建制派指回归之前亲中的左翼团体，典型的是工联会和民建联。

工联会成立于 1948 年，是港英时期的左翼劳工组织。民建联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推动下于 1992 年成立的左翼组织，创始人以工联会和左派教师为主。这两个团体最初均在不同程度上代表无产阶级，都是港英时期的反对派。

回归后，老建制派从造反派变成了保皇派，从香港无产阶级的代表变成了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工联会和民建联，在港英时期依靠底层支持起家， 回归后在中央授意下处处为政府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政策保驾护航，明目张胆的背叛无产阶级。

工联会是香港最大工会，号称有 40 万会员，其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民建联最初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来与香港协进联盟合并，群众来源横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任议员、任选委、任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政治权力获得大量经济利益，有些议员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获得丰厚的回报。

（二）新建制派

新建制派主要是回归后投靠中央的资产阶级，其中的骨干力量是华人垄断资产阶级。

回归前夕，华人垄断资产阶级虽已成为经济上最强大的阶级，但在政治上却并无统治权。港英时期，香港政治是港督独裁制，港英政府的主要政策还是以维护英国资产阶级利益为主。

回归后，华裔垄断资产阶级在“官商共治”的大原则下，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华人垄断资产阶级最核心的部分，是香港的数十个大家族。香港前十大富豪家族财富合计超过 GDP 的 35%，主要富豪家族财富合计超过 GDP 的 80%，财富集中度全球第一，远超第二位的俄罗斯。

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主要有自由党、经民联（香港经济民生联盟）、新民党等。自由党成立于 1993 年，回归前亲英。回归后，中央依靠资产阶级统治香港， 自由党也顺势投靠新主子，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经民联是资产阶级另一大党， 口号是“工商带动经济，专业改善民生”。新界乡绅在经民联中有重要地位，如经民联创始人之一刘皇发，在新界有 680 幅土地，号称“新界王”。一般而言， 在党派里面抛头露面的都是二、三流资本家，顶级资本家更多是通过代理人来左右政治。

（三）港府和建制派控制行政权和立法会

事实上，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本就是“官商共治”。两大垄断资产阶级集团， 通过港府高级官员和建制派，控制了香港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推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压制劳动人民的民主和民生诉求。

在精心制定的制度保障下，两大垄断集团把持了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制度，保障了两大集团联合控制整个香港的行政权和立法权，进而推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维护其经济利益，并最终将香港的整个政权变成资产阶级管理共同事物的委员会。

1、特首选举

香港特首不是全民普选，而是由一个 1200 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并由中央任命。这个 1200 人委员会按界别组成，主要由资产阶级和其他建制派人物组成。

选举特首的 1200 人委员会中：

工商界有席位 300 席29。香港主要资本家或其家族成员均在选委会中。

政界代表共 300 席。政界代表包括新界乡议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议员代表等等。新界乡议局中多为资本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也有部分人是资本家，其余部分多是建制派。

专业界代表共 300 席。专业界代表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教师代表等等， 这里面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政治上属于泛民主派，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大律师或会计师合伙人是垄断地产商的合作伙伴，甚至按经济地位而言自身就是资本家。

其他界别席位共 300 席，其代表包括文体界、宗教界代表等，这里面相当部分是亲中央的建制派；劳工界有席位 60 席，但当选代表并不能代表劳工利益， 比如已经背叛劳工的工联会就有多人在其中。

香港主要资本家都是特首选举委员会成员或背后大老板，直接选票大致有400 张。此外，各种亲中央的团体的代表人物和亲中央的个人，合计有约 500 张票。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处于绝对优势。2016 年选委名单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致是 3:1。

选出特首之后，特首会搭建自身的班子，构成港府高级官员。港府高级官员本身薪酬极高，按月薪计，特首月薪 37 万，三司司长 30 万以上，各决策局局长30 万左右，警务处长 25 万左右。除薪俸外，他们本身还通过自身政治权力获得各种经济利益。英美国家官商勾结早就合法化了，高级官员可以合法的获取资本家的献金，香港与之类似。前屋宇署署长梁展文 2004 年动用所谓“酌情权”向新世界低价批地，退休后获得新世界旗下公司聘用，待遇优厚。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本身就和资产阶级关系密切，回归以来历届特区政府均有资本家或其家族成员直接出任高官，大资本家唐英年就曾出任过政务司司长（香港行政机关二号人物）、财政司司长，专门制定经济政策。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班子中，11 个局长有 6 个原为港英政府的高官，有 5 个是香港的大资本家。

2、立法会选举

香港立法会选举设计分成直选和功能界别两大类。直选就是选民直接投票选举30，功能界别是按职业或某种方式划分的群体。

立法会 70 个议员席位中，有 35 个席位是直接选举产生，有 35 个席位是各行各业内部产生。

以 2016 年立法会选举为例。功能界别有 29 个功能组31，共 35 个席位。

界别设计可谓用心良苦，不同行业的资本家都被团结进来。在功能界别中， 资本家就有 14 个内部推选的职位（在直选票中还有 4 个席位）。此外，其他建制派还牢牢占据文体等界别，加上背叛无产阶级的工联会等群体占据了劳工界的3 席，建制派联合至少占据 35 席中的 25-28 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即泛民主派，能够牢固占据的也就教育、法律等界别约 7 个议员席位。

在直选的 35 席中就完全不同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建制派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明显处于劣势，35 席中大致就能占据 15 席；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泛民主派，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大致能获得 20 个席位。

虽然泛民主派更得民心，更加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立法会制度设计导致的最终的结果却是建制派大致获得 40 多个席位，而泛民只能获得不到 30 个席位。

2014 年占中运动期间，梁振英接受外媒采访时明确表示反对普选，因为“由多数人决定，你一定会争取月入低于 1800 美元那半数香港人的支持。”一旦如此，就变成了穷人治港，会侵蚀富人的利益，“你最后的政治政策，亦会倾斜到这部份人。”梁振英的看法和中央的看法完全一致，当年 8 月 28 日，清华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被派来港解释北京政策，也明确表示，若所有成年人都能一人一票， 必然会损害商界的利益，因为“他们分到的饼会因为普选被其他人蚕蚀，所以我们必须充份考虑各方的担忧。”

在如此的制度设计下，统治阶级的代表始终能够占据立法会多数。

（四）香港政府的阶级属性

在特首选举委员会中，由新老建制派代表的资产阶级占据绝对优势，小资产阶级温和派处于明显劣势，无产阶级几乎没有代表。立法会中，资产阶级通过功能界别也占据明显优势，小资产阶级温和派亦处于劣势，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无产阶级仅有少数代表。而港府主要官员又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就是资产阶级。

故此可以说，香港特区政府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中国官僚垄断集团和香港华裔垄断资产阶级这两大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联合执政的、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于的政府。港府和建制派构成的执政联盟，就是两大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香港的工具。

当然，以“传统权贵”为代表的香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是两大垄断集团中的一员，除了共同利益之外，还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有时候和中国官僚垄断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比如，2003 年落实《基本法》23 条立法时，觉得中央要加强管控，不利于自己，因此临阵倒戈。2012 年特首选举时，中央支持梁振英，自由党却联合很多大资本家支持其原党员唐英年，被外界戏称为“共产党” 和“地产党”之争。2014 年人大常委会拖延香港的普选，自由党公开表示失望。

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次要的，他们之间的联合是主要的。从本质上来讲， 不论是传统建制派如工联会、民建联，还是新建制派如自由党、经民联，或者是港府高级官员，他们各种行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香港目前的统治， 也即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对香港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

这些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就是中央口中的“爱国爱港”人士32。

二、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是由一系列在不同程度上疏远中央，希望推进民主、落实普选的政治团体组织的松散联盟。

（一）泛民主派兴起的历史原因

泛民主派最初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出现的，是伴随着香港社会的政党政治的发展由港英政府一手扶植的。香港本是港督独裁制的殖民社会，没有任何选举。1976 年前，香港的进步青年普遍醉心于社会主义，反对殖民、反对资本主义。在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会中，社会主义派别“国粹派”一统天下。青年学生积极靠近底层，陈宝莹说，“記得大埔的元洲仔，是当时国粹派的井岗山，主要艇民居住，不少国粹派的人到來为贫民补习。33”1976 年四人帮垮台及改革开放后，国粹派失去精神支柱。

1980 年开始，英国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香港回归不可避免，于是试图在回归前制造一个对抗大陆的代议制政府。1982 年，港英政府一定程度开放选举， “八二年有第一次的民选区议会选举，八三年则是市政局选举，是真的普选，所有 21 岁以上的人登记成选民后，就可以一人一票选出议员34。”

但是，直到 1984 年，港英政府仍然不敢完全放开选举，他们一边想制造一个对抗中央的代议制政府，一边又怕中央支持的左翼团体通过选举进入立法会。故此，英国引入了功能界别进行间接选举，借此与香港资产阶级形成同盟。1985 年香港立法局选举开放了将近一半席位，但都只能间接选举。在此制度下，香港资产阶级成为英国的政治同盟。

但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在成长。

一方面是制造业大规模内迁，导致香港本土出现更多的总部管理型职位，一方面是公务员系统扩张，导致很多市民得以通过进入体制快速提升阶层，一方面是英国人逐步撤离腾出空缺，再加上 1989 年后的移民潮，很多香港人对前景失去信心移民外国导致专业人才缺失；这使得 80 年代的香港，社会流动明显加快。这为小资产阶级改良型政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1983 年起，出现了众多温和的政论团体，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发起，成员多是“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 他们不再反资本主义，而只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希望通过改良来改善底层的生 活。他们关注热点问题，参与社会运动，希望推进民主，但不再“奢谈”社会主义。

1989 年之前，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多支持回归。六四事件之后，这些团体发生变化，对中央产生了极强的抗拒。部分关注民主发展的团体组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这是民主派集结的先声。

港英政府敏锐的捕捉到变化，在 1991 年开放的立法局 39 个选举席位中（一共 60 个席位），直接开放了 18 个直选席位。这大大刺激了各个民主派政治团体。

1991 年立法局选举中，香港民主同盟在 18 个直选席中获得 12 席。1994 年，港同盟与汇点为凝聚民主阵营而合并为泛民最大的政党——民主党。民主党以大学老师、律师、医生、记者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主，号称党员过千，是泛民第一大党，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

末代港独彭定康 1992 年上任后，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盟友，推动了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准备扶植一个更为反共的民主派盟友，建立一个能制衡中央的代议制政府。民主派成了港英政府的盟友，而资产阶级此时已经投靠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

彭定康 1995 年立法局选举中，60 个立法局席位有 50 个直选或变相直选。

在当年选举中，民主派获胜得到 31 个席位，而资产阶级加上曾经的左翼团体如工联会等合计仅得到 29 票。一个反对中央的议会出现了，这是中央所不能允许的，哪怕它是民选出来的。

回归后中央完全否定了 1995 年的选举，撤换所有议员，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工联会等中央扶植的团体组成的临时立法会。这个临时立法会推翻了很多“对特区政府运作做成障碍”的法律，其中就推翻了同意员工集体谈判权的《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

1998 年，中央再次放开立法会选举，但是间接选举的功能界别占了一半， 功能界别中赠与资产阶级的名额超过 1/3。如此一来，资产阶级和工联会等原左翼社团构成的建制派大获全胜，在 60 个席位中获得 40 个席位。

从中央取消立法局议员资格来看，从中央临时立法会中有众多资产阶级代表来看，从中央在之后的选举中赠与资产阶级如此多的功能界别来看，从中央控制的工联会等团体背叛无产阶级来看，“港人治港”的港人，指的就是香港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香港的代理人。至于香港人民，不是“港人治港”的港人，而仅仅是被治的香港人。从 1998 年起，建制派成了立法会的第一大派，泛民主派成了立法会的反对派，一直到现在。

（二）泛民主派壮大的社会基础

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兆佳指出，回归后香港贫富悬殊快速恶化，仇富情绪蔓延，社会冲突上升，底层生活下降，中产两级分化35。

香港劳动人民在经济上被残酷剥削，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缓解他们的困境，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利。

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条件下，一切不利于巩固垄断资产阶级地位的法律都难以通过。更有甚者，由于华裔资产阶级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且在特首选委会和立法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导致一些传统建制派或港府官员提出的改良法案都无法通过。

经济政策方面。首先，出于对垄断资产阶级的保护，香港政府一直拒绝出台《反垄断法》。其次，香港的税收对资产阶级极其有利。公司多年来一直实行16.5%的简单低税制，而中国大陆的综合税率至少超过 30%。香港没有遗产税和赠与税。唐英年任财政司司长时就销售税咨询意见，由于被资本家强烈抵制而作罢。

民生政策方面。香港的社会福利一直难以进一步提高。香港老龄化严重，但是香港没有全民养老保险。2014 年政府就全民退休保障计划咨询征收薪俸老年税，被资本家强烈抵制。医改喊了多年，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展。

土地政策方面。香港房价居高不下，但是任何试图降低房价的政策都无法通过，更有甚者政府会主动配合房地产商抬高房价。港府财政收入中，超过一半的收入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房地产。曾荫权任特首期间，主动推行高房价政策，减少土地供应，停止拍卖土地36，停止兴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结果导致楼价大涨、怨声载道，民众要求复建居屋和压制楼价。曾荫权任内，地产霸权快速巩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2011 年，曾荫权公开承认房屋政策有误，回应民众官商勾结的质疑。梁振英上台后在增加土地房屋供应上面受到重重压力，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变政策。香港资本家甚至还通过“压力集团”37向政府施压，阻碍同为统治阶级的老建制派或港府官员提出的改良政策。1999 年，政府拟出台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制定了《城市规划建设草案》向市民征求意见。新的方案要求市政规划更多的向市民公开，不利于开发商私下操作哄抬楼价。香港地产建设商协会直接向规划环境地政局发函，表示其不满，并利用控制的媒体大量造势，最后新草案不利条款被删除殆尽38。

劳工政策方面。香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标准工时、最高工时、超时工作的法律，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家可以“合法的”让劳动者“免费加班”。事实上，香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加班费。2014 年政府曾就此向公众咨询，但资本家坚决反对， 最后不了了之。

香港劳动人民要求取消功能界别的限制，一人一票普选出特首和立法会议员。但是两大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都不允许。他们觉得一旦如此，政策就会倾向穷人，侵蚀自己的蛋糕。

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构成了香港民主运动的阶级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泛民主派壮大的社会基础。

（三）泛民主派的群众工作

1、泛民在无产阶级中的工作

泛民某些团体在无产阶级中开展了大量工作39。

泛民的职工盟40明确以无产阶级为工作对象。职工盟成立于 1990 年，是一个工联主义的团体，以推动独立工会运动为使命，至今有 95 个属会，19 万会员。。职工盟在回归后，先后领导多次罢工，包括战后最大罢工 2013 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大罢工、战后第二大罢工 2007 年香港扎铁工人大罢工、2014 年国泰机师斗争、2008 年维他奶工潮等等。反观建制派，工会工作不断后退。工联会是香港第一大工会，但面对偏重资本家的政府，工联会不敢高调维护劳工权益，不敢采取罢工等手段，束手束脚，基层劳工很多被泛民的工会抢走41。

民协和街工长期扎根社区，基础工作扎实。民协主要在深水埗工作，关注民生，兴办社会企业，为失业工友创造就业机会，并成立社会服务中心，帮助弱势群体。民协很多成员来自基层，有的家庭主妇经过长期工作成长为议员。街工的纲领是“为劳工出头，为贫者出力，为弱势出声，为民主奋斗”，一定程度上将政治纲领和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融合起来。街工定位基层，社区工作很扎实，多以照顾葵青区内公屋居民为主，领导人民参加公屋减租等斗争。2015 区议会选举，街工派出 6 人，当选 5 人42。

激进泛民的思想更左，明确倾向劳工。社民连要求追求民主的同时改善民生， 人民力量要求改善居住、福利、退休制度等。他们在青年人中有较大影响。

泛民还成立了大量外围组织，关注各种底层群体，如关注同性恋的彩虹行动， 关注失足少女的紫藤，并将这些组织纳入民阵的团体成员。泛民的公民党通过诉讼为特定群体争取权益，一些案件影响极大43。

泛民领导人整体来自中产或基层，有扶助基层的鲜明政纲，其经济民生政策不利资本家有利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泛民整体上营造了一个反官商勾结、反地产霸权、追求民主政治自身形象和舆论环境。

反观党国的建制派，人财物均有优势，但是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压迫劳动人民，导致他们在人口多数人群中节节败退。

2、泛民在学生和青年人中的工作

泛民多数团体比较重视青年人的工作。

泛民通过职工盟属会教协，联结香港 8 成以上中小学教师，传播泛民的意识形态。上千所学校中，所谓爱国学校仅 30 所44。

泛民通过大学生的学联和中学生的学民思潮45，可动员大量大学生和中学生。另外还建立各种外围组织，如 80 后反特权、90 后动员，等等。通过不断的工作， 学联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泛民的外围组织，专门负责动员学生。双方形成旋转门关系，即泛民派人去学联工作，学联出来的去泛民团体深造，甚至成为专职人员。学联大量领导被选为泛民联络平台民阵的领导成员，其中表现不错的，会被进一步选入担任立法会议员助理或者泛民政党的党务人员，而泛民中的激进派更是直接启用青年参选议员46。

泛民注重发展培训青年组织，华人民主书院47、进步民主连线、普罗政治学院48等对培养社运分子发挥重要作用。

泛民另建立各种外围组织和政治团体，吸引青年人参加。如针对各种问题发起成立组织，诸如土地正义联盟、土地监察、针对警察执法的文化监暴组织，等等。

泛民各团体每年都会组织六四游行和七一游行。六四游行围绕天安门事件和民主诉求。七一游行议题涵盖经济民生、政治民主、港中关系等多个方面，参与人数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万人。游行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多是青年。本次反送中运动中，有 40%以上的人，首次参与的政治活动就是六四或七一游行。

人民力量，社民连，热血公民等大量兴办网上电台，各种领导人物大量使用社交媒体，以弥补在传统宣传渠道的不足。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泛民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扩大了影响。这是泛民在一系列运动中能形成强大动员力的基础。

再反观党国建制派，眼高手低一事无成。既不能以理论吸引青年，又不会用新媒体宣传；组织方面不会贴近底层青年搞组织，搞出来的组织又都是富二代、富三代控制的组织49。很多家族子弟进来就是想混个全国青年委员或政协青年组的委员，试想这样的组织，对中学生和大学生有何吸引力？中央只看资本家，不看中下层，这是建制派的死穴所在。

3、泛民的分化

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以选举为舞台、以立法会为战场，借助以争取“双普选”50为核心的包括游行示威在内的各种运动，不断扩大影响，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被吸引进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泛民内部也在不断分化。

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的斗争注定是软弱无力的，他们鼓吹“和理非” 51， 限制群众运动。领导人物由于其阶级弱点，谈不上什么政治风骨52。激进的派别从温和的派别分出来，更激进的派别又抛开了原来的激进派，看不到希望的底层青年是一切激进派别的群众基础。

2006 年，左翼团体社民连（社会民主连线）从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社民连代表人物梁国雄是香港的左翼，一度曾被视为香港托派的代表人物。在经济上， 社民连要求改革税制实行累进税，恢复集体谈判权，制定标准工时，提高最低工资，政府回购公用事业，制定全民养老等等。在政治上，社民连希望透过不断的街头行动及类似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抗命行动，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讨论，凝聚公民社会的共识。“待民间反对力量集结，社民连将联同不同政治团体及社会各界，成立制宪委员会作为香港民主运动联合阵线53。”社民连在青年中有很多支持者，2012 年立法会选举五大直选区数据统计显示：梁国雄等候选人接近四成选票来自青年。

2010 年前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导致更多的激进派别从泛民主派中分化出来。到目前为主，泛民主派明显分成温和与激进两大派别，其中：民主党、公民党是明确的温和派，职工盟、工党54属于中间偏左，社民连属于典型的左翼。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由于自身的弱点，几经分化之后，变成了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无产阶级的改良政党和其他“追求” 民主的政治团体的松散联盟。

三、本土派

1、阶级矛盾复杂化和本土派存在的土壤

香港本地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和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联合统治香港。香港历任特首，历届立法会，就是在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出台各种压迫人民的政策。香港劳动人民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正确的，因为后者本身就是香港的统治阶级的后台老板。

然而，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泛民——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却越来越错误的把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国人民混同起来。

所谓的“中港矛盾”在香港回归之前很少。1997 年回归之前，主要政党对于回归都持正面态度55。

中港矛盾快速上升从自由行之后开始。

2003 年，中央为了刺激香港的经济，开启了自由行。自由行开放后，大陆赴港游客由 2002 年的 638 万大幅增加至 2013 年的 4075 万，大量游客到香港购物甚至买楼，导致香港物价上涨、交通不便等各种问题。小商贩的租金水涨船高， 自由行带来的经济利益被房地产商吃掉，而自由行带来的不便却由香港市民承 担。

香港从 2001 年后明确确立了港籍出身地原则，即只要在香港出生的婴儿都可获得港籍。故此自由行开放后，众多大陆妇女赴港产子，2010 年内地产妇与香港本地产妇数量持平。内地妇女赴港产子使得香港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更加紧张，民众怨声载道。而出生的双非儿童56，将来长大后又会抢占香港底层人民的资源57，这引发了更多的不满。从 2011 年开始，香港人反对双非儿童居港权的立场日渐鲜明。

自由行后走私的“水货客”不断增加，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并引发通货膨胀。2012 年前后爆发了一系列“光复”运动，抗议自由行带来的“水货客”。比如2012 年-2013 年，香港港铁东铁线上水站爆发了十几次示威游行，人数数十人至数百人不同，以抗议水货客长期霸占附近通道、造成物价膨胀，最终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在抗议过程中，香港市民用“蝗虫”等侮辱性词语攻击内地水货客。个政策给香港垄断资产阶级带来巨大收益。但是这个政策却给香港民众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香港底层民众，本就挣扎在贫困的边缘，靠着不多的政府补助来补贴家用，自由行开放后物价上涨，与之抢夺政府补助和资源的人群增加，这导致其生活更加困难。

香港劳动人民反对自由行，本质上是反对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考虑香港劳动人民的情况，而推行有利于香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这种斗争是进步的，是应该支持的。香港人民在斗争中自发的扩大了斗争面，模糊了斗争对象，将其和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变成了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但却是可以理解并应该加以正确引导的。多年前就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

然而，香港各种政治势力为谋求自身的选举利益，利用民众的反抗，夸大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的矛盾，在香港人民反对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模糊了其中的阶级色彩，强化了其中的地域、民族、文化色彩，制造出所谓的“中港矛盾”，为之后的港独势力和分裂主义埋下伏笔。而这种分裂主义，又进一步被美帝国主义利用，成了美国遏制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发展的新手段。

2003 年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控越来越严，“中港矛盾”被进一步扩大。

这一切，构成本土派存在的社会土壤。

2、阶级矛盾尖锐化和本土派的形成

“中港矛盾”是本土派崛起的大背景，而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日益加强以至于青年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是本土派以青年人为其群众基础的原因。大量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青年人，在当前的香港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青年学生和青年无产阶级成了最激进的人群。

2011 年有 12.4%的青年人对北京政府的印象变得更差了，2013 年此数据为28.9%，2015 年涨至 36.2%；2011 年有 41.2%的青年人对北京政府的印象变得更好了，2013 年此数据为 22.6%，2015 年降至 20.9%58。

在 2016 年被香港政府定义为“旺角暴乱”的事件中，“在 44 名有姓名、年龄及职业的被捕者中，平均年龄为 27 岁。其中 8 人（18%）为学生、14 人（32%） 为无业，7 人（16%）厨师或侍应、6 人（14%）为工人，其余 9 人（20%）是售货员或其他文职人士59。”

青年人逐步看清了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的软弱无能，看清了他们既想获取政权又害怕暴力革命的动摇性。青年人不再相信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和理非”的说教，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趋向激进。然而，回归以来香港整个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还不足以酝酿出坚强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团体，因此也就没有一个政治组织能够给青年学生和青年无产阶级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和策略。

青年人却迫不及待的要行动了，2014 年的占中，2016 年的旺角暴动，都体现出这种情绪。当本土派团体以一种激进的面貌出现时60，当他们“代表”了青年的心声反对温和民主派妥协路线时，青年人将本土派当作自己斗争的武器拿了起来。

2014 年雨伞革命之后，本土派正式形成。本土派内部千奇百怪，有直接要求港独的，有要求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港独的，有要求和新加坡、台湾联合搞联邦的， 还有要求香港归英的。整体看来，本土派是各种民族主义团体的大杂烩，最极端的就是港独。

相对于泛民整体是以“和理非”的方式做斗争，本土派更为激进，他们提倡用“勇武抗争”替代“和理非”。“和理非”是在完全承认并遵守资产阶级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完全合法的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压，寄希望于政府在“强大民意”下妥协，他们游行前要申请，游行时要遵照批准的路线，游行时间要严格遵守当局的规定。“勇武抗争”并不完全遵守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而是强调通过少数人激进行动，强迫政府在对抗下妥协。2016 年的“旺角暴动”就是典型的“勇武抗争”。

但是，本土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策略上是荒唐的。

本土派理论上是错误的。其经济纲领要求区隔大陆和香港的经济，政治纲领要求某种程度的“独立”，民族政策导致“中港矛盾”扩大。本土派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狭隘的号召，不可能区隔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因为这根本区隔不了，但是却在劳动人民心中种下民族主义的种子，分割了香港劳动人民和大陆劳动人民的联系，分割了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无产阶级只有将其斗争视为整个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时，才能最终获得解放。任何试图隔离两地无产阶级联系的理论，都是错误的。

策略上本土派无比荒唐，将英美资产阶级视“民主卫士”，引为斗争盟友61，更可笑的是，“他们散播一个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够的人数表示想要独立，并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发动骚乱和以种族歧视的言词宣誓），中共就会心不甘情不愿的容许港独。”具体行动方案上，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和冒进倾向。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勇武”，最终要么走向布朗基式的密谋团体，要么沦为卑劣的恐怖主义，要么被人当枪使。

从其理论（纲领）、策略（含斗争手段）和人员构成来看，本土派是充满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以激进和冒险为斗争策略的小资产阶级右翼。这个派别上台后， 照例只会推行对资产阶级集团有利的政策。

第五节、雨伞革命及其影响

一、香港民主运动概述

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无法实施，民生问题越来越多。

人民需要反抗。

但是，由于制造业的外迁和传统左翼政治势力的背叛，遭受到了双重打击。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回归初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团体。

此时，港英末期成长起来的泛民主派，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时候，也在经济上提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张。

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的泛民，在得到广大小资产阶级拥护的同时，也渐渐得到无产阶级的拥护。为了争取争取政治权力，进而归根结底为了在政治上保障自身的经济权利，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加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跟随着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同垄断资产阶级作斗争，正如他们的先辈曾经跟随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封建领主作斗争一样。香港的民主运动呈现了独特的特点，其领导阶级是小资产阶级，而参与主体既有小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

从 2004-2012 年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的七一游行都与普选相关。2004 年七一游行主题是 “普选特首，立法会直选”，2005 年的主题是“反对官商勾结，争取全面普选”，2006 年主题是“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2007 年主题是“争取普选，改善民生”，2008/2009 年主题都提到“还政于民，改善民生”，2010 年主题是“七一向前走，香港前途在我手”，2011 年主题是“还我 2012 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曾荫权下台”，2012 年主题是“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

除此外，泛民每年六四举行游行，纪念六四，呼吁民主。2009 年公民党和社民连联合发起五区公投活动，为争取真普选造势。2011 年中学生反对国民教育的斗争，也可以看做香港人民争取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泛民政党还积极利用议会选举，进行民主宣传。

香港阶级斗争的土壤，给泛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泛民得以通过议会选举、游行示威等各种方式，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压迫的反抗，引导至要求 “双普选”。劳动人民的斗争的矛头，越来越多的指向以“双普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基本法定下了要实施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目标，但具体措施没有定，而中央对此的态度一直是“拖”，甚至从 2003 年之后不断寻找机会收拢香港的政治空间，缩小港人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自由，这又进一步把香港政客的精力吸引到围绕落实双普选的斗争。

泛民借“双普选”不断壮大，而围绕“双普选”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成为了香港人民重要的政治生活。

二、2014 年前后的形势

2012 年梁振英上台。梁振英在政治上非常反动，被港人称为“狼英”，被 港人视为“党人治港”。

梁振英上台之时，香港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2001-2011 年十年间，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青年人甚至连名义工资都没增长。2014 年占中期间梁振英接受外媒采访，承认占中之所以发生是源于市民对高楼价、高物价以及阶级固化不满，他甚至说到，“房屋短缺问题愈来愈严重，到了有年轻人结婚却要分开居住的地步，这是不能接受的。” 他试图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的改良收买人心缓和矛盾。

然而，港府十几年的统治告诉无产阶级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不改变政治制度， 所有试图改善其经济地位的法案，都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而绝大部分法案，在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和议会中都无法通过。

2014 年前后，社会不满加剧了。梁振英企图缓解房地产问题，但收效甚微， 标准工时立法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已经讨论多时，但他没有落实。香港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在其任内，“对北京政府映像变得更差”的港人数量，首次超过了变得更好的。由于青年人的经济地位更低，对未来更加迷茫，所以越是年轻，对政府越是不满。2014 调查，对政府和特首梁振英的不满意度，18-29 岁为 70%、83%，30-49 岁为 35%、54%，50 岁以上为 30%、49%。对中央和一国两制不信任的，18-29 岁为 75%、85%，30-49 岁为 54%、59%，50 以上为 41%、42%。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满意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和理非”的斗争方式。2010-2013 年间，泛民内部成了数个激进的民主派团体。激进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就成立于 2011 年62。

2014 年，人大常委会即将确定 2017 年普选的方案。

从 2004-2012 年间，泛民通过游行示威、议会选举、五区公投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争取双普选，都无法给中央政府足够的压力。

泛民主派中某些人试图动员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长时间瘫痪某些主要交通路线，以此给政府施压，在此关键时刻争取“真普选”。雨伞革命的第一阶段——“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占中运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三、雨伞革命概述

雨伞革命不同一般游行，它动员了数十万人，持续了 79 天，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其规模之大，坚持时间之久，回归以来罕见。雨伞革命的第一阶段， 即占中运动，最初是由温和的民主派“占中三子”于 2013 年 3 月发起，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和酝酿，得到泛民众多团体的支持。2014 年七一游行后，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组织“预演占中”。

到 2014 年 9 月 27 日正式开始占中后，运动的领导权落入学生手中。警察在驱散学生时过渡使用暴力63，令民愤大规模爆发，占中运动从占领中环演变为占领金钟、湾仔、铜锣湾及旺角等各个地方。在此过程中，市民用雨伞抵抗警察的辣椒水喷雾，雨伞革命因之而得名。

从 10 月初开始，学生和市民联合占据数个据点，市民下班后就去固定场所聚会，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由于运动并无统一领导，步骤和策略不明确，阶段性目标是什么，怎么收兵，都不清晰。某些占据点也未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64。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市民都要上班上课，两个月拖下来已经非常疲惫。

11 月底民气消退，警方准备清场。学生组织在内部激进派别（勇武派）的压力下，不但没有主动退场，更在此时升级行动。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群众“对准政权，包围政总”。11 月 30 日，近千名集会者戴上头盔和眼罩等装备涌向特首办一带，最终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运动黯然告终。

雨伞革命的发起者和排头兵都是青年学生，运动的诉求仅仅是“真普选”， 亦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步骤，何时进何时退并不清晰。面对暴力清场，极其冒进地采取“对准政权，包围政总”的斗争手段， 最后被政府强制清场。

官媒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占中运动和雨伞革命是香港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避而不谈阶级对立是导致民主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将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客的各种鼓动和策划视为香港爆发占中运动的原因。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是典型的从事物外部找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外因仅仅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四、雨伞革命的后续影响

雨伞革命是香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整个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是反送中运动的预演。

雨伞革命的爆发，本身就标志着“和理非”作为唯一斗争手段的破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和理非”的政治游行感到沮丧。2018 年香港的七一游行、六四集会，失去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因为青年人觉得“就算是占领行动，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同样也无法换到政权的正视”，那这样的活动自然更是“行礼如仪”，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成果65。

另有部分青年人更加积极投身政治。雨伞革命后出现了大量的“伞后组织”和青年参政潮。很多参加了雨伞革命的青年投身政治，要么参加议会选举，要么组成各种团体深耕社区66。他们被人们称为“伞兵”。伞后组织团体数目非常多，他们人数少但向心力强，数目多但互不统属，目标、理念不一67。

在这里面，就有一部分香港的特殊性、强调优先考虑香港利益的政治团体， 以一种激进的面貌出现在青年面前，批评泛民的温和政策，号召“以武制暴”。这在厌倦了泛民妥协政策的青年那里，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时间，本土派如雨后春笋快速崛起，成了泛民和建制派之外的另一种势力。

以 2014 年为界，香港的民主运动越来越激进。

五、阶级矛盾小结

香港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其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体现为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两组矛盾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上述矛盾体现为三条线。

经济上体现为劳资矛盾和民生问题。具体表现是关于标准工时立法、集体谈判权立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养老和医疗保险、改革教育制度、完善住房保障，等等。

政治上体现为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具体表现是怎么落实“双普选”，其中泛民（包括温和派与激进派）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矛盾是主线，资产阶级“养寇自重”、渔翁得利是辅线。围绕“双普选”的斗争，成了香港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泛民要求快速落实双普选，并且是真正的普选，一人一票投出来，缩减乃至取消功能界别。而中央的态度是尽量拖延，2014 年人大常委会决定 2017 香港特首普选，但是只能在提名委员会推荐的人中普选，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之前选特首的 1200 人委员会相同。这相当于没有任何变化。资本家试图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逐步争取对其有利的方式。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认为“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任何修改，都要循序渐进，要确保中央能支持香港。”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民联号召“支持一国两制下香港循序渐进迈向双普选。”资产阶级也会和政府在表面上保持一定距离，以利于其在直选中获得更多选票。2014 年人大常委会拖延香港的普选，自由党就曾公开表示失望。资产阶级往往与泛民相互借势，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2017 年特首选举，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和泛民第二大党公民党就曾公开商讨，并推选共同候选人狙击梁振英连任。

地域上体现为中港矛盾。2014 年之前，具体表现是香港民众自发扩大斗争面，两地网民通过新媒体相互吵闹，泛民等政治势力利用中港矛盾谋求政治利益， 甚至到了“逢中必反”的程度。2014 年之后，本土势力开始抬头，出现了明确的港独团体，使得香港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复杂。

2014 年之后，香港的所有政治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根植于经济关系的以劳资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是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劳动人民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阶级的组织情况等等，却影响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影响了阶级斗争的形式。无产阶级回归初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跟随在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后面争取以“双普选”为核心的民主权力，而小资产阶级温和民主派在政治上软弱、组织上涣散，越来越多的青年对温和派失望，中国矛盾又在 2003 年后不断扩大，激进民主派在壮大，港独势力独立出现，站在大洋彼岸的英美资产阶级在虎视眈眈，这一切，又构成了劳动人民斗争的具体舞台，影响了劳动人民斗争的方法和手段。香港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

从 2014-2019 年间，导致香港阶级对立进而导致民主运动越来越激烈的一切因素都没有改变。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没有缓和；青年人往上流动的希望并没有增加；人民群众在政治上面仍然无权，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还是通不过，养老、医改、标准工时立法继续被资产阶级抵制。而中央还一直在等待时机，寻觅机会，试图收紧对香港的管控。

这一切都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必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