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素養系列3》年輕人、政治與媒體
本篇將介紹：
- 不聞政治、對政治缺乏興趣
- 數位媒體時代
- 年輕人、政治與媒體
- 政治極端主義
- 年輕人的公民權
- 不聞政治、對政治缺乏興趣
因為未知而避談、怕起衝突不知如何應對、遇到情緒不想承擔...
年輕人的政治知識、興趣與參與層次日趨下降，而他們對政客的不信任感越來越高。雖然不是新現象，但嚴重程度卻在過去20年間顯著增強，這種情形在美國最為明顯。大篇幅報紙的讀者和「第一流」電視新聞報導的收視率有急速下降的現象。
儘管美國大學入學率顯著升高，社會大眾越來越擔憂年輕人在基本政治資訊方面的無知。
美國研究顯示，年輕人對新聞媒體的使用興趣已降至最低限度。在年輕觀眾所收看的電視節目中，只有6%屬於新聞範疇；而在閱讀報紙時，多半把注意力集中在娛樂、主題特寫或體育等版面上。
願意費心在全國性選舉中現身投票的年輕選舉人(18-24歲)，比例呈現歷史性衰退幅度。過去10年在英國、法國和德國進行的調查顯示：與前幾個世代的年輕人相比，目前低於25歲的年輕人顯然比較不會去登記投票、在選舉活動中出面參與，或是政治上表現活耀。
媒體即訊息，媒體即按摩
我們總是先注意到媒體表達的內容，該注意的不是內容，而是媒體本身。
隨智慧型手機出現，我們再也不用帶著時刻表和地圖，打開應用程式就能自動導航到目的地。在音樂會之類的場合，假設找不到約定見面的友人在哪，也常看見人們打電話、傳訊息聯絡。隨者通訊軟體和簡訊中的表情符號越來越廣泛，也帶來新的煩腦
媒體緊捉住大眾，搖撼、擺弄人心，心隨之開闊，就像在幫我們「按摩」。
文字出現以前的文化，文字發明以化的文字文化，以及文字之後的數位文化，都影響我們透過不同濾鏡看世界。尤其是文字出現之後，導致五感比例偏向視覺，必然感官之間的比例失衡。
令人聯想到以前還會記電話號碼，但有了智慧型手機，只要動動手指輕點對方名字，就可以進行對話了。這代表五感平衡又出現新的變化，認知方式的結構也大幅改變。媒體上的文章與表達內容並非重點，而是新興媒體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環境，甚至改變我們的認知世界的知覺與思考方式。
隨新興媒體的誕生，就連我們的五感平衡都受到改變。
新傳播科技出現而產生新思維、感官、溝通方式 適應新年代
新媒體的大解放
- 單向到互動
- 大眾到分眾
- 讀者到作者(人人都是媒體)
- 集中化到去中心
每個創新都有正反面
- 噪音/訊息爆炸
- 注意力稀缺
- 重新部落化(根據演算法，只會看到喜歡的 同溫層 會窄化視野 甚至對不同立場產生抵制)
- 不實資訊
網路大型科技公司，更大中心化的出現
解決網路高度集中化的問題：WEB3.0
- 數位媒體時代
儘管有諸多缺點，新聞報導仍是人們藉以接觸政治辯論與政治活動等公共領域的主要工具。
年輕人對政治的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時常被拿來當作指標，以預測社會在未來的健全狀況。
新社會運動所倡議的公眾行動，需要更多傳播資訊的管道，特別是因為這類的資訊比較沒有機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如果我們認為新聞與這樣的「日常政治」毫不相干，並因此而拒絕它，就像忽視社會大眾對知識的持續需求。
如果人們沒有能力將日常生活經驗連結到更廣闊的集體行動世界，無法取得關於這個廣闊世界的資訊，如何從「政治的」觀點來思考這些日常生活經驗。
對於新聞在形式上的創新與更「大眾化」的取向，需要受到另一些呼籲的制衡，也就是以提供更多資訊、且較有深度的方式來處理政治的傳播與報導。
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新聞具有特殊教育責任，而新聞工作者能夠、並且應該遠比目前更有效率地達成這些教育的任務。
藉由電視來教導，使新聞成為年輕觀眾能夠理解的對象。
主流新聞報導無法跟上轉變的文化風格與年輕人熱衷的事物。他們偏好「非正式」與「反諷性」的新聞媒體風格，而不喜歡傳統新聞報導中「千篇一律的篤定口吻」。現有新聞媒體的觀眾/讀者會日漸減少，原因在於這些媒體無法與各種形式的「日常政治」建立一種連繫，而對這個年輕世代來說，這些才是最重要的事物。
數位媒體時代，資訊即時可得，更打破地域、距離、意識形態等以往難超越的藩籬，讓人民得以更開放地接觸各種訊息、價值、思想和文化。
「世界村」更具體的實現，且每個公民可以主動參與的時代，意涵深遠，不僅帶來經濟和政治的政策衝擊和改變，也將同時發生估民主體和社會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這世代成長於網路興起的時代，熟悉網路的互動模式。生來就在台灣民主多元自由環境中呼吸和成長，習慣於政黨競爭和政權更迭，對比嚴控言論自由的中共或其他華人社會，對台灣自由民主的制度和文化內涵擁有一份深層的珍惜和驕傲。但這群年輕人對台灣當前的社會現狀充滿焦慮。同時，台灣從經濟富足轉向依賴流失的轉捩點，就業機會與生活條件前景不明；主權價值確立，卻面對與中國競爭與合作的灰色地帶，飽受威脅。
社會變革絕非一蹴可幾，更常是迂迴波折，進一退三。
台灣正經歷「歷史質」改變：一個具有主動力、知訊力、協作力和台灣在地公民意識的新媒體世代已經成型，有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勇於發聲，並嫻熟新科技，不甘於既有政治、經濟和大媒體的控制。
新媒體促成了這年輕世代擁有更強的訊息資源、發生能力和自主潛力，必將繼續發酵。
新媒體對網路使用者促成了什麼「自主」培力效果：
1.自主公民VS被動群眾
傳統大眾媒體的模式中，「閱聽人」基本是被動的資訊接收者；但網路使用者是主動的資訊蒐集者、產製者。
鄉民主動上網分享各式資訊，也創作各式懶人包、影像訊息等，具有「主動」性，且是一種「自我實現」的公民特質。
2.知/資訊公民VS.無知民眾
新媒體提供大量資訊經由社群分享聯繫，進一步培力「審議民主」的公民參與。
不甘僅做「冷漠」或「無知」的公民，已走在政府和政黨的前頭，甚至帶動某些政治團體也開始倡議「審議民主」，要求參與決策過程的實踐力，具有深化民主的重大意義。
3.行動/協力公民VS.冷漠/孤島人民
網民不在僅是「宅」在家的鍵盤公民，更顯示出基於關懷社會正義和自我命運的熱情行動力，走向街頭展現自願自動的集體賀合作力。
這份時代的危機感，在新媒體的各式平台發抒、凝聚及串聯，形塑了濃濃的在地公民意識，將自我命運與台灣的未來緊密連結，並積極付出努力、集體協力，創造改變的可能。
- 年輕人、政治與媒體
年輕人表面拒絕政治與新聞媒體的假象，可能反映了他們的「被排除感」，被排除在政治的領域之外，被排除在具有支配性優勢的政治討論形式之外。
新聞媒體代表了一種「非正式」政治教育的重要工具。無論年輕人顯得多麼漠不關心，他們通常別無選擇地收看新聞；而且可能會意外從媒體中、或在其他活動過程中吸收許多政治資訊。
年輕人對傳統定義下的政治，也就是政客的行動，表現出極端憤世嫉俗的心態。
政客不僅時常被指責為無聊乏味，且被貶斥為腐化、漠不關心、虛偽和自私自利；政治被廣泛地鄙視為一種不誠實的遊戲，極少關係到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年輕人對於政治缺乏興趣，則指是他們對自己所感到的無力感的一種合理反應。當他們沒有權力影響某事務，且這項事務也完全不試圖向他們顯示意義與作用時，為什麼還要費心去理解它?從這觀點來看，年輕人並非冷漠或不負責任，只是完全被剝奪了公民權罷了。
政治改變(如選舉)可能對自己或家庭具有某些意義；但不能投票的事實，意味著只能被動而疏離的態度觀察這個過程。
以往選民只能被動接受候選人的政見，但透過給問的方式，選舉不再只是單方面的餵養，而是雙方的互動。降低公民的政治參與門檻，讓生活並不是疏離政治的「去政治化」而是每個人都能讓生活中政治議題感到興趣的「趣政治化」。
- 政治極端主義
在當今的世界，年輕人面臨的陷阱和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但能讓他們爬出困境的梯子比以往都更少。
政治極端主義的微觀起源
常見說法包括：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使得窮人翻身無望，他們不在相信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福利、醫療與教育支出的縮減，弱勢群體面臨更嚴苛的生存挑戰；移民與難民浪潮引發了排外的情緒反彈，也加深接受國對新住民的歧視；宗教基本教義鼓吹某種傳統而封閉的世界觀，將現代化多元生活方式是為某種需要根除的病態；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出現，使各種極端意見獲得宣傳管道，得以招募更多偏激份子。
這些無法說明為何有些人願意接受偏執而扭曲的意識形態。
長期在少數族群貧民窟與移民社區悶燒的憤怒，青少年從憎恨學校、仇視警察，進一步演變成更嚴重的反社會心態。
一旦源於貧窮與被歧視的憤怒被引導到全面敵視主流社會的極端主義，西方國家本土自製的恐怖份子已經登場，問題只在於他們何時會採取極端的攻擊手段。
對家人、鄰居、社區甚至國家，年輕男性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無援，而且正當和有生產性意義的資源更少。因此面臨以簡單或尋藥方式擺脫困境的誘惑。不幸的是擺脫危機最簡單的方法往往破壞力也最強。
如果不順遂的男性青少年不需要假借暴力攻擊正當化自己存在的價值，也不需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這世界肯定會更和平。
如何避免成長受挫的青少年走上政治極端主義的不歸路?
宣傳多元包容的價值、根除制度性的歧視、提供弱勢群體更多的資源與機會，都是需要公部門積極投入的必要政策。除此之外，尋找個人認同已經成為當代人最艱鉅的挑戰。
現代人對其追求的目標感到徬徨，因此出現了認同危機。安全與富裕並不是充分條件，任何民主國家需要確保未來一代能有機會實現夢想、尋找有意義的生活，才能免除政治極端主義的威脅。
接受世界原本的面貌，讓經驗和資料來告知和引導他。以寬容和同理心面對這個異常困難的課題。
- 年輕人的公民權
近年來，公民權的概念一直都是許多教育論辯的重點，特別是在回應年輕人對政治感到不滿的事實上。然而「公民權教育」的目標和方法經常未受到衝放而適當的界定。
1980-1990年代初期，英國保守黨推動的某種形式的公民權教育，接近現代版的「公民課」，鼓勵年輕人擔負起社會福利未能完成的必要工作，如撿拾垃圾、慈善募款、探訪老年人，而不是鼓勵他們更積極具備充分資訊地參與政治。
在避免政治爭議的努力中，教育決策者儼然假設兒童沒有能力處理複雜精細的政治判斷。這樣的觀念徹底將政治教育的任務留給其他資訊來源，尤其是媒體。在這過程中，兒童可能終究無法得到充分而適當的教導：「一方面期望兒童發展出足夠的社會識讀能力，以至於能夠在18歲的年紀(被允許投票的時候)做出政治上的判斷；另一方面，卻避免提供任何工具或管道，已獲得這方面的知識與分析的技能。」
教師和新聞工作者面臨著更困難的挑戰，必須尋找方法，建立政治對年輕人的相關性，並將個人經驗的「微觀政治」與公共領域的「宏觀政治」連結起來。
憤世嫉俗的立場隨兒童年齡增加而漸普遍。隨著他們變得更有能力「脫離自我中心」，兒童開始假設(並且批判性地分析)他人的動機。在某種程度上，這改變同時也牽涉到接觸資訊的管道：大致上來說，較年長對接觸資訊的管道比幼童豐富的知識與了解，因此也能夠提出比較具體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見解。
年輕人需要被提供機會，讓他們實際參與政治活動，它將融入在真實生活裡的政治行動中，而不是遠處觀察而已。換句話說，他們本身便有資格成為政治的行動者。
不應該把年輕人對政治領域的疏離，詮釋為只是某種形式的冷漠或無知罷了。
年輕人「被剝奪公民權」的觀念，必然意味著他們本來應該享有某些種類的政治權力。年輕人是(或應該是)「公民」，並不是未來的公民，或發展中的公民，而是實際上的公民。
在大多情況下，公民權都被理解為一種理性的功能，要求在公私之間做出基礎性的區分、持續自由而不被扭取的傳播報導、以及忠於職守地服從公義的準則。
人們用以界定參政權、政治權、與公民權的特質，都與兒童與青少年在傳統看法所代表的形象恰好相反。如要實現人們擁有文化表達的管道的權利，那麼無可避免地更多公民權和政治權的傳統形式必會受到挑戰，尤其對年輕人來說。
成人給予青少年必要的工具與方法，青少年至少有能力理解複雜的政治觀念與議題，並對他們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