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 | 女性政治賦權

為了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女性必須擁有表達的自由權利以及參與公共生活權利，這應當充分地表現在女性在國家各個層級及部門決策過程中，可以享有不受到威脅地自由表達意見與發揮能動性的空間。因此在這一方面，一個國家的政治進程與體製需要得到追蹤與監控，以偵測並研究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代表性，以及各個機構領導層級女性領導人、民意代表等的群體代表性和數量是否充足。

根據我國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特定領域中女性賦權統計數據》，我國 Malaysia Gender Gap Index (MGGI) 馬來西亞性別差距指數，整體達到 0.714。馬來西亞性別差距指數同樣根據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GGI）所製定的四個維度，分別是：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機會以及政治賦權。這項統計大致反映出相關國家的性別差距情況，進而給予政策製定者評估國家在製度層面推動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方面是否有長進。

在這當中，值得留意的是，馬來西亞在政治方面的賦權方面的指數仍是處在超低水平的0.100。2020年在國會擔任民選議員的女性占比是14.9%；持有部長級職位的女性，也僅達到15.6%。至於在擔任高級別公務員以及立法領域方面，女性的比率同樣顯著低於男性，僅達到24.8%。女性在政治領域中的參與程度，對於女性政治賦權進而達到社會製度層面的改變是重要的，同時也可以促進國內當選執政黨的代表性。

在我國的政黨文化裏，女性黨員雖然同樣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是大多數的女性群體經常僅僅成為支持男性領袖的基層力量，往往無法或很難進入政黨的決策圈子。因此，女性黨員雖然繼續成為政黨運作的一股重要力量，看似有參政的機會，然而在政黨內部想要達到位階流動的機會卻微乎其微，而繼續在政治領域中復製履行父權體製下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角色。

我國女性政治代表的數量依然處在極低的不健康水平，透過每一次的選舉提名程序，最終上陣的女性候選人數量，便可以看出這一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在2018年，我國首次經歷政黨輪替，希盟當選執政政府，雖執政女性人數有稍微攀升，更出現了我國首位女性副首相，但是在其有限的執政期裏，依然沒有委任足夠的女性代表作為決策者。

時光再倒流回到第十四屆全國大選競選期間，無論是希盟還是國陣，在他們的競選宣言裏都表明會在聯邦與州政府的層級達到保有至少30%女性代表的目標。事實卻是口號與實際行動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根據統計，在2018年的全國大選中，女性代表候選人的提名率只有14.4%，分別是國陣（727名候選人，92名女性）、希盟（660名候選人，85名）、伊斯蘭黨（548名候選人，36名女性）。

按照邏輯推算，如果真要在執政層級達到30%的女性代表目標，則各個政黨需要在提名的階段就保留足夠的女性候選人數量。結果顯示，在仍由男性強烈主導的政治場域中，女性候選人明顯不具備與男性候選人平等競選的機會。此外，更令人心寒的是，在國會殿堂上或政治人物針鋒相對的現場，女性政治代表仍遭逢針對其性別的惡意攻擊。尤其在國會會議的現場，屢屢發生政治人物發表充滿歧視性與貶低女性的言論。這些事件除了反映出國內普遍公民的性別意識薄弱，不友善的政治場域也可能會降低女性從政的意願。

加上社會普遍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期待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女性從政面對更大的壓力。舉例來說，相比一名男性政治人物，一名女性政治人物需要面對更多的來自於傳統性別觀念下的不合理觀感與壓力。因為性別分工不平等的關系，女性仍被期待是家庭單位內的主要勞動者與照護者，即使一名女性在專業領域有多麽卓越的表現，只要她無法擁有所謂主流「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亦或無法處理好私領域的事項，便被視為失敗者。這樣的情況也可以在職場女性的經驗中可見一斑，女性經常受限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被認為勢必會因為照顧子女的責任和家務勞動而分心，進而無法全心專註在事業上，甚至可能因為個人家庭規劃懷孕的打算，而必然造成工作職涯中斷這樣的刻板印象。

綜上所述，馬來西亞在邁向性別平等路上還要很長的一段路要前進，尤其是在女性政治賦權的領域。國內各個政黨需要提高女性政治民意代表的數量，腳踏實地的付諸於行動，在選舉中提高女性候選人的提名參選數量。社會也需要積極響應今年3月8號婦女節的主題——打破偏見，唯有在社會的各個層面賦權女性，政府與民間團體積極攜手推動性別平等，才能真正落實改革政治系統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改善女性同作為公民的權益。

（原文刊登于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言路版，202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