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有無限的可能──閱讀賀景濱

Patience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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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創作者都很孤獨,但有一種小說類型似乎是最孤獨的,就是科幻小說。一九六八年寫出《銀翼殺手》的菲利浦.K.狄克(PKD)就是一例,當初原版描述的是一九九二年的舊金山,到了一九八二年電影版再推遲到二○一九年,後來書籍新版又往後至二○二一年一月。轉眼我們又到小說描述的時間了,PKD的未來顯然還要繼續延伸。光憑小說之力,就一個人站在這麼遠的時空,逐步把過去的科幻變成未來的寫實,這也是賀景濱在做的事。

問重要問題的小說家

但賀景濱不是立意寫科幻的小說家。第一本作品《速度的故事》收錄的李伯夢三篇,就不帶什麼科幻成分,而是描述一個叫李伯夢的人,在校園突然被逮捕入獄,出獄後有天高速開車身亡的過程,而這個李伯夢一直覺得虛數i侵入他的身體,名叫老埃,他為了抵抗老埃,決定保持沉默。賀景濱在初期的三篇連環作中,結合醫學、數學與哲學辯證,已展現他奇特的小說路線。小說完成在解嚴後初期,李伯夢被帶走前一晚在學校到底發生了什麼,讓人想起陳文成案,而老埃對李伯夢的控制則不免讓人聯想警總,描述李伯夢出獄之後身體與心靈的解離,更意圖用哲學的高度處理政治犯的悲劇。

《速度的故事》雖然驚豔文壇,讓張大春說出賀景濱是在處決小說的經典評論,但賀景濱真正廣為人知的還是二○一一年第二本作品《去年在阿魯吧》,小說吸納許多網路流行語,探討一個進入虛擬城市巴比倫生活的男子,愛上記憶體的故事。《去年在阿魯吧》以充滿未來感的眼光,指引沉浸在資訊流裡的你我,我們還沒抵達未來,就生活在賀景濱建構的巴比倫之中。這本書深深影響了許多七年級後的小說家,賀景濱曾提及,當時他有點驚訝年輕世代的反應。

從《速度的故事》到《去年在阿魯吧》,再到最新作品《我們幹過的蠢事》,賀景濱看似逐步往科幻題材移動,其實他只是梭爾.貝婁(Saul Bellow)的信徒:小說要討論重要問題。某種程度來說,他不是立意成為科幻小說家,只是不得不寫科幻而已。從解嚴前後對現實政治的諷刺,轉移到二十一世紀後資訊流的世界。他曾在訪問中談到,PKD處理的是從物理學跨到生物學的課題,企圖去問仿生人與人類有何不同?而他自己面對的,恐怕是地球文明的第三與第四階段,也就是人類在生物的碳奇蹟之後,目前「也許才正開始從資訊學的矽奇蹟,準備跨入能量學的氫融合奇蹟」。(《我們幹過的蠢事》,298頁)

世界怎麼了?小說怎麼了?

到底以柏林為主場景的《我們幹過的蠢事》,要討論什麼重要問題?從本書以小說家為主角就可知賀景濱此次的野心。沒有名字的小說家到柏林尋找從前的邏輯學教授李森多夫,想解決自己的小說論證困境,因為在他生存的世界中,演算法已掌控了一切,所遭遇的人與事件,都可能是攝控學的結果。這個很像卡夫卡筆下K的角色,從抵達柏林的一刻開始,就被連續捲入神祕的爆炸事件,修車廠老闆辦的怪異派對,數位黑社會、暗網與基因人失控攻擊的陰謀,他置身在一個體制中,但自己不知道那是什麼,僅能透過下載的App推論,所有出現的人物身世,幾乎都是藉故事大綱演算法推演出來的,而小說家唯一能討論何為小說的對象,竟是一個App裡面的外星人。就在主角經歷連串冒險後,作者到結尾才告訴讀者,目前距離世界末日僅剩下七分鐘。這種完全違反高潮鋪陳的寫法,到底所為何來?

在我看來,賀景濱是把原來有可能是007電影的素材,完全顛倒著做,因為他要論證的是「世界怎麼了?小說怎麼了?」,而不是形塑一個冷戰間諜情節的英雄旅程。這樣的設計更能反映一般人置身資訊生活經常有的感受,似乎有什麼正在發生,但我們不會知道。所以《我們幹過的蠢事》要問的重要問題就是,這樣的生活發展到極限的時候,人與人的關係會是什麼?第二個重要問題是,這樣的世界還需要小說嗎?電玩遊戲與沉浸式體驗,和小說有何不同?

正因為要同時質疑世界與寫作,使《我們幹過的蠢事》是一個並不好寫的作品,它在建構一個異境化的虛構世界時,卻又要不斷否定寫作,從形式上就是一套遊戲,如PKD使用孚卡系統來判別仿生人,賀景濱則以膠囊「魔鬼的嘆息」略施小技以讓人吐實,整個作品的對白與情節推進,靠的是「魔鬼的嘆息」,靠的是故事大綱演算法,似乎是以「機器之手」取代了傳統意義的「作者」。這種看似「隨機增生」式的寫法,更加考驗寫作者的功力,在賀景濱筆下,我們見證當代小說還有無限的可能。

直面思辨小說

《我們幹過的蠢事》是高手之作,並不在小說裡面各類知識的淵博,或者是形式上的困難,而是第五章結尾,賀景濱採取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叢》體例,直面思辨「小說是什麼」的問題,建構他自己的「小說邏輯論叢」。他企圖回答人類的語言活動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回答「小說虛構了什麼」,而這些難題不是在當代特別棘手,事實上從塞萬提斯時代開始,每一個時代的小說家都是如此。

4 .4 .3 .1 所以小說從來就不是「什麼」的問題,而是關於「怎麼」的問題、關於「如何」的問題。什麼是什麼,指涉的是事物;如何而怎麼,指涉的才是事態,事物的狀態。
4 .4 .3 .1 .1 所以塞萬提斯呈現的,是騎士羅曼史橫行的年代,一個人要「如何」生存的困境;托爾斯泰講述的,是農業秩序即將崩解的時候,一個人要「如何」活才能成為一個人。卡夫卡追問的是人被異化後要「怎麼」辦?而馬奎斯用百年提問的,是拉丁美洲「怎麼」會走到今日的地步。
5 小說,只不過是在問一個如何的問題。對未知的想像和虛構,後來,一直,永遠是創造活動中最閃亮的鑽石。

小說在當代並不是就特別貶值,或處境特別艱困。在賀景濱的思辨中,我們似乎能再次理解到小說的本質。在《我們幹過的蠢事》最後,主角最終一一刪除了那些應用程式,也醒悟自己掉進了一個遊戲當中,認為不管互動遊戲得到多大的樂趣,終究只是依附於一個已存在的世界,而這樣的世界是沒有創造性可言的,作者似乎以此表露他對電玩遊戲的看法,以及對小說創造力的期待。

回頭來看,不論賀景濱寫不寫科幻,都是站在未來的人。一九九一年他曾寫了一篇散文〈懷念六○年代〉,裡頭有句這樣的話,「不要問機器能為你做什麼,問你能為機器做什麼!」當然是把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就職演說的名言,從國家置換成了機器。過了二十年再看這句話,竟如此契合。賀景濱做為與朱天心、張大春同輩的小說家,一直以不多的產量維繫住臺灣文學的另一條道路,思索臺灣本土的特殊性如何承接整體文明的發展,而這條路正如他筆下的世界,總是人煙稀少,難怪每一次見到他,總覺得他很孤獨。

《我們幹過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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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ceChuang春山出版總編輯。曾就讀台大外文系、輔大大眾傳播研究所,歷任《新新聞》出版部編輯、《自由時報》高雄組記者、《誠品報告》編輯、時報出版人文科學線主編、衛城出版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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