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来没有听歌的自由

2020 年 4 月 13 日

此文最早于2019-04-13发送

昨日国内某李姓歌手因“行为不端”被全网封杀，一时间不仅各大音乐平台火速将其歌曲下架，其双微账号亦皆惨遭注销。此事件并非个例——从邓丽君到崔健，从PGONE到张学友，建国以来的音乐审查从未停息。而纵观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从来没有听歌的自由。

音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吴越春秋》中记载了一首据说是黄帝时代的乐舞歌词——《弹歌》，该歌用“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汉字生动地表达了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在劳作的过程中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向往。

但是象征着创造方法论的“音阶”和“十二律”却是在周朝产生的，随着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的建立，中国的音乐也逐渐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当时的音乐为奴隶主所用，在黄帝时代至周朝所出现的为个代所制的乐舞已被通称为“六代乐舞”。周代的统治者把“六代乐舞”分别用于祭祀天地、日月、山川以及祖先等，使“六代乐舞”成为中国古代雅乐的一种典范，巩固其宗法社会并进行统治活动。

西周王室还制定了被称为“礼乐”的社会制度。所谓礼乐制度，即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它在乐县（音悬）、舞列、用乐等方面都有其森严的规定，因此在祭祀、宴享、朝贺等场合的礼节仪式中，都规定了与之相配合的各种音乐。礼、乐的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人民。

周代的统治者开创了以政治手段对音乐进行管理的先河，其后的几千年里，这种对音乐的国家控制模式的被无数统治者发扬光大。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音乐盛行，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郑、卫两国的“郑卫之声”。但儒家认为“郑卫之声”是“桑间之音（淫靡的音乐）”，是“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于是在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令“罢乐府官”，裁减了“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的441人。

对民谣的禁止也早已有之。董卓执政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创作了民谣《董逃》。这首歌前半部分描写了董卓的发迹和显赫，紧接着笔锋一转，开始痛斥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劳苦的无耻行为。该民谣一经传唱就遭到禁绝，《风俗通义》中如此描述此事：“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

创作讽刺歌曲，还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元朝至顺二年，英宗酗酒成性，作威作福，无人敢谏。艺人史骡儿教坊承宴唱曲，一曲《殿在欢》以“酒神仙”词微讽在上，随即被“怒叱左右杀之”。而在以文字狱著称的大清，这种“因歌获罪”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

1949年后，音乐也和其他文化事业一同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属性。早在1942年5月，毛在陕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号召艺术工作者要创作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且“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而在建国之初，其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

随着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当时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为政治所用，歌曲的创作当然也无法逃避这个命运。林某就直接声称：“教一首好的歌曲，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等到1966年**爆发之后，用毛、马、斯甚至是林的语录谱写而成的“语录歌”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受批斗者也要唱一种名为“嚎歌”的认罪歌曲。在这时，音乐已不是音乐本身，而成了政治的附属品。

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策与之前相较变得宽松，但音乐仍无法逃脱审查的魔爪。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进行猛烈批判。《人民音乐》杂志分析为“这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最后，《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三十年代的黄色歌曲”。

令人感到好笑的是，此歌在蒋执政时期也曾遭到封禁，因为他认为《何日君再来》谐音代指《贺日军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