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人要为自己而活

前天早上，我对着镜子揩面，看着家里叫我剪的头发，心中很不平，便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这头发真难看！”

不想我母亲听到后，便转过头来，斥责道：“新剪的头发哪里难看了？像你之前那样像毛面赤佬的就好吗？”

“可是我就是觉得短发难看，长一点看上去更好。”

“那是你的问题，大家都觉短发好，而且长发洗头都不方便。”

“我不觉得不方便。”

“那是你的错！”

我相信这样的对话在中国的家庭里并不鲜见，像我这一代中有过家庭生活的都能有所感触，至多只是具体内容各异而已，若是爸妈们能在斥责的末尾再加上一句“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那可真成了典中典了，最为典型的中国式家长的身影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了。

但如果细究父母辈这样的现象，控制变量地研究一下，假设这经典对话的基本形式不变，而发生在说话人与听话人地位平等的情况下（比如同学、同事之间），我想任何一个听话人都能看出这种指责是何等荒谬：好不好看是我自己（审美主体）的事情，哪轮得着别人说三道四！我的丑与美又与你何干？

审美权属于自己，我想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也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但对于我这样的同龄人来说，或许是因为听得太多了，达成了脱敏治疗，成了温水中被烫死的青蛙，以至于对发生在家庭中的这种对话不以为意，甚至以为这很正常，我实在不得不为此感到悲哀，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家庭是奴化与规训中国人的第一集中营。

兹容许我来对说出这些套语的中国式家长的心理进行一番解构。中国式家长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审美强加给孩子，这无疑是一种控制欲的表现——中国式家长漠视孩子同样也是审美主体的事实，只认同自己的主体性。强迫着孩子以自己的美为美，以自己的丑为丑，不容许反抗，一旦孩子意图夺回自己的主体性时，父母就会觉得孩子在造自己的反，必须要出重拳、强力镇压：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大可使用自己的体力优势、经济优势和经验优势来死死攥紧对孩子的控制权；到小孩长大了，这一优势不明显了，也还能对孩子进行道德约束，因为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孝道，如果父母指责孩子不孝顺，那么后者必然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压力。在这镇压期间，通常还会伴随“我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女儿，我才懒得理你呢！”这样满溢着“爱”的语言。这样的规训咒语在大部分情况下既成功使得子女心中产生了愧疚感，也欺骗了家长本身，前者自不必说，至于后者则是因为家长也需要一个足够大义凛然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强烈控制欲（毕竟这不好听）。或许还有不少家长，在长时间的自我催眠之下，真个就认为自己是为了“爱”才去不揣冒昧地管教小孩以至于代小孩实行主体权的。

而所谓中国式家长口中的“为你好”，是不是真的对孩子自身有好处？我觉得很难说，为何一个为孩子“好”的行为却总是令孩子更痛苦而不是更快乐？这本身很值得深思。我的母亲觉得我留稍长的头发很难看，在我的反复诘问下，她总算承认她强迫我剪头发的原因是害怕我的长发会给她丢脸。我想，如果她能认识到我也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她的所有物，她便也不会这么在意我的头发样式了。

这种所谓的“为你好”，说穿了不过只是为家长自己的好而已。再比如说年年高考都会被拿来嘲讽一遍的衡水中学，我以为也不过只是中国式家长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学校拼了命压榨学生，恨不得逼迫他们把吃饭、睡觉的时间也放在做题上，使得这些青春少年早早地便遍体鳞伤、形容枯槁，以至于在人生最可宝贵之年华中却大半都考虑过自杀，这样的地狱虽然确实搞出了很多清北学生（这就是学校和学生爸妈所说的“为你好”的“好”），但我们回过来看，学生的汗水岂不是也同时增大了学校领导的声名、养肥了他们钱包，同时又饱足了家长的虚荣心，他们得到这些不用亲自下场而只靠压榨学生就能有的巨大的好处，和学生拼尽青春乃至于性命才好容易有几个人能得到的名校offer 相比，到底是谁付出的更多，谁得到的更多呢？我不忍说。（在我来看，此前恶名昭彰的网戒中心和豫章学院，和衡水高中比也不过是大同小异，家长在“为你好”的大旗下把孩子送入地狱，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多么负责任的父母，却不想想，如果这真的是为孩子好，孩子怎么会越来越痛苦，而不是越来越幸福。说穿了，他们只是强迫孩子去靠近自己心中理想的子女模型，从中获得专属于自己的满足感罢了）

诸君大可以去查一下相关材料，然后得出自己的结果：这个“为你好”的“你”是更多地指孩子本身，还是中国式家庭下的家长这种无视孩子的主体性，将孩子当作自己附属品的行为。我以为这是当今中国式家庭气氛压抑的一大主因，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孩子我也不认为可以发展出完整的人格，只能被迫地活成“好”的样子，成为一个“中国人”，此后再成为一个“中国式家长”，接着去折磨他们的孩子。

当然我也不愿意苛责我的父母，我想他们也是中国式家庭的受害者，短发审美的滥觞也不在他们，清以前的中国人蓄发蓄须，清代又必须留辫子，到了民国中国男性才开始留短发（我想这是从日本学来的），发型审美本身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变动而不断流变的，我的父母没有反思过这些，以至于活成了上几辈的应声虫，不免令人悲叹。

我一向以为儿童相比于其他社会中的其他弱势群体，不管是女性、残疾人、少数族裔还是性少数来说都远为悲苦无告，因为儿童在各方面来说都没有能力与成年人对抗，无法自救，甚至没有渠道为自己发声，而好不容易等自己有了能力——即自己也成了成年人——便又从被压迫者转为了压迫者，失去了拯救曾经的自己的理由和动力，世界上最大的荒诞莫过于此。而如果无法指望儿童去拯救自身，那么唯一的选择恐怕只能是寄希望于成年人，希望某一天成年人这个群体都能够充分地醒觉，对青少年施以更加恰当的家庭教育。

我所认为的好的家庭教育，首先是家长必须承认孩子的独立性：孩子虽然是自己生的，但并不欠你什么，你和他都是独立、自尊的个人。以此为起点，给予其基本的认知教育，乃后如果孩子有什么想要的、想做的，只要不伤害他人、不违法，就尽量满足他，等到他成年就任由其自由发展，如此岂不甚好，汝不我伤，我不汝欠。

新文化运动时鲁迅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里面说“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很遗憾的是，如今过去一百年了，这三样美德在中国社会仍旧付之阙如。然而，尽管很难，我仍旧希望哪一天中国的年轻人能够突破这一思想的桎梏，给自己及后代多一点自由，不至于如鲁迅先生和我这般后人复哀后人也。

作者：陈琳

封面及插图来源：https://freerangestock.com/photos/36314/bird-letters-in-a-cag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