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石頭城紀事與阿爾巴尼亞記憶

有關阿爾巴尼亞的記憶已經太過遙遠了。當科索沃戰火停歇之後，阿爾巴尼亞再次淡出了我的視野。偶爾提起，只是玩笑，比如，與新京報老總戴自更君一起時，我總少不得拿中國人曾經熟悉的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銅像》打趣他，因為有他記憶疏漏的笑話典故。

不過，當年的“山鷹之國”、“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如今如何，我已完全不關心了。直到翻閱起燕玲大姐推薦的花城出版社“藍色東歐”書系中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小說《石頭城紀事》，許多童年時代遙遠的記憶隨之泛起，讓我對阿爾巴尼亞的命運再次好奇起來。

《石頭城紀事》是卡達萊以孩童的視角寫的一部關於阿爾巴尼亞命運的小說，充滿了夢幻般的想像。卡達萊以其充滿靈性的文字，為我們勾勒一座魔幻之城，這座城裡充溢著魔幻般的故事。

孩童是充滿幻想的年齡。小說一開頭，卡達萊筆下的“我”，對冬夜雨水的描摹，從雨點兒從天上落下，跌落屋頂，被屋簷下天溝逮個正著，引向蓄水池——“一座幽深的牢獄”，於是，“它們自由歡快的生活就終結了。雨滴們短不了傷感，回憶起它們再也見不到的遼闊天空，它們曾經飛越過的非比尋常的城市，以及閃電劃開了的天地。”。在“我”的眼中，雨點兒是有生命的靈物。我從來沒有讀到對雨點如此奇特的描述，簡直妙不可言。

不僅是小雨點兒有靈性，在孩童的眼睛裡，一切都是有靈性的，有生命的：“我”會長時間趴在蓄水池大口上與它交談，“它操著地窖的空音兒，總是急於回答我。”水窖是嘮叨的長舌婦，煙囪會像活物一樣哀鳴，大雨之後漫溢的河流形同一匹馬，馬路則會裝死，蛀蟲的合唱，小油燈發黑的燈撚兒悲傷地耷拉著頭。

想像之奇特，文字之靈動，讀起來總讓我欲罷不能。

孩童沒有成人的價值判斷，他們的視角是好玩有意思，這讓“我”眼睛中看到的世界，與大人大不相同。比如，“我”就不能理解“被佔領的城市”，“我”喜歡意大利人的大飛機，甚至為它憂傷——“在哽咽著淚雨的空間擴散著的這種憂傷，究竟是思念誰呢？那邊，遭遺棄的平野百孔千瘡，佈滿水窪。有時，我還以為聽到他的轟鳴，趕緊跑到窗口，只發現天邊懶散的烏雲。”要在中國的文學中，這可太不政治正確了。

當然，成人世界不是童話世界，被佔領的城市就不一樣，皮諾大媽就在去給新娘化妝時被德國佔領者打死了。就像雅維爾跟“我”講“我”卻不明白的話：“你們不可能明白，一座自由的城市是怎麼回事兒，因為你們是在受奴役的環境中長大的”。

石頭城是一座一直受到奴役的城市。十字軍東征來過，土耳其人來過，希臘人來過，意大利人也來了，英國人來轟炸了，德國人又來了。在居民普遍的冷漠中，一種旗幟換掉另一種旗幟。

在城頭變幻大王旗中，石頭城的人，依舊過著自己的生活。尤其書中那些老婆婆們的生活，高齡的她們都是變幻的見證者，她們身上卻有著石頭城石頭一般沉靜的力量。她們個個都是哲人。比如，傑莫大嬸在評論意大利人的潰逃時感歎：“整個世界完全成了泥水坑。”“君主制就是這樣退場”。“他們退場了，讓位給另外一些人，身後只留下污泥和瓦礫。”

想想，這像是一個家庭婦女說的麼？

關於巫婆的故事，我讀到時，突然想到童年時期看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中的那句台詞，我至今未忘：“東南方向鬼來啦”。

有時候這座城裡還有莫名其妙的荒誕，比如侵略者飛機來轟炸了，未經市政當局同意開炮打飛機，還被罰了款。

在這座城裡，愛情是禁物，關於愛情，沒多少文字，卻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淒厲的愛情故事：空襲時青年男女情不自禁擁在一起，被視為醜聞，這座城市讓懷孕姑娘消失有兩種辦法，一是用鴨絨被和墊子捂死，一是投進水井淹死。那個男青年聽聞之後，說，“如果在人間找不到她，我就下地獄去尋找。”他果然這樣做了，一個個蓄水池找過去，自然不能找到。

本書中，關於當年中國人民的朋友恩維爾·霍查同志，有數次提到，提到他是石頭城人，在法國讀過書，怕被人認出戴副墨鏡，通緝令上有懸賞金額，也提到他要打一場新型戰爭，為了革命事業，親人們開始自相殘殺，酋長把寧願把鐵釘插進自己的眼睛，也不願看見共產主義。

當我最後合上這部小說的時候，重新翻到第一章，我恍然，卡達萊不是簡單地以一個孩童的眼光想像雨點的命運的，這個描摹，既不是顯擺作者的想像力和筆力，也不是與小說主題關聯不大的場景烘托，其實，這小雨點兒的命運，隱喻著石頭城的命運，是石頭城被侮辱與損害命運的寫照。

我不是文學批評者，只能從一個普通閱讀愛好者的角度來談自己的感受。我讀小說很傳統，喜歡看經典的故事結構，但卡達萊的這部《石頭城紀事》，並沒有傳統小說那種出彩的故事情結，但是，他的敘事角度他的想像力，卻讓這部小說贏得了我的心，也重新激發起對阿爾巴尼亞的好奇心。

感謝燕玲大姐的指引和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