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假如中國打贏了甲午戰爭

雖然中國的教科書歷來都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進入近代史的分水嶺，但真正讓中國人普遍感受到震動的，其實是五十年後的甲午戰爭。這場一百二十年前夏天爆發的衝突，使中國人迎來了一個全面危機感的時代，「亡國滅種」的真切可能，形成一個籠罩在中國人心頭的陰鬱未來，終於將所有人從沉沉的大夢中震醒，而中國近代的主題也從此由「圖強」轉向「救亡」。

在此之前，中國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多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沉睡巨人，儘管沒少受刺激，但卻始終未能發揮其潛在的力量。堪稱「中國通」的赫德爵士曾在1894年說出一番頗具預見性的話：「兩千年的經驗，雖把中國人磨練得非常冷靜，但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絕望情緒以最激怒的方式爆發出來，我們在北京的外國人也許將會通通被殺光，每個人中國人將說：‘如果沒有這幫番鬼，我們怎會鬧到今天這樣，在我們自己被毀滅之前，且讓他們先嘗嘗滋味！’」但第二年在甲午戰敗之際，他又失望地說：「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作一番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但這次苦澀的戰敗的確讓中國人格外受刺激，因為他們竟敗給一個自己長期瞧不起的鄰居（自此「國恥」一詞在中國近代史上便主要指向日本而非英美），用梁啓超的話說，當時的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之下，一種混雜著恥辱和危險的感受促使人們急迫地行動起來，其結果是引發了國家和社會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多年後，翰林院編修惲毓鼎一語道破：「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甲午戰敗，成了新變革強大的原動力。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這場慘敗促使所有人都在危機之下逐漸達成一個社會共識：現存的國家體制出了根本問題，不論如何都得有所改變，不變是不行了，而且是需要一場更徹底的變革才能拯救中國。即便慈禧太后後來鎮壓戊戌變法，但時隔不到三年，她竟自己大力推動新政，因為此時，爭議的焦點已不是變不變的問題，而是如何變、由誰來主導變法。這種「求變」的心理，在中國近代史上是首次被社會普遍接受，且變革的領域幾乎涉及國家社會的方方面面——因為它應對的，乃是一個全面危機。

甲午戰敗，首先決定了清朝的命運：覺醒的新一代精英基本喪失了對清王朝及其體制的信心，因為戰敗無比鮮明地暴露出清朝的國家體制已不能適應一場現代化戰爭，於是新的恥辱（戰敗）喚醒了舊的恥辱（滿清原是對主體漢人的異族統治），排滿、革命、剪辮等思潮隨即湧起。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有一段著名的話：「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派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人們對清廷主導變革喪失了信心，多年後辛亥革命的成功，歸根結底是清朝中央政府合法性喪失的結果，而其根因仍得追溯至此。

最關鍵的是：戰爭中暴露出的問題，反映了當時的中國仍非一個現代國家，人們並無整體的國家觀念，基本是各行其是的實體。當時的西方觀察家曾一陣見血地指出：這是李鴻章一人與日本之間的戰爭。戰爭結束後，《泰晤士報》評論：「中國僅為各省之堆積，全然沒有可稱為統一國家等之價值。」當時最可笑的一個例子，竟有人向日方提出，隸屬廣東海軍的廣丙不是北洋軍艦，希望日軍能予歸還。許多人都缺乏民族國家的整體觀念，「今思十年前甲午之役，台灣既已割讓，然官僚中竟有不知之者。甚至庚子之變時，京畿之地雖為之震驚，然東南地方官僚中竟有全然不知、歌舞醉飽者。」（《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第一編《三、黃瑞麟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實際上是在抵抗侵略的國難與危機中形成的——實際上，最初體現在康有為公車上書之中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是經由日本明治憲法而介紹到中國來的。而按孔飛力的觀點，「這種看法的出現，只有在國家面臨著外來征服以及——用1890年代這一帝國主義時代所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語言來說——亡國滅種的危難時刻，才是可能想像的。」

而日本之所以變強，被普遍認為是其明治維新成功的結果。這使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必須謀求新學，而傳統文化已不足以救亡。王國維後來曾自述：「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而孫詒讓也說過類似的話：「自甲午款議成後，深識之士始知興學為自強之基。」雖然科舉直至1905年才廢除，但根由在此刻便已埋下：因為人們越來越急切地意識到：要自強救亡，就得推行新學，而如不廢科舉，士人便不會放棄傳統文化而群趨新學。在戰敗後的短短十數年間，中國學生群趨東鄰，形成到此時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留學生運動，並產生了民國時期的第一代領袖。日後成為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陳獨秀，也曾高中秀才，他後來回憶：「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發時代。」胡適也承認：「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絕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甚至於晚清的平民教育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等，也都是受這一救亡思潮影響的餘波。

我們不妨作一假想：如果中國打贏了甲午戰爭，那又會如何？這乍看似乎可以為中國爭取到一個喘息期，得以在不那麼糟的條件下與日本展開競爭。但很不幸，這一假設似乎很難證實。前此十年的中法戰爭中，李鴻章深知中國最好趁勝議和，將局面敷衍過去，但這場戰爭的勝利卻使主戰的清議派錯誤地大受鼓舞，從事後來看，清廷也並未利用這一勝利帶來的緩衝期加速改革以適應現代化條件下的競爭，以至於最終全部問題在甲午戰爭中暴露無遺。王家儉在《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中曾說：「中日兩國海軍之發展，幾可謂以中法戰爭為關鍵，中法戰後，中國朝野上下為未賠款未割地而獲勝利，深感自滿，因而產生一種晏安心理。以為天下自此太平無事，故其後海軍發展幾乎陷於停頓。而日本卻反以北洋海軍訪日之刺激，乘機大力擴張海軍。」事實上，近代中國的勝利，常常得不償失：直到1899年的三門灣事件中，意大利最終放棄租借三門灣，也使朝中大臣產生錯誤的力量對比，以為只要對洋人一味強硬，便足可使之不能得逞。

事實上，在開戰之初，中國國內普遍的預期是認為日軍必敗。最初的牙山戰役中，清軍敗戰後謊報勝利，國內一片歡騰；開戰才一個月，《申報》還揚言「我正宜乘機懲戒日本，規復琉球，乃可一勞而永逸」（1894年8月24日）。但參照中法戰爭的結果，中國當時即便戰勝，也多半不能削弱日本的力量；甚至就算奪取琉球群島並逼迫日本退出朝鮮半島，也不過是為下一次戰爭做好準備罷了——在甲午戰後，「三國干涉還遼」結果便是日本將之視為大恥，舉國備戰，終於在十年後的日俄戰爭中迫使俄國低頭。以當時清軍的實力，暫時的勝利並不能轉化為「一勞永逸」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優勢地位。

從這一點來說，當時清軍如果僥倖獲勝，其最大的可能，或許僅僅是將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全面變革推遲了數年，而我們也無法看出清廷主動進行徹底改革的可能性。趙鼎新在《戰爭與國家形成》中曾得出結論：「軍事失敗特別能創造出新的機遇，因為它促使人們質疑既定秩序和考慮制度變革。因此，戰爭的壓力不僅制約了持續性的再生，而且還產生了促進變革的機遇。」歷史也的確一再證明如此。和晚清中國一樣，德意志諸邦當年也曾是各行其是的一盤散沙，1806年普魯士在耶拿戰役中被法軍擊潰而淪為三流國家，舉國大受刺激之餘大力改革。康有為也曾說過：「非經甲午之役，割台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概言之，傳統中國社會的體制和社會結構，適於在和平時期的維持，但在面臨現代化條件下的激烈競爭時，則必須全面改組。這一點，實際上直到抗日戰爭時仍是如此。1943年，社會學家陳達便曾說：「我國的社會，去現代化太遠，一遇非常的變動，如戰爭，將各種弱點暴露無遺。」黃仁宇的歷史思考，也是奠基於此：在長期的內亂、尤其是外敵入侵的全面危機中，中國社會如何進行自我重組，而這一漫長的重組，即便從甲午戰爭算起，竟也歷時半個多世紀之久。

然而，一如Jon Elster當年所言，「當面臨嚴峻形勢時，人們希望創新的動機會非常之高，但他們實現創新的能力和機遇卻會非常之低。」在甲午戰敗後，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而巨額賠款又不得不向歐洲列強借款來償還，這些均以清政府的海關稅收和地方貨釐、鹽釐作擔保，由此列強控制了清政府的海關行政權和監督權，並掀起了瓜分中國的浪潮；日本工業品進入中國市場傾銷又對中國工業化造成強大的阻力。這也就不奇怪為何在此之後，中國會興起兩個看似相反的思潮了：一個是救亡抵抗的思潮，另一個則是全盤西化的主張。這兩者其實是在危亡之下同根所生：人們對自己傳統的一套喪失了自信，起初謀求現代化是為了輓救中國，到後來則異化為「要現代化就得完全根除傳統那一套」。這其實是在慘敗之下常有的心理，就像二戰後的日本，戰敗的打擊使日本人徹底重估舊有的價值觀，甚至激起了一種「褻瀆以前所崇拜的，崇拜以前所褻瀆的」徹底破除舊習的慾望。

歷史自然不能假設，也無法重演，但推想歷史事件的種種可能，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那些迄今為止對我們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件。就戰爭本身而言，勝利當然比失敗要好，但就戰爭的結果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而言，這就不那麼確定了。英國的惠靈頓公爵在率軍擊敗拿破侖之後曾感慨：「勝利是僅次於失敗的第二大悲劇。」他的意思無非是說：有時失敗能刺激變革，而勝利反而導致掉以輕心和錯誤的自我評估，以至為更大的失敗埋下伏筆。事實上，前些年的極端民族主義著作《中國不高興》一書中甚至認為，為了獲得必要的外部刺激來喚醒民眾，中國需要再打一次敗仗。

當然，就歷史解釋本身而言，這種「失敗更好」的看法也擺脫不了「依照現在來解釋過去」的輝格史觀之譏。一如Herbert Butterfield所嘲諷的，「儘管黑死病和倫敦大火是天災或者說天罰，人們仍然會把迫於無奈變成心甘情願，把舊世界的衰落作為創造新世界的機會。這種說法延續到了輝格派歷史學家那裡，他們在回溯這場災難時，所能看到的僅僅是獲得的好處和令人高興的調整。」如果我們僅僅把甲午戰爭的慘敗看作是帶來變革的好事，那我們就容易忘記了，那一代中國人是在多麼不利的全面危機之下被迫開始調整的了，若說「令人高興」，那最多只能是後人的感受，因為和我們不同，他們當時並不知道未來是陰鬱還是光明。這也不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是我們不能不自問這個問題：「如果中國打贏了甲午戰爭，情況會比失敗了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