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鸞舞鏡，未敢止息——《喀布爾三女性》電影放映及映後座談會

懷孕生子，是造物主給予女人的獨特質性。但當這質性足夠獨特、無可替代，而擁有這質性的主體又屬於弱勢時，故事往往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比如，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社會將繁衍作為女人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社會價值；又如，繁衍的能力被異化為一種可供交易的物品/產品，由男性付出一定的代價（在父權社會中給予女性庇護/經濟支持）以獲得；再如，無論社會對於生育、終止妊娠有無控制，權力的觸角都將首先直向擁有這一獨特質性的女人。因此，使得人類社會得以存延的「懷孕生子」，不似父權社會所描述的那般——安詳而幸福、感受到生命完整等等；或是，由於其極端重要性而成為不同意識形態企圖收編的社會行為，導致其中充滿了權力關係和文化禁忌。

尤其在前現代、較為封閉的、未有女權覺醒的地區，更是能夠處處見到這些枷鎖。我也曾經聽説家鄉的女孩子，要「成功地」嫁給一個男人，就一定要先懷孕。這種「未婚先孕」並不明顯暗藏任何性解放的意味，而是將女性異化為生殖工具的具體呈現。因為婆家擔心女子不能夠受孕，而如果結婚後才發現這個問題，從婆家的角度來看其成本會高很多，因此婆家寧願冒「未婚先孕」這類還能承受的社會輿論（當然承受這一輿論壓力的多為女方，社會對女子貞節的要求苛刻，對於男子則不然），也不能承受「無後為大」的風險。因此，家鄉的女孩子們，潛規則中就要在結婚之前先證明自己「能生」，「生育審查」後才能名正言順地被准許嫁入夫家。

而遠在中亞的阿富汗的女性，是如何看待自己懷孕生子，社會又是如何規訓這一重要的人類活動的呢？電影《喀布爾三女性》就講述了三位女子在不同情境中的懷孕故事和抉擇，映照出十分不同的處境，卻又呼應了具備內在統一邏輯的社會論述。

Hava是一位傳統婦女，懷著身孕卻要承受繁重的家務勞動，接受丈夫、公公、婆婆的使喚，也是影片中唯一一位與腹中孩兒有某種情感聯繫的孕婦。Maryam是一位較為西化的女子，從事新聞主播，在與不忠的丈夫的離婚前夕，發現了自己已懷有身孕。Ayesha則是一位年輕的阿富汗女性，嚮往著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當她發現自己懷孕的時候卻被男友拋棄。無論懷孕本身是預期中或預期外，三位女子在面對懷孕問題的時候都顯得非常孤單、隔絕。無論是Hava尋求丈夫、娘家人送自己去醫院時的失敗，或是Maryam在與朋友傾訴自己對於婚姻的不滿時所不能得到理解，抑或是Ayesha在計劃墮胎時瞞著家人去尋求非法機構的幫助等，都意圖清晰地展現出女性在這個社會中在面對這一人生大事（甚至其他事務）時的孤立無援。片中反反覆覆使用三位女子打電話企圖與他人溝通的橋段，卻也一次次地、不出意料地指向溝通的無效和失敗，使得三位女子的孤立狀態更加凸顯。無論是可能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傳統婦女，抑或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現代婦女，在一個被父權枷鎖沈重桎梏的社會中，都經歷著不被理解、不被接納的共同命運。

三位女子，在喀布爾飛揚的鴿子、塵土，和四竄的自殺式炸彈中，最終都做出了一樣的決定——不同的可能是面對這一決定時的姿態。Hava和Ayesha帶著層層面紗，企圖讓墮胎診所中的人不認得、記得自己的面容，Maryam則一切如常、穿著便服在診所中等候。

在任何文化中，懷孕對於女性都意味著兩個層次的風險。首先是身體風險。妊娠和生產的過程，很多時用血腥來形容相信是更加準確的。無論是宮外孕的風險、妊娠過程中各種各樣可能發生的併發症、乃至早產、難產的風險，可說是危險重重，有不少女性在這一過程中失去性命。這一風險隨著醫學的昌明，得以明顯降低。

而另一邊廂，道德風險卻常常為人們所忽視。我想就著電影的內容將這一部分的風險初步劃分為三個部分來闡釋。

一、懷孕本身的道德風險。暫且不論懷孕過程中會產生的道德風險，懷孕這一事情的本身就存在著不低的道德風險。或者可以將其上溯為性自由的道德風險。在婚姻之外的性行為，在不同文化和宗教的意識形態中，有不盡一致的接受程度。因此，作為性自由的結果——意外懷孕/未婚先孕，很有可能是不道德，或者至少是不受鼓勵的。按照某一種意識形態的取向，這一「不道德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或社會審判，大部分是針對女性的。

二、終止妊娠的道德風險。接下來我想要審視，面對懷孕的選擇所帶來的道德風險。首當其衝的，就是這部電影中所主要介紹的，終止妊娠。出於種種的原因，懷孕的婦女可能會選擇終止妊娠，這裡不展開來仔細闡釋。在這個抉擇過程中，女性會面對到兩個面向的道德譴責。一方面，來自社會、文化或宗教。這種道德譴責可以簡單分為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對於女性婚前性行為的譴責，認為這結果是「放蕩」、「咎由自取」，也就是剛剛我們所提及的關於性自由的道德譴責；另一個維度，則是對懷孕婦女選擇終止妊娠的譴責。以父權的角度出發，自然是希望社會多子多福，開枝散葉。其中一個角度是，懷孕是上天/上帝/神/主的賜予，女性既然已經犯了「性自由的錯誤」，就不應該再錯上加錯，「狠心地」不要這個孩子。這種譴責，暗藏著同一種邏輯下的父權思維，即女性就應該溫柔敦厚、善良慈愛，當事業和家庭發生衝突之時，女性自然而然應該捨棄事業而選擇懷孕生子、「回歸」家庭。而這就牽涉到終止妊娠時，女性所可能經歷的另一個面向的道德譴責。這就是自我發起的、內向的道德審判。因為以上對於女性的定義、塑形、改造，已經經由家庭教育、社會教化、大眾媒體等不停地對女性加以灌輸。對於很多女性而言已經是一套內化了的、不加思辨和挑戰、邏輯自洽的意識。因此當她們做出終止妊娠的決定之時，也就同時面對了這一套意識形態在自我層面的愧疚實踐和自貶傾向。

三、妊娠與女性解放之間內在張力所導致的道德風險。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同因素之間必定是互相拉扯的。而女性是懷孕生子行為中的主要參與者。自然地，懷孕生子與女性的獨立和自主之間必定存在著內在的張力。無論一個傳統婦女如Hava，選擇任勞任怨侍奉夫家，或是如Maryam，選擇不要不忠前夫的孩子，重拾自己的獨立和自主，在天秤兩端的哪一側，都必定承受著一定的道德風險。Hava會被某些人譴責為愚蠢、迂腐、沒有主體性，Maryam則會被批評為冷血、強勢、不知變通。因此，至少在當今，社會共識尚未完全達成的情況下，每個女性在自己的懷孕生子、成家立室中或多或少都會遭遇這樣的道德風險或譴責。

我們看到，這部電影的導演是一位女性Sahraa Karimi。她在處理三個女性的故事時，著重帶出的是女性在社會的大語境中的無助和失聲，並不急於落下最終的註解。即使是片中最傳統的女性Hava也不是毫無主體性，她不顧公公的意願，冒著危險攀上屋頂，用牛奶餵食一隻流浪貓。這隻流浪貓因為嚇壞了Hava公公所養的一隻鳥而被他痛恨，發誓要將流浪貓抓到並報復。Hava餵食的這隻貓，能夠挑戰到了Hava公公最心愛的鳥兒，這一意象耐人尋味。

鳥是什麼？貓是什麼？Hava公公對於鳥兒的重視，而Hava對於貓的同情，又可以如何理解？大概不同觀眾會有不一樣的見解。

而當香港的觀眾，可以花兩個小時，在戲院中嘗試理解阿富汗女性的處境（或是女性的普遍處境），在放映結束後，聆聽兩位阿富汗女導演對於當今阿富汗藝術創作和女性創作未來的深深憂慮，又期以「盡做」保留住一點微光，這個過程已經是不能忽視的關懷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青鸞舞鏡，未敢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