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六十] 告別香港支聯會，兼駁周永新教授
按：筆者九月初收到《明報》編輯通知，報館「上頭」（高層）以「改版」為由，要結束我隔周二刊登的觀點版專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整肅輿論是遲早的事，我從無幻想可倖免。我自2018年12月起為香港《明報》供稿，三年間，兩任觀點版編輯皆是校對嚴謹、尊重作者筆法之人，也從未審查內容，對此我相當感激，也獲益良多。我會繼續工作日常、寫作日常。
以下是我在《明報》專欄最後一篇文章（2021年9月14日）：
（1）
支聯會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儘管支聯會過往幾年被部分人士指為「大中華膠」，最終也逃不過被國家清算的命運，該會及其領導層成為《國安法》下首批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異見分子和老牌公民組織。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香港是首例，但在2009年，劉曉波（其後獲諾貝爾和平獎）正是因發表《零八憲章》及其他文章，而被國家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
國內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源自中共的「反革命罪」。直至中共1997年修訂新刑法，才把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具體罪名相應修訂，如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改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支聯會在六四事件後先後被官媒、中央大員和親中人士指為「顛覆組織」、「反革命組織」，但它一直沒有解散，政權也未有取締；中聯辦前主任張曉明在2014年更表示，「由於有一國兩制，所以支聯會在香港仍然有活動空間；中央也沒有限制支聯會的成員參選立法會，是中央對香港的政治包容」（註1）。
（2）
審判支聯會，正好印證中央對香港一國兩制政策大扭轉。如果從劇本敘事的角度去解讀，表面的劇本當然是希望證明香港的公民團體是有幕後黑手操控，加上外力支援，才能「危害國安」。到底劇本是否事實，要等待各宗案件的審訊結果才能有客觀結論；但這劇本，已排除了過去強調社會運動以自發為主、組織去中心化、香港市民有主體性的研究和論述。
內裏的劇本，可能是逐步改寫八九民運以來的香港歷史論述，重新定性六四是一場「反革命暴亂」；香港人其後力爭民主，會被描述成被誤導和利用，兼打擊支聯會和悼念六四的道德權威。這種敘事，當然和香港的主流論述相當違和。《明報》近3年在6月4日的社評，正好用來對照：
「當權者過度自信，容易變得自負，數十年來香港扮演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充當老實人，指出內地在政治、法治、民主等方面的缺失，由八九民運到今時今日，這一角色從來沒有改變。香港六四燭光集會的最大意義，就是提醒世人毋忘歷史慘案，北京當局愈想淡化歷史，港人愈要堅持平反。」（2019年6月4日）
「港人參與六四悼念活動，批評中共處理手法、要求平反六四，並沒有背離當年鄧小平所提出的原則，喊了30年的口號，沒理由因為港區國安法出台，就變成政治禁忌。」（2020年6月4日）
「八九民運叫人動容，原因是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始終遵從和平、理性、非暴力，當局出動軍隊，以暴烈手段鎮壓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從任何角度看都一定是錯，這是大是大非問題。」（2021年6月4日）
內裏劇本的視野，同樣否定了每個人的主體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抹去政權在六四事件的責任。
（3）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被起訴後，透過律師發表以下一段回應：
「聽到煽動顛覆這四個字，轉念一想，反而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如塵埃落定，就來場光明正大的辯論吧。到底屠城責任該不該追究，一黨專政該不該結束，而不是糾纏於『外國代理人』這類指控。直接面對這些人民自發的訴求吧，然後看看道理在哪一邊。有六四的英靈在，豈敢退讓？辯論，正要開始。」
審判支聯會，就是審判八九六四和支援運動的香港人。不過，國安法第41條之下，法庭審理國安案件，可以判斷有「不宜公開審理」的情形而進行局部或全部的閉門審訊；該條文的「等」字，也可以被理解為不限於上列「涉及國家秘密」或有關「公共秩序」的情况。總言之，只要當權的認為有需要，審訊就可秘密進行。國安法第55和56條更容許國安公署、內地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3種特殊情况下行使管轄權，將疑犯送交內地起訴和審判。這3種情况的定義寬鬆含糊，當局一旦行使此權力，這場大辯論也難以發生。
但一旦法庭、特區政府或國安公署決定依國安法將支聯會的國安案件「秘審」或「送中」，這場辯論也完滿結束了：因為無法光明正大辯論，本身就成為辯論的「賽果」。
鄒幸彤提出的「辯論」，其實已超越審訊本身。它要求每個人──包括在體制內外從事的人──反躬自問，他們會如何面對自己，回答上述的提問：到底我會選擇光明正大地答該與不該，答自己相信的理由，還是藉相對主義貶低核心價值，實則投機地服膺權力邏輯？
（4）
服膺良心挑戰大，似是而非卻要不得。最好的例子，是上星期五港大退休教授周永新在《明報》的一篇文章（註2）。該文章鞭韃香港人的價值觀念出現「異化」，舉例指港人將「民主變成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一人一票』的『真普選』」。但事實是，雨傘運動提出的真普選，追求的是正正不是一人一票而已，而是選舉制度要有意義的競爭、基層草根和權貴均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才能建構公平正義的社會。強調普選只是「一人一票」的，反過來是特區政府和官媒。周永新這種針對民主運動的論述，不是混淆視聽，就是歪曲事實。
該文又選擇性敘事，說香港人在前途問題出現後才覺得民主自由珍貴。但八九民運為香港帶來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衝擊、對港人支持民主的價值影響，該文卻隻字不提。翻查周永新的著作，他形容當時「對中國政權極其憤怒和失望」，然翌年他獲邀到北京與領導人座談，聽其解釋六四事件和看一些沒有公開的資料，就相信自己對「六四」有了「較全面的認識」（註3）。周永新有幸訪京審視官方的六四資料，香港人連到六四紀念館考據的機會也不再。他既然有志重塑港人的身分和價值觀，倒不如仔細評價六四事件，公諸其所見所聞，促進港人放棄八九民運以後強烈的民主意識，還國家一個公道？
有港版國安法，自然會有更多港版郭沫若和港版馮友蘭，見怪不怪。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的信念。所以，面對鄒幸彤、李卓人、何俊仁、梁錦威、陳多偉、鄧岳君、徐漢光，我們又豈能不感到汗顏？
（5）
已故支聯會創辦人司徒華在回歸前，應邀在《明報》副刊擔任專欄作家。司徒華提到，當時他得悉明報副刊改版，删掉幾個專欄，招來風雨；當時明報以曾邀約司徒華寫稿來否認「轉軚」。當時司徒華考慮之一，是明報是否想利用他作抵擋轉軚指摘的「盾牌」。結果，司徒華最終決定應邀，一寫便是13年（註4）。上周四，筆者收到通知，明報以改版為由結束本專欄。本來眼見眾多前輩紛紛擱筆，心中已有戚然；但如今安排，反更令人海闊天空。
萬馬齊喑究可哀，各位讀者後會有期。
註3：周永新著，《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