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人不需要哀荣，每个人都是守门人

曾和朋友聊起，毒奶粉、假疫苗、毒操场、在国际学校发生随机杀人……就像周云蓬在歌里唱的，为什么出事的总是中国孩子？

换一个角度，与其说出事的总是孩子，不如说，只有孩子，还能在这个国度激起人们最后的集体愤怒。再退一步看，打工子弟学校遭遇大规模强清拆，“低端人口”的子女流离失所、无学可上、无家可归，这样的新闻，事实上，从来没有像奶粉、疫苗这样，进入主流视野，牵动集体人心。

很残酷，人们真正的心理底线，并不是出于社会公义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已经挣了这么多钱挤进了一线城市中产社区，为什么（在我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人们用脚投票，为了下一代的安全甘愿继续埋首于生活的重压，做奶粉难民、疫苗难民、空气难民。

人们也会集体诵念那段著名的经文：“起初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接着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后来他们追杀xxxx，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样念诵的时候，仿佛大家真的开始反思“我没有说话”这件事。

但其实不是，大部分人的重音落在最后那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对了，记者、律师、NGO，他们都去哪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拉响警报？守门人怎么不见了？

伴随着疫苗危机，在微信上刷屏的另一波文章，是关于“调查记者都去哪儿了”。

在过去十年里，曾经揭露疫苗造假事件的记者、编辑因受到政治压力被解职，曾经揭露毒奶粉事件的记者含糊地喊着“理想已死”从新闻业离职。作为新闻业中最硬核、成本最高荣誉也最大的调查新闻，在商业、技术、阅读文化共同冲击的行业巨变中，原本已经面临全球性的衰退，而在中国，政治的压力从方方面面都迫使它衰落得比其他国家更快速、更迅猛。

有人信誓旦旦地统计，整个中国大陆还剩下130个调查记者。很多曾经的新闻从业者，开始怀念过去的“英雄”岁月、good old days。被假疫苗伤了心的民众，一齐加入这忧伤的想象。

死后哀荣，何患无辞。

一场公共危机的发生，必定是每一个环节的层层失守，最终无人可以自外其间。只是想对自己说，无论记者、律师还是NGO，守门人并不需要哀荣。无论你身在何处，在这个系统里，不要躲，每一个人都是守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