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为了来台旅行而吃的“苦”_疫情下我“被迫”旅居台湾11

在中国生活，辛苦在于会经历很多“此路不通”。体制和体制里的人的思想，创造出很多不必要的路障，放在你要通行的笔直道路上，他们消耗着你的精力和时间，让你退缩，让你麻木。

自由行被禁之前，大陆人来台个人游，除了台湾核发的单次入台证，还要在大陆户籍地公安部门办理台湾通行证和单次G签，比去欧美程序更复杂。那时还是政府小职员的我被列入“出国境备案人员”，办G签需要“公函+领导签名+单位印章”。有段时间我借调在外，每次都需请求原单位把材料邮寄过来。

然而到了办证中心，总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辛苦“发生。工作人员看一眼我的材料，又看一眼她的电脑，皱着眉头：“你这里签名三个字，我这里备案签名两个字，你领导到底是谁？”我这才想起原单位半年前换了负责人，人事部竟然没去变更。经过我再三恳求，工作人员同意不用重新预约，只需三天内补送材料。打了一轮电话后，第二天收到换了签名人的新文件，却发现漏盖了单位印章。第三天签名印章终于齐全，办证中心的人还是摇了头，“签名字迹不一样啊，一个楷书一个草书。”她找来主管鉴定，结论也是不-合-格。不过，见我满头大汗赶路而来，她发挥了最大同情心，允许我把电脑屏幕上的字迹拍下来给领导“照着签”。就这样，一个简单的G签也要历经磨难，几经辗转。

辞职之后满心欢喜迎来人身自由，处处看人脸色的苦日子终于结束了，G签可以在自助机上完成。两张台湾通行证插进去，我成功，老公失败。一查才知，政策修改，非本市户口的配偶不可用自助机签注。为了拥有多次来台的自由，我们决定把老公户口迁到广州我的集体户。

于是来到户口所在的街道办。办事员问我借户口卡的事由，我说办配偶户口投靠。他白了我一眼，”那-不-可-以“，我说我是根据市里的政策去公安那里办，只是过来借一下户口卡。他说，”你的户口都还没有年审，你先去国土部门办了无房证明才可以借！”可是我的户口迁来才不足三个月，而且是经公安审核后才迁来的。“可是我们街道这边没有审啊！”我们的对话变成了争论，争论变成了争吵。最后还是办了无房证明后，街道办才肯借出户口。

老公的户口顺利迁入了，我的台湾看牙之旅也开启了，可谓苦尽甘来。自由行签证虽然每次只有15天，想想自己在办证路上的辛苦，便也觉得能来就很知足。

然而从植牙的手术室刚出来，就收到自由行中止的消息。“我的牙植了一半要怎么办？”移民署告诉我可办医疗签证，不过老公陪同就需要回国办理婚姻关系公证书。

这次又来到公证处。公证服务是收费的，我想可以花钱少烦扰那也是值得的。公证处为了保护隐私设立了独立小房间，女公证员却让我和另一位带着海归儿子的母亲同时进她的办公室。她一边问我广州植牙不好吗用得着去台湾吗，一边问那位母亲儿子在意大利不好吗为什么要回国。见她与那位爱国的母亲达成了价值观的一致，我也没有多聊，询问了领证时间后缴费离开了。女公证员在“预计出证时间”的最后一日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去窗口领证了。搭车一个半小时来到领证处，我却被告知公证书还在公证员手上，而公证员的门上了锁，人不见踪影。几乎问遍整层楼，才找到一位好心同事愿意帮我联系她，“她说有事外出了，没想到你这么快来拿证，让你下周一再来。”

在中国生活经历的这种“办事难”之辛苦数不胜数，很多人早已习以为常，很多人不以之为苦，很多人以托关系办事作为解决之道。遇到非常不合理的对待，我会打政府热线投诉，我还是期待我的城市能有好的改变。

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一种矛盾的轮回，为了短暂逃离这些事而去台湾旅行，为了去台湾旅行又不断地经历让人身心疲惫的这些事，每一次我都努力克服困难达成目标，然后又出现新的困难。也许，旅行于我而言是灵魂的一种反抗，是身体对压抑的灵魂作出的一种妥协。

但在台湾的我很开心，我喜欢走在一条路上看到有路牌或者指引告诉我此路不通，简单的提醒里有一种关怀和尊重。那些时刻，彻底从心塞琐事中解放出来，即使是暂时的，也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