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温哥华酷儿女权脱口秀：带妈妈来看我们讲性和政治笑话，如何成为“异类”们战胜恐惧、偏见和暴力的抗争
本文首发于歪脑：温哥华酷儿女权脱口秀：带妈妈来看我们讲性和政治笑话，如何成为“异类”们战胜恐惧、偏见和暴力的抗争
撰文：陈琪，米米亚娜
夏末的傍晚，在温哥华市中心南边的一间艺术工作室里，草根酷儿女权脱口秀组织UniCome正在进行成立以来最隆重的一次演出。为庆祝温哥华骄傲月，组织者们推出了以“性”为主题的专场开放麦——“妈的多重高潮”，这个名字脱胎于杨紫琼主演的科幻电影的台湾译名《妈的多重宇宙》。
演出现场是暗紫的色调，近百人的位置座无虚席，一眼望过去，很多年轻的华人面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演员一个接一个上台，主持人介绍，其中不乏第一次站上舞台的“素人”。Ta们也都很年轻，讲段子时不免有些局促、青涩，观众却不断爆发出笑声、欢呼和掌声。在舞台的背景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海报，上面画着彩虹色的阴道图案，海报两边的墙上是闪闪发亮的彩虹色流苏。
“妈的多重高潮”，带妈妈们来听我们讲自己对性的探索
“我是一个过去十几年来，通过在异性恋关系中不断出轨来实现自我探索的双性恋。”第一个上场的演员Pocket是一个活跃在北美的投资人，她讲到了自己探索性取向的经历：“从高三开始，我和我高中最好的女性朋友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地下性关系。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高中前男友阶段、大学前男友阶段，最后一个前男友阶段。后两个前男友都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说英文的美国白人男人，我的劈腿对象呢，是来自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孤岛镇说中文的中国女人。所以这个感觉就不像出轨，这感觉呢，我琢磨了一下，更像是字节跳动为了北美和中国市场分别给我研发了两款产品。”
正在读大二的00后学生狗蛋，讲到了她的性启蒙：“我的性启蒙是从男人开始的，因为我的性启蒙是BL小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boy band叫TF Boys？我小时候就是看他们的同人文。看了很多BL同人文，就让我对性产生了一种误解，我以为所有的性交都是肛交。看小说里描述的各种高潮、舒爽的体验，我就很想体会，但是我发现自己没有小鸡鸡，我就只能去探索我的后庭。但小说里写他们会自然分泌一种菊花润滑液，当然我没有分泌这个东西，就导致我的体验非常痛苦。”
从小跟家人移民到加拿大的阿麦把她的妈妈带来了现场，她讲自己许多约炮的尝试，终于发现对性并没有什么兴趣，并认同自己是一个无性恋：“我感觉我自慰好像只是为了检查一下我的阴蒂还在不在。我就想，不对啊，俗话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吸土。我这马上要三十了，我如的是什么狼呢？黄鼠狼？屎壳郎？还是那种，外强中干，疲软早泄的战狼呢？……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之后，我就想和朋友说，可是我心虚啊，毕竟我睡过男人，我脏了，我不是一个纯洁的无性恋啊！我朋友人还挺好的，她安慰我说：没关系，自我探索总是需要时间的嘛，我年轻的时候还以为我爱国呢。”
跨性别演员乐乐讲述了她小时候在朦胧的性觉醒中对女性的身份产生了认同：“小时候我特别胆小，很爱哭，我爸就经常教育我：男孩子不许哭，一天到晚哭哭啼啼，长大怎么当国家主席？我爸作为一个党员干部非常清楚，当国家主席要从娃娃开始抓起。所以在我幼儿园毕业拍毕业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买了件白色衬衣，黑色长裤，这个裤子又买得有点大，包住了肚子，快提到咯吱窝这里了，大概是让我cosplay江泽民吧。然后去到幼儿园一看，我这一身主席装弱爆了，女孩子们全部穿得花花绿绿，漂亮的裙子，扎着各种好看的辫子。哇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我他妈，不是，我他大爷怎么就不是女孩子？”
每当演员说出那些突破了观众舒适区的话，观众们除了大笑、欢呼之外，时常还露出惊讶的表情。两位到场的演员的妈妈后来表示，听到这些年轻人用中文表达这样的内容，是一种全新的冲击。
“看完心情很复杂，too frankly（太坦诚），too directly（太直白），性别真的有那么复杂吗？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原来远远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我还学到一个新词：无性恋，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用百度百科搜索了以后才知道。”其中一位在国内当英文老师的妈妈评论。
在脱口秀的间隙，组织者特意请到了两名华人变装皇后（drag queen）来到现场表演。她们盛装打扮，跟着或动感、或抒情的歌曲舞动，和观众热情互动，将气氛推到了最高点，台下尖叫声不断。
演出的主持人、UniCome的创始人卷卷，也和自己的搭档在现场表演了双人舞蹈。背景音乐是谭维维的歌曲《小娟》，两位舞者的腿上用墨水写满了“厌女”的词语：“女权婊”、“仙人跳”、“嫉妒”、“娼”、“奸”、“妓”、“奴”……她们通过充满张力的肢体动作和表情，表现了女性的痛苦挣扎，和反抗暴力、桎梏时的力量和勇气。刚刚在脱口秀段子里开怀大笑的观众，此时又都屏息凝神、表情严肃。
“我们创作这个舞蹈是想要讨论一些关于性自由、反性骚扰的主题。在我们谈论多重高潮的时候，不能忘记还有很多人在被噤声，在被审查。当ta们发声的时候，ta们会被关在黑箱里，所以，这是为了ta们。”跳完舞之后，卷卷在台上一字一句地说。
“来之前其实预期比较低，有点害怕，有点小心翼翼。担心有很多政治观念的表达，害怕大家像输出观点一样去评判很多事情。就像微博上的激进女权一样，会让人比较有压力。”一位叫Calandya的观众对歪脑说。她曾经来加拿大学习戏剧表演，毕业已经六年，现在是一名演员和导演，“但发现大家都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出发去讲述，而且是自我赋权、自我解放的。大家都会去调侃自己的问题、遇到的荒谬的事。也不是在单纯玩梗，并没有那种很专业的技巧，但反而很感染人。”
“现场有很多不同identity（身份）的人，同性恋、无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非常多元，能够看到这个圈子内部的多样性，每个人经历的视角都是独特的，大家都可以以一种开放，平等的形式去看见和对话。”
另一名观众诺亚说到了相似的感受，他是一名在广东读大三的工科类学生，暑期交换来UBC学习一个月，他直言是海报上的“大阴道”吸引他来，“我以为它有很多唇枪舌剑的关于女权的（内容），但其实不是。它专注的，酷儿这方面比较多，仔细想想也是有道理的。酷儿其实跟女权是分不开的，都是给弱势群体争取权利。”
由于刚从国内出来，他感受到的反差十分强烈，“我们国家的性教育是十分缺失的，大家到现在还在讨论什么处女，什么第一次，就会觉得这边真的是性自由了，性解放了。大家啥故事都敢讲，没有什么忌口的，然后都把多样性真的展现出来了。”
他说到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来到温哥华后，“我感觉我只是知道这里有那个东西，但是我体会不到，就是去了这次的脱口秀之后，我才真正感觉我可以成为part of it（其中的一部分）。”
当歪脑追问，他体会到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就是少数群体得到了尊重的感觉，骄傲吧，核心是骄傲。”
Lily是演员阿麦的妈妈，她2010年来到温哥华，距今已经13年了，在国内的时候她曾是一名政治老师。第一次看到女儿演脱口秀的视频时，Lily说她“非常惊讶”，以前女儿在所有亲戚朋友眼里都是非常乖、非常柔顺的“东方女孩子”，但是她却“突然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另一面。”这一次她决定来到现场，主要是为了“用我的态度表示支持她。”
说到观看演出的感受，Lily反复提到的词是“勇敢”，“我从来没听过脱口秀，我从来没有想象到ta们会这样的坦诚、这样大胆、这样尺度大的来讲，自己在性意识等等方面的探索，我真的很吃惊，觉得好像是打开了新世界一样。”
“变装皇后也很好，那两个男孩子做变装很美，一点也不违和，非常美。我都已经50多岁了，现场的观众都是30岁不到，我当时还担心我这么大年纪了坐在那里，但是在看的过程中，根本就不会想到年龄的问题，就觉得自己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激情。”
建立一个反审查、自由发表“异类异见”的空间
“妈的多重高潮”是温哥华酷儿女权社群“UniCome”举办的第四次开放麦演出。在这个舞台上，那些关于女性的、女权的、酷儿的话题是必备的，此外还有很多关于“润”、移民和离散经验的讲述。作为一个立足当地的女权向组织，“反审查”也是其核心价值之一，因此关于政治、性等很多墙内的“敏感”甚至禁忌话题，均在这里受到欢迎。
UniCome的创始人卷卷表示，“脱口秀其实只是一种形式，重点是建立一个由酷儿和女性主导，也对其他的被边缘化的社群友好包容，并且是反审查的空间。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希望做一个大家能够自由发表，我们所说的“异类异见”的地方。”
她解释了“UniCome”这个名字的由来，它是和“unicorn”（独角兽）的谐音，独角兽常被用来象征酷儿，是异类的化身，“其实无论你是酷儿，跨性别，女权主义者还是就是个政治上有意见、异议的人在主流社会中都会感到孤立和被排挤。‘come’是高潮的意思，象征着性自由。这是一种女权的抗争的表达，也是我们对北京Bcome小组的致敬。但同时它也是“come together”（聚到一起）的意思，我们这些‘异类’们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在这里看见、支持彼此，用智慧、幽默和高潮去战胜我们每天都经历的，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和暴力。”
疫情之后，海外的草根中文女权脱口秀组织就像雨后春笋般接二连三地出现，最初也最有名的莫过于纽约的“女子主意”，她们的开放麦演出至今一票难求，并得到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数个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之后由“女子主意”带动起来的，以女权脱口秀为载体，绵延至世界多地的离散中国女权社群的建立、连接潮流中，UniCome也成为了重要的一环。从“女子主意”社群传承下来的组织方法、经验和脱口秀的技术、知识，在经过温哥华社群的落地和打磨之后，也在继续传播给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其他地区的女权社群。
女权活动家梁小门是纽约“女子主意”的创始人之一，她聊到了这一切的开始：“2022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做女权脱口秀，起因是两个，我们在纽约的一个朋友飞飞，也是另外一个创始人，她当时在讲英文脱口秀，就有了一些心得。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当时看到成都办起来一个叫做“相当女子”的女权脱口秀，因为她们想要做一个不厌女的脱口秀，我们很受启发，所以想把这个模式搬到纽约来。”
梁小门表示，她也看过其他的中文脱口秀表演，包括网上的和当地的，这些表演都很精彩，但是都不讨论“房间里的大象”，或者只能暗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审查，就是政治，就是性别歧视、性骚扰、性侵犯……我们发现演员很想要这个空间去表达，观众也很需要这个空间，因为有很多话，他们没办法在其他地方，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讲出来。”
“女子主意”从第一场演出起就十分火爆，梁小门说，“有很多在美国东岸的朋友，包括DC、波士顿和费城的，都是离纽约大概是坐车要2小时到5小时的人，为了来当观众和演员，会每个月都坐车过来。”
在“女子主意”的运营上了轨道之后，团队开始支持其他地区的女权主义者，通过线上工作坊，帮助她们开展当地的女权脱口秀活动。美国湾区、波士顿、西雅图，英国伦敦等地的组织相继成立。有了这样一个学习的“模版”，女权脱口秀便得以复制去很多地方落地。
卷卷也同样是从“女子主意”处取经，学习到组织演出的经验，以及讲脱口秀的技巧。但是，将活动从纽约移植到温哥华，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这两个城市的氛围差别很大，生搬硬套容易“水土不服”。卷卷表示：“温哥华是个去政治化特别严重的地方。跟纽约相比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社会运动的基础，它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氛围都是偏向一个好山好水岁月静好。尤其是在大陆华人留学生社群里面，很少有行动导向和政治导向的活动。”
在温哥华做市场营销的观众欧菲来到加拿大已经13年。她感觉，UniCome的演出在温哥华很少见，也不太符合温哥华人的兴趣，“温哥华就是比较典型的西岸氛围……这里的人只会去在乎自己在乎的事情，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自己的家庭怎么样，自己的朋友怎么样，自己自身的well being（福祉）怎么样。大家比较喜欢户外活动。至于聚在一起去讨论什么公共话题，这里的人都不是很感冒。”
她表示，自己是因为性少数的身份才来听的，但相较于其他观众的积极反馈，她觉得自己对这场演出里的一些内容缺乏共鸣，甚至没听懂；一些政治段子，也让她觉得唐突，“作为在这边（温哥华）待了这么久的观众，我会比较私心地希望他们更柔和一些，平衡一下，多讲在这边也会有共鸣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忽略还有很多人其实跟国内已经没有太多联系了。”
Calandya则有不同的感受，她说自己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也想要融入本地的圈子，所以她刻意和“简中圈”保持距离，“但后来发现自己有一些问题只有追溯回自己的语境里才能够解答，就又选择了回归简中圈。”她在线下时不时参加一些西方人的活动，但“始终有disconnect（断连）的感觉，很难relate（关联），因为他们的活动内容并不能反应我自己的身份经验和故事。”
由于没有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建设社群的每一步都要付出更多努力。无论是培训演员的工作坊、读稿会、招募和组织志愿者；还是每次演出的策划、准备和布置、宣传、卖票等等都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花费更多心思。相比在美国搞脱口秀的同道们开票当天就卖光的“日常”，温哥华的团队一般在开演前几天还在努力宣传、卖票，以便能够覆盖成本。
虽然在温哥华组织酷儿女权脱口秀是“从零开始”，但卷卷表示这对她来说，并不是空中楼阁一样的工程。不如说，脱口秀是她等待已久、寻找已久的行动方式。
在酷儿女权脱口秀之前，卷卷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女权行动者和组织者。她在中国米兔运动（#MeToo） 中崭露头角，深度参与了社交媒体上的反性骚扰倡导；2022年11月的白纸运动期间，温哥华美术馆前的集会涌入了大量人群，声援国内的抗争。卷卷很快发现，有组织和行动经验的人太少，这让她坚定了在温哥华“打基本盘”的决心，相信有更多人需要一个不被审查的发声空间，以及可以酝酿行动的社群基础。
在米兔运动遭遇打压后，运动也被迫越来越去中心化，让她始终思考自己还能做什么，“社群的建立变得尤为重要。国家暴力希望打破这种联结，让人失望，让人害怕，让人觉得我们被分开了。”
“白纸运动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其实在反思，想要尝试做点什么，大家在那个时候讲出了很多从前因为审查而不敢讲的东西。有很多女权伙伴在白纸运动中站出来组织和发声，其实脱离不了之前米兔、女权运动对她们的培养。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反审查，需要一个线下的空间去做政治表达。在这里你可以去讲一些批判性的议题，吸引更多人来理解、关注议题。另外我觉得要做社群建设，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设）很重要。我们的所有程序都在鼓励更多素人来当演员、更多志愿者来参与运作，让ta们得到培养和发展，目标是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组织者。”
“像集会或者抗议活动，它可能冲击力更强，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一次性的。现在我们希望以一个长线的角度去思考社群建设。”
当女权遇到酷儿：拓展“女性经验”的意涵，去联结更多边缘群体
当纽约的女权脱口秀传到温哥华后，卷卷首次将“酷儿”群体包含了进去，变成了“酷儿女权脱口秀”。梁小门观察到这是一个开创，“自从她们开始了酷儿女权的开放麦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城市的小组也会把自己叫做酷儿女权脱口秀。大家都很渴望除了女权之外还有酷儿的视角。”之后女子主意也推出了一场名为“酷儿全宇宙”的主题开放麦。
说到为什么会加入“酷儿”，卷卷表示这反应了温哥华本地社群的特点，“本来我们的社群就很小，如果还把它限制在更细化的身份认同里，就很难去组织更大的社群。而且我们之前慢慢积累的社群里面已经有很多元的身份，但是ta们的经验在一些流行的女权叙事里没有被囊括。”
卷卷坦承，酷儿社群和女权社群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在国外，最出名的莫过于JK罗琳发表了涉嫌“恐跨”的言论，引来大量批评。而在中文的语境下，国内社交媒体上的激进女权近年来时常有被指反同、恐跨的争议，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恋代孕”、“跨女运动员”、“跨女进女厕所”等话题上和性少数群体产生冲突。同时女权主义者也在不时地分化、排挤很多“不女权”的女性，例如进入了婚育的女性。
当社交媒体上一些女权话语更加看重女性性别的本质性，很多泛女权社群也在强调对“全女空间”的需求，UniCome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去拓展“女性经验”的意涵，不再以顺性别、异性恋为中心，而是尽量去连接更多边缘群体，促进ta们对女权的参与。当时的选择是基于行动者的经验和直觉，但随着活动的展开和获得的反馈，卷卷觉得这验证了UniCome的方向。
乐乐是一名自我认同为“非二元”的跨性别演员，也是UniCome的核心志愿者。她告诉歪脑，自己在七年前去美国访学期间接触到了LGBTQ的知识，促使她找到了自己的性别认同。回国之后，她开始成立NGO，并投身于跨性别平等工作。去年10月份她来到加拿大，并很快认识了当地社群的组织者卷卷。
乐乐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讲了自己如何从一个“顺性别异性恋男人”转变成一个“跨性别的女同性恋”的经历，以及在和社会“格格不入”的过程里闹出的笑话。
提到跨性别和女权之间的张力，乐乐表示，她并不认为反跨的“极端女权”是真正的女权，但她会很小心去处理涉及女性的话题，“我不是顺性别女性长大，所以我的经历与多数顺性别女性不同。当我讲身为女性的事，都会担心会否误解了她们的经历，或者消解到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我会将我讲的内容，先讲一次给我partner（伴侣）听，因为她是顺性别女性。我也会在演员讨论的环节，多讲几次，大家会给予意见，等大家觉得没问题，我再拿上台讲。”
后来，她变成了UniCome的“课代表”，每场都会上台。她的段子里有很多政治笑话，也不惮于调侃中国当局。她认为，既然来到了自由的土地上，就不应该不敢讲话，所以决定要在台上“政治出柜”。
乐乐认为，温哥华的酷儿女权脱口秀的独特之处，正是在于“什么人都可以来”，“我知道很多女权希望打造一个对女性完全安全的空间，不希望顺性别男性来。我理解她们的担忧，但我觉得一方面，这会将潜在盟友排除出去；另一方面，你如何判断这个人是否顺性别男性？如果他是LGBTQ、非二元、跨男，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没法用一个客观标准去判断性别认同，所以这是完全无必要，以及是不现实的。”
乐乐注意到，几场演出里都有年纪大的男性来看，也会笑，会鼓掌支持，“我经常会回想自己，如果我三十岁没有这种机会，到四十岁、五十岁，我都会依然相信自己是普通男性。如我很早接触这些，我就可以认同自己及出柜。来这听脱口秀的男士，会否和我一样？这机会非常的重要，对于所有人都是重要场合。”
另一个演员兼志愿者蛋黄是一个顺性别男同性恋，目前在温哥华读社科。他的老家在山东，于是他第一次上台的段子就是调侃山东的“酒桌文化”。他在认识卷卷以前，已经参与过一些女权活动，他表示，这些经历让给了他很多反思男性身份的机会。
“最早在国内开始进入女权的社群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包容的，不会说因为你是男性，就不允许你参与。我们以前在广州做小组的时候，我印象里面也有顺性别直男。大家还是比较以理念为中心。”
第二次上台时，蛋黄挑战了自己的舒适区，讲述了他回到老家，在家长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性病的故事，结果效果很好，现场爆笑声不断。蛋黄坦陈，这其实是他的一大创伤，“医生跟我聊天的时候，爸妈在门外，我当时真的非常害怕，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要以这样的身份，就是一个感染性病的男同性恋的身份跟我爸妈出柜了，真的很害怕。”
他觉得把这件事以幽默的方式讲出来，观众的笑声是“积极的反馈”，令他感到了治愈。
蛋黄也同样认为，拒绝“男性”参加女权活动可以理解，但有待商榷。他觉得男同性恋的平等诉求和女权“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说很多男同性恋，其实他也会因为性别气质、性别表达遭到很多的歧视，甚至遭受一些暴力行为之类。”
他表示，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比男性的身份更重要。“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在女权行动里面有空间能活动，能够跟大家一起做女权的事情，而不是在这个空间里不停强调男性的身份。”
演员阿麦是一个无性恋女权主义者，她在这场开放麦里把自己的妈妈带来了现场。她在台上不仅讲了自己因为约炮阴道感染去治疗的事，还讲了自我认同为无性恋的经历。
她表示，自己小时候看各种文艺作品里的性描写，因此对性感到好奇，后来也和不同男性进行过尝试，却发现自己并不享受这个过程。直到她接触到“无性恋”的知识，发现自己其实无法从男性或者别的性别的人身上感受到性吸引。
“我可能一直以来有点像是push（促使）自己去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尝试所谓的大部分人都有的体验。想让自己显得好像很有性经验，或者好像这样很酷。”
目前，阿麦和一位女性朋友在一起生活，她提到彼此是生活伴侣，但并不基于性或者浪漫关系。
当歪脑问到为什么请妈妈来看演出。阿麦说，妈妈平时喜欢看BL小说，也知道LGBTQ是什么概念。自己平时和妈妈也会聊到性和性取向的话题，而且两人在政治观点上比较接近，不太担心她会被冒犯。之前的演出都给她看过视频，这次的主题既然是‘妈的多重高潮’，就想让妈妈来现场看。
“当时我为了准备自己的表演，就坐在舞台的侧面，跟我的朋友坐在一起。我朋友就一直观察我妈的反应，告诉我说你妈真的非常投入，该有反应的时候她的反应都很明显。然后我上台的时候她在台下一直大喊加油。”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找她聊天，我觉得她很感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想哭，把我弄得也有点想哭，我们两个就拥抱了一下。”
脱口秀作为女权行动者开展活动的新形式，意在延续社群火种
对于女权行动者来说，脱口秀和她们之前熟悉的行动方式非常不同。过去，行动者们在国内做倡导时，她们有时在街头、公共场合进行一些行为艺术来引发关注、表达诉求，有时也发起社交媒体运动、发起联署、或者写信给人大代表建言；即便来了国外后，也依旧会关注国内和女性、性少数以及弱势群体有关的公共事件，并在线上进行声援、参与公共讨论。她们从这些直接介入社会的权利倡导转向了具有娱乐性质的社群活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梁小门表示，之前她们很多的“直接行动”都是为了问责政府，或者希望制度上会有一些变革，也希望当事人的处境会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现在直接行动越来越困难，因为审查和打压越来越严重，有组织地去问责政府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现在政府都不需要直接下场。网友就会说你打拳，然后对你发起网暴，这个也是一个生态。”
她认为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时刻，需要保存社群的有生力量，“我们还是需要撑起一些空间。像脱口秀这样，它就是一个定期活动的空间，让志同道合的人来讨论我们真正关心的话题，一来是能够让大家锻炼，怎么样更勇敢的表达、发声。第二也是让大家不断地和一些话题保持接触，不会因为无法直接行动就决定不参与。”
卷卷表示：“之前的行动当然也会非常赋能，但是因为你被国家机器强压，一直困在对抗当中的时候，其实很难有空间做一些这样的表达。我觉得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重新讲出来，而且是用幽默和反讽，还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开心和希望。”
卷卷分享了一则演员发给她的信息，说这样的反馈是她的动力：“感谢UniCome，让我在挖掘段子的过程中触碰那些自己在麻木机械的日常生活中，选择性忽略的‘惨痛经历’，进而发现哪些是被碰了还会疼的旧伤，为什么还在疼？哪些是已经痊愈并且可以拿出来一笑而过，同时用来寻找共鸣，或许还能帮助到别人的。这个剖析自我的过程使我获益很多，分享的过程也得到了很多能量和勇气。回看发现当时的纠结、痛苦和眼泪都随着时间变成了谈资，甚至变成段子，也意识到我成长得更强大了。”
卷卷并不认为做脱口秀就意味着“更温和”或“更容易”——“它只是被放在了一个看似柔软的壳子里”。她认为比起过去的线上发声，在地的活动要面临更多现实的考量。脱口秀的形式突破了她以前的舒适区，让她更加重视连接公众。
“女权的很多理论，包括对于米兔的讨论，到后面你会发现变得非常同质化，当越来越多人广泛地接纳了这些话语和观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是很难去进行探讨的。”
“脱口秀很不一样，我们得再次回归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尝试不用那些框架的话语，包括那些学术化、理论化，或者比较所谓正确的话去讨论事情。我在读稿会共创的过程中，都会鼓励演员去试着用更平实、更具体、有更多nuance（细节）的话去讲自己的经历，而不是直接甩一些大词出来。一个很大原因是你要跟观众沟通，要让没有女权或者酷儿背景的观众也能共情。”
卷卷认为，脱口秀帮助她找到了连接本地、连接公众的方式，也实践了女权活动的公共性。在谈到今后组织发展的愿景的时候，她强调，在社群建设起来之后：“希望能有更多不同的（活动）形式，不只是脱口秀本身，我们非常鼓励志愿者去探索，去开发一些自己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要具有公共性。未来不管做任何项目，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点，就是怎么去做有公共性的事情。”
“要去打破对百分之百的安全空间的想象。”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与安全，文中受访者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