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实与隐喻的封城与隔离：区隔，责任与地域歧视

作者：邢麟舟

肺炎疫情“官宣”爆发至今已近十天，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防疫抗疫方面使劲浑身解数，在继承抗击非典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各种创新应对措施。而其中规模最大，最具挑战性，也是潜在影响最大的措施，便是封城。1月23日起，武汉市宣布停运一切内外公共交通，对出入武汉的人员进行严格管制。此后，武汉的其余城市陆续开始模仿这一操作封城。再到大年初一、初二，各地封城的消息风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皆有类似消息传出，但随后又有辟谣消息。甚至有乌龙如汕头市，已经决定封城却又取消决定。

核心疫区如武汉市等地，封城的决定自然是情急之下相当有效的措施。尽管也有专家表示封城时机已晚，效果恐打折扣，也可能造成武汉市、湖北省内物资短缺和人员交叉感染，但不得不说，在全国一盘棋，火烧眉毛的抗疫形势面前，采取这样壮士断腕的强制措施，当属有效行为。但武汉和湖北其它城市封城之后，其它各地市蜂拥封城的行为，乃至一些基层组织、普通民众对湖北流入人口的行为与态度，却值得我们多进行一些思考。

一、作为政策的封城与“跟风”：央地关系与潜在的责任分割

封城这一操作在我国的防疫历史上并非首次，早在2014年，甘肃玉门老市区就曾因鼠疫疫情进行过封城。然而，武汉的封城在规模、难度、复杂程度和潜在影响方面实属空前——毕竟2014年封城的玉门市区人口仅数万，而武汉则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

我相信，武汉决定封城之前，武汉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小组专家们，必定经过一番痛苦而艰难的讨论与博弈。但如此复杂、审慎而艰难的过程，似乎在武汉封城拍板的一刻就改变了。湖北省其余地区紧跟脚步进行交通与人流管制自然不在话下，也无可指摘。然而口子一开，正如小时候老师总对我们说的，“给你搞了特殊，别的同学也来要求搞特殊怎么办？”，湖北省外的城市亦开始“跟风”封城。以前要做这样重大的决定要层层上报，多方谨慎讨论决定，要真批准实施更是千难万难，但现在武汉的例子在前，“上面”也不好再咬住不放，追究潜在责任，似乎封城就成了一种捷径。

封城是一种区隔。从宏观政策来看，它是对于人口进行分割与限流的方式。从个人日常体验来看，它是对个人进行分类，并对个人移动进行限制的方式。然而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区隔还有另外一种隐喻意味，也即对于责任的分割——在此我姑且不用“推卸”一词，也不对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进行负面的揣测。

城市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区隔即是地铁安检。高峰期的地铁站常见以下的景象：人们在地铁站外排起长龙，队伍移动十分缓慢，而地铁站内人数则反而不如站外多。地铁安检固然是地铁站保证乘车安全的方式，但也明显是一种通过空间区隔分割责任的方式：宏观地看，携带危险品的乘客不论在站内站外，只要身处人员密集之处，就可能造成危险。但在地铁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站外的危险就不是危险，因为其并不处于管理和责任范围。

我在此并非要指责地铁管理者，也不想恶意影射任何地方政府。但湖北省之外的城市政府在决定封城时，是否有些分割责任，一刀切，懒政的倾向呢？诸位读者可以稍微想一想。要知道，抛开湖北省内城市严峻疫情下的不得已，封城毕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一旦停运，与城市流动性相关的任何日常服务、活动都无法继续进行：市民的日常采购活动，慢性病人和其它病人的看病、取药，物流，均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对于武汉市和湖北省人民来说，这是他们伟大、高尚的牺牲，也是壮士断腕、权衡利弊、不得已而为之的果断行动。但对于某些疫情尚不严重的地区，地方政府是否可以考虑更加精细化、不那么“一刀切“的管制政策？是否可以更加考虑到广大依赖公共服务与城市流动性的弱势市民？换句话说，某些地方政府是否根本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制操作，而只是乘着“武汉开了一道口子”的机会寻找防疫捷径？没有必要继续猜测下去，但这种潜在的倾向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二、作为民众心态与隐喻的隔离：地域歧视与攻击

官方的区隔是防疫背景下的政策操作，不论动机为何，自上而下落实充分才能保证效果。在这一方面，不同省区的努力程度与效果各有不同，而最近火起来，受到网民盛赞的，是河南省基层组织和普通民众的各种操作。

然而，在发动群众的努力和一片网民的盛赞之中，不和谐的声音也伴随而至。网络上的地域攻击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关于本次疫情的讨论当中，模糊了防疫抗疫的讨论焦点。1月24日，一则“新加坡客机降落杭州萧山机场，机上载有许多武汉乘客，其中二人有发热症状，落地后全部隔离观察”的消息引爆湖北、浙江的网络，许多网民与公众号开始抒发与该则新闻有关的各种不满。浙江网民们一方面炮轰杭州主管部门不作为，放任乃至主动接纳湖北疫源进入浙江，一方面又历数以阿里巴巴为首的浙江企业及企业家为武汉防疫工作进行的各种捐赠与贡献，并抱怨“最为憋屈的是浙江人”，各种贡献只换来武汉人涌入杭州。而网上部分武汉网民则“英勇回击”，对浙江网民发布各种仇恨言论。在这样的批评与争论之中，与医学相关的“防疫技术细节”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围绕着“武汉人”“河南人”“浙江人”等地域人群概念的攻讦与仇恨。疫情的直接、明确的受害者“武汉人”似乎已经成为“传染源”的代名词。 

回溯这种地域仇恨言论，我们不难发现，类似言论大规模爆发的导火索正是武汉封城之际。有新闻（或谣言？）显示，在武汉研究封城到正式封城的一夜中，有三十万武汉人“逃离”武汉涌向其它省市，引起群情激愤。在这一刻，“武汉人”这一群体似乎已经被污名化为“瘟疫散播者”甚至“毒源”。进而出现的一个热门说法是，“湖北不止一个武汉”。这一方面是湖北其他省市群众向全国人民呼救，试图引起重视的努力，一方面也表达着其他湖北人民深受被扩大化、污名化的“武汉人”“湖北人”标签之苦。

在此基础上，及早开始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发动群众贯彻各种管制、区隔政策的河南政府与人民被推上网络舆论的热点。但对“硬核防疫”的大加赞扬却倾向于形成近乎玩笑式的网民集体戏谑狂欢。在这种狂欢之中，伴随着各种河南人段子的是对诸如破坏公路，手持大关刀等极端性、表演性行为的传播，和对千方百计“隔离武汉人”这一本质是人口区隔的行为的热捧。人们对河南政府的防疫经验、区隔政策的实际效果（实际情况是，河南省已经成为湖北省之外感染人数最多的省区，不过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否定河南省政府和群众的各种努力，因为河南的人口基数及其与湖北省交流的频繁程度与其它省区不可同日而语）等“防疫”技术细节早已不再关心，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将一个地域群体打上标签，完全阻断开来，而达成防疫的最终目的。这样看来，此后出现的“武汉人”与“浙江人”的舆情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普通人，具有如上的心态可以理解，但却不能简单以“无可厚非”定论。毕竟，疫情总有过去的一天，当疫情过去后，我们又如何面对“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河南人”这样的地域标签？“河南人”是否会因为本次防疫的充分动员而一举翻身，成为相应国家号召，积极贯彻政策，未雨绸缪做好防控工作的全国榜样，还是会在各种戏谑性的追捧当中进一步坐实“土味”“朴实”的一贯形象？而“湖北人”又是否会脱胎于疫情，成为新的普遍性地域污名化标签？这一切都令人细思恐极。

三、结语：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宏观政策上的隔离，不论是作为防控疫情的措施，还是作为政府分割责任的手段，其最终目的都是“治病救人”，打败疫情。但不同层面上的隔离就如同传染病一般，具有相当的传染性：当它作为一种隐喻时，很可能让我们陷入相互区隔、相互攻讦、冷漠以待的社会症候。殊不知，真正的防疫抗疫，需要的是病患与非病患的相互理解与协调，需要的是社会的和谐与精细分工。这不是简单的政策性分割责任可以做到的，也不会因为我们用地域标签代替医疗技术性标签，并对某个地域群体进行社会区隔而实现。要知道，广大的武汉群众与湖北群众，是疫情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牺牲自己，配合大局，接受封城这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政策的高尚群体；那些逃离武汉的民众——如果不是已经出现症状而要报复社会的话——固然可被斥为不顾大局，不对他人负责，无能力或不愿意响应国家政策，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但其初衷也只是寻求脱离物理与社会区隔的机会而已。

归根到底，抗击疫情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瘟疫”，而非“消灭不幸成为瘟疫传播者的人”。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个人，真正应该做的是在贯彻技术性、物理性区隔的同时，给不幸、被迫或资源牺牲进行技术性、物理性区隔的人以社会性的、人道性的关怀。封城与隔离不应导致社会对“武汉人”“疫区人”的区隔与歧视。相反，我们应该配合封城与隔离的政策，对作出牺牲的“武汉人”“疫区人”最大的理解、关怀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