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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血汗钱终于到手了！”

最近，曾在深圳龙华韵达快递某站点工作的朋友小贺跟我打来电话，说他和公司的劳动纠纷有了一个令他相对满意的解决。

那是2020年全国快递“罢工潮”和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成为全民热点的前一年2019年，事发于同城“华为251”事件之后，当时小贺和他的同事们被快递公司开出“负工资条”，从而引起了一些本地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前情回顾：《快递员年底讨薪：辛苦工作几个月，反而倒欠一笔债？》）

这一年多来，小贺从拨打讨薪热线投诉到申请劳动调解，从求助于媒体到走上劳动仲裁庭，从四个人一起维权到最后的孤身战斗……可谓一波三折，最后才勉强拿到了本应早早到手的工资。

1、从“月入过万”到“倒欠巨款”

2019年9月，受韵达快递“月入过万”招聘广告的吸引，小贺与深圳龙华的一站点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底薪5000元”为条件办了入职。但工作后不久，超高的劳动强度、超长的劳动时间、超能拖的工资发放和超狠的巨量罚款让他傻了眼。

招聘网站上充斥着各种“高薪招聘快递员”的广告

在快递站，小贺和同事们每天都要从早晨7点多干到晚上8、9点，中间陆陆续续工作10多个小时，遇到“双十一”等电商的活动日还要拼命加班甚至到凌晨。

7毛钱一件的单价收入，意味着他们每天至少需要收派将近200个快递才能完成计件赚钱的指标。而且与招聘网站上标注的“月休N天”不同，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休息的权利，每休息一天就至少被罚一两百元。

即使有天大的急事，所分配区域的快递自己得想办法自费“雇佣”其他人替自己完成，而出现的任何问题会被算在自己头上。

这些只是快递公司多如牛毛般罚款名目中的一种。按照公司的“纪律”：

上班迟到或未打卡，罚！

快递签收率不达标，罚！

整点分发率不合格，罚！

快递非本人签收被系统发现，罚！ 

受到客户投诉或差评，罚！

坏件丢件，罚！

……

被罚款后感觉冤枉，想申诉？没门！

对于每天要收派200件左右快递的小贺们来说，要想在极短的考核时间内完成指定的签收率，并让每个客户逐个签收、保证整点分发等等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都把这些无法规避的罚款看做是“固定罚款”。

而面对和客户的纠纷，大家更是头疼。因为只要有投诉或差评，快递员都是会被无条件罚款的——少则一两百，多则五六百，就算觉得冤枉找客服申诉，但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申诉成功。

据说因为韵达快递的客服也是外包的，客服也有绩效考核的机制，但这种机制明显和快递员的利益并不一致。再则，由于缺乏保价机制，快递送到客户手中时但凡有破损，被罚的也必定是快递员。

于是，在罚款的刀山火海中，小贺们每个月都要因各种原因被扣走几千元。这还不算，按照合同上写的，工资要压一个多月才能发放，本来这已经是违反劳动法了，但实际上却是至少压两个月以上才发放。

由于拖欠工资太久，大家生存困难时只能找老板预支一点钱。最后等到两个多月后的工资条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应发工资减去罚款、再减去预支的钱，绝大部分人都只有“负工资”。

就拿小贺来说，他9月份的工资直到11月26号才收到工资条，但上面显示的金额却是刺眼的“-4003.3元”。而他的同事小王，即便没有向老板借支过一分钱，工资仍是负数，和小王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七八人。

这样一来，小贺们的手里始终只有“负的工资款”，很多同事气不过，觉得自己被坑蒙拐骗了，不断有人离职，而没有结清的工资自然被老板大摇大摆地攥在了自己兜里。大家普遍认为：“快递老板干的就是一票子的坑人买卖，老人不断弃坑，新人不断入坑，快递员压根就碰不到钱。但目前工作难找，你不干就有别人干，能有什么办法呢？”

据说站点承包快递公司的业务，需要交一大笔押金，并且只能从一件件快递的收派费中抽成，通过足够数量的积累才能获利，而且也要面临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的罚款，所以站点老板“被罚破产”的新闻并不在少数。

如此一来，快递公司从分包站点身上疯狂吸血，站点也就变本加厉地从快递员身上疯狂吸血，快递员就成了这种畸形分包制度之下的最终牺牲品。

纵然如此，小贺所在的站点却经营得风生水起，连业务经理都开上了奥迪。难以想象，这是靠多少个“负工资”的打工人供养出来的？

原本，小贺们一直强忍着一口气，想本本分分地干到年底，等结完工资就回家，然后远离快递行业。

但临近春节，老板又玩起了新的“骚操作”——为了应对韵达的春节考核，为了防止快递员离职而影响站点运营，对于拖欠大家的工资干脆不结算了，称至少等春节过了才考虑发放。这个卑劣的举动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整体失灵的讨薪机制

为了要回被恶意拖欠的工资，小贺说服了3位愿意一起讨工钱的同事。当时临近年底，深圳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具体的讨薪渠道，小贺们查阅了相关信息，决定在工余时间拨打讨薪热线试一试。

拨通热线后，小贺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自身的遭遇，恳请得到帮助，尽快拿到工钱。对方建议他们直接去劳动站当面填写材料，再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解决。

去到劳动办之后，小贺们才发现，由于他们只有4个人，达不到10人以上“集体讨薪，专案快办”的资格，所以只能走一般的法律程序，通过劳动调解或漫长的劳动仲裁来解决。

常规的法律程序时间成本巨大，讨薪热线对大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如果放弃维权的话又会继续被老板欺压，公司也有可能已经得知他们投诉的消息而施加报复。

事已至此，小贺们经过商量后决定仔细收集证据，整理好资料，在第二天清晨“罢工”，集体到劳动办投诉公司，将平日里明目张胆违法的老板打一个措手不及。

在一名律师朋友的协助之下，小贺们加班加点，将与此案有关的文书资料、录音、聊天记录等等整理成了细致的档案。本来小贺们只想要回被拖欠的工资，但律师建议：要想让资方“开窗子”，必须要提出“拆屋子”，不能直接把自己最低的底线亮出来。所以大家把违法罚款、不缴社保、（部分人）不签合同、拖欠工资等所有资方违法事实及相对应的诉求通通列了出来，以此为筹码与资方较量。 

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充分的小贺们赶到当地劳动站投诉公司，确实将快递老板吓了一大跳，资方由于没有任何准备，所以不愿赶到劳动站对垒，一直在电话里以“马上到”来搪塞。

大家虽然取得了一个“开门红”，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负责劳动调解的工作人员面对一大摞资方违法的铁证，竟然说了一句“你们快递是新兴行业，我不太懂，老板等你们回去商量，你们回到公司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小贺们连续找了两个调解员，得到的是同样的回复。问题不被重视和解决，小贺们很失望，调解员转而“教育”大家：“马上就要过年了，年轻人好好工作，不要瞎折腾了，你们行业很特殊，你们不懂法律，你们公司没有像你们想的那样违法。”

听到这些话，小贺坐不住了，他拿出整理好的维权资料，并拿出小红本——劳动法，一条一条地追问调解员为什么欺骗和糊弄大家。场面一度紧张，但更多的是尴尬，甚至有旁观者“笑场”。 

由于没有调解员愿意出力，大家转而想找劳动监察大队求助，便询问联系方式，但整个劳动站的工作人员都对此支支吾吾，最后有人表示：“你们到人社局能查出来。”

小贺一行人便在下午赶到了人社局，工作人员却说自己是劳动站的上级单位，对方不可能把“球”往上踢，每一级都有每一级所负责的工作，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回到基层的劳动站，而劳动监察大队在哪还得问劳动站的人。

所有人顿时傻眼：原来大家正在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即便准备如此充分，仍然没有单位帮忙解决问题，甚至连重要单位之一的具体联系方式都无法顺利获取。

再次返回劳动站后，工作人员建议大家要么先回公司和老板协商，要么走劳动仲裁程序。小贺们商量后决定一起回公司讨说法。

3、孤零分化的打工人，畏缩失声的公共媒体 

回到公司后，在老板的一通熟练的骚套路之下，小贺们团结互帮的讨薪阵线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老板首先找到4人中的快递老员工老苟，经过一阵劈头盖脸的叱骂和几句暖洋洋的蜜语，老苟便放弃了维权，并且翻脸出卖了另外三个人，说是被小贺唆使的，自己全程只是围观而已。

原来，老苟作为老员工，负责了两家公司的收件业务，每天有大量的收件收入，和另外的派件收入加在一起理论上“月薪上万”。各种要命的罚款和拖欠固然令他烦恼，但基本收入在整个站点算是上乘。若不是近期被电信诈骗诳走了几万，穷到借贷维生，也许不会出来维权。

老板承诺他可以先借支几千元，剩下的春节后会马上结清，并再三强调自己在本地有势力，告他是不可能告赢的。老苟最后立马转变了立场，并且把大家为维权谋划的信息一五一十向老板作了报告。

面对同伴的背叛，小贺们恨得咬牙切齿，士气也受到很大的打击。老板又分别找剩下的三人接着“做工作”，继续分化和瓦解。由于缺乏维权经验，而且大家都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缺乏依靠，很难扛得住老板的威逼利诱。

00后小王很快就被老板压服，被许诺倒欠公司的巨款“不再追究”，并以每月3800元的工资转岗在站点当保安；另一位00后小广则在不久后借钱回了老家，离开了这个伤心地。曾经抱团取暖的4个人中，只有小贺始终没有动摇。谁也没能料到，调解员建议的“回公司和老板协商”最终却促使大家分崩离析。

事后，小贺陷入了茫然。因为他知道，以一个人的力量去走法律程序，需要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结果仍是未知。

但他一想到在快递站所遭受的种种委屈，便坚定了继续维权的信念。除了准备材料继续去劳动站申请劳动仲裁，小贺还不断搜寻了各种媒体的联系方式，报料线索和提供素材，希望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帮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很可惜，直到最后，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自媒体在网上曝光了此事，没有一家公共媒体愿意为自己出头。

由于此事的性质过于恶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一定的舆论关注度，有家深圳知名的地方媒体联系到小贺，记者表示可以帮忙曝光，但能否成功则需要上级领导的审核。

他们进行了一个较深入的访谈，并走访了违法的韵达快递站。那时小贺欣喜地以为有被报道的可能，但最终不知什么原因没了下文。毕竟，全天下能够被“微博办案”服务到的不平事终究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4、漫长而奇幻的仲裁之路

不久之后，小贺在当地劳动站正式申请了劳动仲裁。

一审是在2020年的3月底，距离申请已过去了三个多月，小贺曾经的同事有很多已离开了深圳，新冠疫情也已爆发。

小贺在几位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了现场，而快递公司没有出庭。原本按照法理，作为原告的小贺应该直接获胜，但法官当场没有宣判，并反过来劝告小贺撤诉，去找公司老板私了，否则只能继续“等通知”。 

对此，小贺又一次感到十分沮丧和无力。正值瘟疫横行，经济下滑，工作难找，他便没有心思再将此案推动下去。在那不久后选择入职了一家物业公司。

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稳定，时间也比跑快递宽裕多了，所以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此期间，法院曾下发通知判决小贺胜诉，但公司一直拒绝执行，老板还声称要告小贺“敲诈勒索”。小贺无可奈何，也已悲观，便没有再把精力花在案件上。

近年“打工人”成为热点，拼多多程序员猝死、跳楼，外卖骑手倒下、自焚……疫情下，劳动环境持续恶化。2021年初，一则与一年多前如出一辙的官方“打击恶意欠薪”的推文再次点燃了小贺维权的火苗。经过向律师朋友们的多次请教，他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公司已更换地址。于是小贺伪装成求职者，通过在招聘软件上“应聘”轻易拿到了公司的最新信息，成功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的申请。

当他打电话“通知”快递老板时，对方仍然顽固和强硬，说正在起诉小贺。曾经曲折的维权经历心有余悸，又突然成为被告，小贺一时惊慌起来。 

然而数天之后，一个陌生而熟悉的电话打来：“今天有空吗？下午拿身份证和材料来站点结清工资吧！”

老板怂了！小贺欣喜若狂地赶到站点，他难以想象，昔日拖拖拉拉、为虎作伥的财务这次竟然利索地将钱当面转给了他：17515.86元。虽然这远远达不到小贺仲裁诉求中所有的金额，也远远达不到劳动法律严格践行的应有成效，但已经实现了“讨工资”的预期。 

至此，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闯过“九九八十一难”，小贺漫长的讨薪之路才算走到了一个终点。而当时一起抱团维权的老苟、小王和小广，早已消失在汹涌的人海之中了。不知若他们得知小贺的“好消息”后，会作何感想？

我问小贺什么是他维权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他长吁一口气后，抛下了一句话：“勇敢，勇敢，还是勇敢。如果一审之后我能更勇敢一点，很可能当时就拿到钱了；如果当初我们4个人抱团时都能更勇敢一点，可能我们全部都能赢，而且赢得更早。”

现在小贺们暂时远离了快递行业，但快递员群体“负工资”的恶劣遭遇仍然普遍存在着。或许对于每个打工人来说，眼前的疫情和困难只是一时的，而关于“勇敢”的修行则刚刚开始，且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