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账17515.86元!“负工资”深圳快递员的漫漫维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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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08484
“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血汗钱终于到手了!”
最近,曾在深圳龙华韵达快递某站点工作的朋友小贺跟我打来电话,说他和公司的劳动纠纷有了一个令他相对满意的解决。
那是2020年全国快递“罢工潮”和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成为全民热点的前一年2019年,事发于同城“华为251”事件之后,当时小贺和他的同事们被快递公司开出“负工资条”,从而引起了一些本地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前情回顾:《快递员年底讨薪:辛苦工作几个月,反而倒欠一笔债?》)
这一年多来,小贺从拨打讨薪热线投诉到申请劳动调解,从求助于媒体到走上劳动仲裁庭,从四个人一起维权到最后的孤身战斗……可谓一波三折,最后才勉强拿到了本应早早到手的工资。
1、从“月入过万”到“倒欠巨款”
2019年9月,受韵达快递“月入过万”招聘广告的吸引,小贺与深圳龙华的一站点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底薪5000元”为条件办了入职。但工作后不久,超高的劳动强度、超长的劳动时间、超能拖的工资发放和超狠的巨量罚款让他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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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网站上充斥着各种“高薪招聘快递员”的广告
在快递站,小贺和同事们每天都要从早晨7点多干到晚上8、9点,中间陆陆续续工作10多个小时,遇到“双十一”等电商的活动日还要拼命加班甚至到凌晨。
7毛钱一件的单价收入,意味着他们每天至少需要收派将近200个快递才能完成计件赚钱的指标。而且与招聘网站上标注的“月休N天”不同,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休息的权利,每休息一天就至少被罚一两百元。
即使有天大的急事,所分配区域的快递自己得想办法自费“雇佣”其他人替自己完成,而出现的任何问题会被算在自己头上。
这些只是快递公司多如牛毛般罚款名目中的一种。按照公司的“纪律”:
上班迟到或未打卡,罚!
快递签收率不达标,罚!
整点分发率不合格,罚!
快递非本人签收被系统发现,罚!
受到客户投诉或差评,罚!
坏件丢件,罚!
……
被罚款后感觉冤枉,想申诉?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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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天要收派200件左右快递的小贺们来说,要想在极短的考核时间内完成指定的签收率,并让每个客户逐个签收、保证整点分发等等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都把这些无法规避的罚款看做是“固定罚款”。
而面对和客户的纠纷,大家更是头疼。因为只要有投诉或差评,快递员都是会被无条件罚款的——少则一两百,多则五六百,就算觉得冤枉找客服申诉,但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申诉成功。
据说因为韵达快递的客服也是外包的,客服也有绩效考核的机制,但这种机制明显和快递员的利益并不一致。再则,由于缺乏保价机制,快递送到客户手中时但凡有破损,被罚的也必定是快递员。
于是,在罚款的刀山火海中,小贺们每个月都要因各种原因被扣走几千元。这还不算,按照合同上写的,工资要压一个多月才能发放,本来这已经是违反劳动法了,但实际上却是至少压两个月以上才发放。
由于拖欠工资太久,大家生存困难时只能找老板预支一点钱。最后等到两个多月后的工资条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应发工资减去罚款、再减去预支的钱,绝大部分人都只有“负工资”。
就拿小贺来说,他9月份的工资直到11月26号才收到工资条,但上面显示的金额却是刺眼的“-4003.3元”。而他的同事小王,即便没有向老板借支过一分钱,工资仍是负数,和小王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七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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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小贺们的手里始终只有“负的工资款”,很多同事气不过,觉得自己被坑蒙拐骗了,不断有人离职,而没有结清的工资自然被老板大摇大摆地攥在了自己兜里。大家普遍认为:“快递老板干的就是一票子的坑人买卖,老人不断弃坑,新人不断入坑,快递员压根就碰不到钱。但目前工作难找,你不干就有别人干,能有什么办法呢?”
据说站点承包快递公司的业务,需要交一大笔押金,并且只能从一件件快递的收派费中抽成,通过足够数量的积累才能获利,而且也要面临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的罚款,所以站点老板“被罚破产”的新闻并不在少数。
如此一来,快递公司从分包站点身上疯狂吸血,站点也就变本加厉地从快递员身上疯狂吸血,快递员就成了这种畸形分包制度之下的最终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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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如此,小贺所在的站点却经营得风生水起,连业务经理都开上了奥迪。难以想象,这是靠多少个“负工资”的打工人供养出来的?
原本,小贺们一直强忍着一口气,想本本分分地干到年底,等结完工资就回家,然后远离快递行业。
但临近春节,老板又玩起了新的“骚操作”——为了应对韵达的春节考核,为了防止快递员离职而影响站点运营,对于拖欠大家的工资干脆不结算了,称至少等春节过了才考虑发放。这个卑劣的举动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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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体失灵的讨薪机制
为了要回被恶意拖欠的工资,小贺说服了3位愿意一起讨工钱的同事。当时临近年底,深圳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具体的讨薪渠道,小贺们查阅了相关信息,决定在工余时间拨打讨薪热线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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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通热线后,小贺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自身的遭遇,恳请得到帮助,尽快拿到工钱。对方建议他们直接去劳动站当面填写材料,再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解决。
去到劳动办之后,小贺们才发现,由于他们只有4个人,达不到10人以上“集体讨薪,专案快办”的资格,所以只能走一般的法律程序,通过劳动调解或漫长的劳动仲裁来解决。
常规的法律程序时间成本巨大,讨薪热线对大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如果放弃维权的话又会继续被老板欺压,公司也有可能已经得知他们投诉的消息而施加报复。
事已至此,小贺们经过商量后决定仔细收集证据,整理好资料,在第二天清晨“罢工”,集体到劳动办投诉公司,将平日里明目张胆违法的老板打一个措手不及。
在一名律师朋友的协助之下,小贺们加班加点,将与此案有关的文书资料、录音、聊天记录等等整理成了细致的档案。本来小贺们只想要回被拖欠的工资,但律师建议:要想让资方“开窗子”,必须要提出“拆屋子”,不能直接把自己最低的底线亮出来。所以大家把违法罚款、不缴社保、(部分人)不签合同、拖欠工资等所有资方违法事实及相对应的诉求通通列了出来,以此为筹码与资方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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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充分的小贺们赶到当地劳动站投诉公司,确实将快递老板吓了一大跳,资方由于没有任何准备,所以不愿赶到劳动站对垒,一直在电话里以“马上到”来搪塞。
大家虽然取得了一个“开门红”,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负责劳动调解的工作人员面对一大摞资方违法的铁证,竟然说了一句“你们快递是新兴行业,我不太懂,老板等你们回去商量,你们回到公司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小贺们连续找了两个调解员,得到的是同样的回复。问题不被重视和解决,小贺们很失望,调解员转而“教育”大家:“马上就要过年了,年轻人好好工作,不要瞎折腾了,你们行业很特殊,你们不懂法律,你们公司没有像你们想的那样违法。”
听到这些话,小贺坐不住了,他拿出整理好的维权资料,并拿出小红本——劳动法,一条一条地追问调解员为什么欺骗和糊弄大家。场面一度紧张,但更多的是尴尬,甚至有旁观者“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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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调解员愿意出力,大家转而想找劳动监察大队求助,便询问联系方式,但整个劳动站的工作人员都对此支支吾吾,最后有人表示:“你们到人社局能查出来。”
小贺一行人便在下午赶到了人社局,工作人员却说自己是劳动站的上级单位,对方不可能把“球”往上踢,每一级都有每一级所负责的工作,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回到基层的劳动站,而劳动监察大队在哪还得问劳动站的人。
所有人顿时傻眼:原来大家正在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即便准备如此充分,仍然没有单位帮忙解决问题,甚至连重要单位之一的具体联系方式都无法顺利获取。
再次返回劳动站后,工作人员建议大家要么先回公司和老板协商,要么走劳动仲裁程序。小贺们商量后决定一起回公司讨说法。
3、孤零分化的打工人,畏缩失声的公共媒体
回到公司后,在老板的一通熟练的骚套路之下,小贺们团结互帮的讨薪阵线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老板首先找到4人中的快递老员工老苟,经过一阵劈头盖脸的叱骂和几句暖洋洋的蜜语,老苟便放弃了维权,并且翻脸出卖了另外三个人,说是被小贺唆使的,自己全程只是围观而已。
原来,老苟作为老员工,负责了两家公司的收件业务,每天有大量的收件收入,和另外的派件收入加在一起理论上“月薪上万”。各种要命的罚款和拖欠固然令他烦恼,但基本收入在整个站点算是上乘。若不是近期被电信诈骗诳走了几万,穷到借贷维生,也许不会出来维权。
老板承诺他可以先借支几千元,剩下的春节后会马上结清,并再三强调自己在本地有势力,告他是不可能告赢的。老苟最后立马转变了立场,并且把大家为维权谋划的信息一五一十向老板作了报告。
面对同伴的背叛,小贺们恨得咬牙切齿,士气也受到很大的打击。老板又分别找剩下的三人接着“做工作”,继续分化和瓦解。由于缺乏维权经验,而且大家都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缺乏依靠,很难扛得住老板的威逼利诱。
00后小王很快就被老板压服,被许诺倒欠公司的巨款“不再追究”,并以每月3800元的工资转岗在站点当保安;另一位00后小广则在不久后借钱回了老家,离开了这个伤心地。曾经抱团取暖的4个人中,只有小贺始终没有动摇。谁也没能料到,调解员建议的“回公司和老板协商”最终却促使大家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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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小贺陷入了茫然。因为他知道,以一个人的力量去走法律程序,需要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结果仍是未知。
但他一想到在快递站所遭受的种种委屈,便坚定了继续维权的信念。除了准备材料继续去劳动站申请劳动仲裁,小贺还不断搜寻了各种媒体的联系方式,报料线索和提供素材,希望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帮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很可惜,直到最后,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自媒体在网上曝光了此事,没有一家公共媒体愿意为自己出头。
由于此事的性质过于恶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一定的舆论关注度,有家深圳知名的地方媒体联系到小贺,记者表示可以帮忙曝光,但能否成功则需要上级领导的审核。
他们进行了一个较深入的访谈,并走访了违法的韵达快递站。那时小贺欣喜地以为有被报道的可能,但最终不知什么原因没了下文。毕竟,全天下能够被“微博办案”服务到的不平事终究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4、漫长而奇幻的仲裁之路
不久之后,小贺在当地劳动站正式申请了劳动仲裁。
一审是在2020年的3月底,距离申请已过去了三个多月,小贺曾经的同事有很多已离开了深圳,新冠疫情也已爆发。
小贺在几位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了现场,而快递公司没有出庭。原本按照法理,作为原告的小贺应该直接获胜,但法官当场没有宣判,并反过来劝告小贺撤诉,去找公司老板私了,否则只能继续“等通知”。
对此,小贺又一次感到十分沮丧和无力。正值瘟疫横行,经济下滑,工作难找,他便没有心思再将此案推动下去。在那不久后选择入职了一家物业公司。
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稳定,时间也比跑快递宽裕多了,所以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此期间,法院曾下发通知判决小贺胜诉,但公司一直拒绝执行,老板还声称要告小贺“敲诈勒索”。小贺无可奈何,也已悲观,便没有再把精力花在案件上。
近年“打工人”成为热点,拼多多程序员猝死、跳楼,外卖骑手倒下、自焚……疫情下,劳动环境持续恶化。2021年初,一则与一年多前如出一辙的官方“打击恶意欠薪”的推文再次点燃了小贺维权的火苗。经过向律师朋友们的多次请教,他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公司已更换地址。于是小贺伪装成求职者,通过在招聘软件上“应聘”轻易拿到了公司的最新信息,成功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的申请。
当他打电话“通知”快递老板时,对方仍然顽固和强硬,说正在起诉小贺。曾经曲折的维权经历心有余悸,又突然成为被告,小贺一时惊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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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数天之后,一个陌生而熟悉的电话打来:“今天有空吗?下午拿身份证和材料来站点结清工资吧!”
老板怂了!小贺欣喜若狂地赶到站点,他难以想象,昔日拖拖拉拉、为虎作伥的财务这次竟然利索地将钱当面转给了他:17515.86元。虽然这远远达不到小贺仲裁诉求中所有的金额,也远远达不到劳动法律严格践行的应有成效,但已经实现了“讨工资”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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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闯过“九九八十一难”,小贺漫长的讨薪之路才算走到了一个终点。而当时一起抱团维权的老苟、小王和小广,早已消失在汹涌的人海之中了。不知若他们得知小贺的“好消息”后,会作何感想?
我问小贺什么是他维权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他长吁一口气后,抛下了一句话:“勇敢,勇敢,还是勇敢。如果一审之后我能更勇敢一点,很可能当时就拿到钱了;如果当初我们4个人抱团时都能更勇敢一点,可能我们全部都能赢,而且赢得更早。”
现在小贺们暂时远离了快递行业,但快递员群体“负工资”的恶劣遭遇仍然普遍存在着。或许对于每个打工人来说,眼前的疫情和困难只是一时的,而关于“勇敢”的修行则刚刚开始,且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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