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要革命？超文本与媒体法则

2020 年 12 月 6 日

部分编译自：斯图尔特·莫斯罗普(Stuart Moulthrop)的“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Hypertext and the Laws of Media”（1991），斯图尔特·莫斯罗普(Stuart Moulthrop)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超文本小说家和理论家之一。

两年前，当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时，信息科学以外的人很少听说过超文本（hypertext），这是一种创建电子文档（electronic documents）的技术，在这种技术中，用户对信息的访问不像图书那样受到线性（linear）或层次结构（hierarchical）安排的限制。由于超文本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默默无闻一直显得很奇怪。它的基本概念 — — 在存储的信息位（stored bits of information）之间创建和建立链接 — — 起源于1945年，当时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想制造一台名为Memex的机器，帮助研究人员组织不同的知识来源。布什的设计基于缩微胶片（microfilm）、旋转卷轴和光电管，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机械技术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几年后，当电子计算机出现在学术界时，布什的预测很快就实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分布式计算系统都是超文本的，因为它们根据用户的需求动态地传递信息。事实上，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试验交互式计算，创造了第一个超文本叙事（hypertextual narrative），即名为 “冒险”（Adventure）的计算机游戏。

就在这个时候，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这位曾经的学者和技术的积极倡导者，创造了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信息网络（worldwide network of information）计划，通过一个他称为“上都”（Xanadu）的链接和检索系统进行集中协调。在三份自出版的宣言(《计算机解放》[Computer Lib]、《梦想机器》[Dream Machines]、《文学机器》[Literary Machines])中，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概述了“上都”（Xanadu）的结构和功能，“Silverstands”的特许经营安排，“Silverstands”是一个相当于快餐店的信息渠道，用户可以在那里访问该系统。(这远在人们梦想拥有个人电脑之前。)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的想法得到了计算机科学家的认真考虑，特别是用户界面设计的先驱之一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恩格巴特和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布朗大学合作开发了一个名为FRESS的超文本系统，随后进行了许多学术和产业实验。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超文本的理念 — — 布什和纳尔逊都曾将其设想为一个动态的读/写系统（dynamic, read/write system），用户可以操作和改变文本语料库（textual corpus）, 被忽视了，而是被更加严格的组织模型（organized models）所取代，比如分布式数据库和电子图书馆，这些系统主要以只读检索模式（read-only retrieval mode）运行。对纳尔逊来说，超文本和其他形式的交互式计算代表了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未来的超文本系统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Tomorrow’s hypertext systems have immens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他在《文学机器》（Literary Machines）中写道。然而，似乎没有人对探索这些影响特别感兴趣，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业务才开始急速发展。

1987年：超文本的奇迹之年。在这一年及其前后发生了许多奇怪而奇妙的事情。纳尔逊的地下经典作品《计算机解放》（Computer Lib）和《梦想机器》（Dream Machines）由微软出版社出版；纳尔逊本人加入了软件开发行业的领军企业欧特克（Autodesk），欧特克（Autodesk）宣布计划支持“上都”（Xanadu）成为一家商业企业；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主办了第一次超文本国际会议；最重要的是，苹果电脑开始向任何拥有麦金塔（Macintosh）个人电脑的人，赠送面向对象的超文本系统HyperCard。HyperCard是超文本的典范（Model T）：相对便宜(最初是免费的)，操作简单(主要是麦金塔图形用户界面的扩展)，与更先进的产品相比相当粗糙，但仍然非常强大。在20世纪80年代末，HyperCard和其他个人电脑应用程序似乎有可能迎来一个文本通信（textual communication）的新范例，这是从桌面出版（desktop publishing）到包含多种表达方式的全电子文档的逻辑步骤。

超文本出现至今（1991年）已有六年，但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数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在某一时刻，个人计算机行业的消息人士预见到“栈件”（stackware）和其他超文本组织产品的市场将迅速发展；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相反，HyperCard在电子出版领域最具商业野心的应用是Voyager公司的“扩展书籍”（Expanded Books）系列，该系列完全基于印刷书籍，并经过精心设计，以复制传统书籍的外观和功能。诚然，超文本概念最终得到了一些人文学者的关注。杰伊·大卫·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的《写作空间》(Writing Space，1991)概述了超文本作为印刷技术的继承者的历史观点 — — 与纳尔逊的《文学机器》（Literary Machines）一起，是最早以超文本形式呈现的超文本研究。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的《超文本》(Hypertext，1992)将电子写作的发展，置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批评和后现代文化（postmodern culture）的背景下。小说家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在《纽约时报》书评（“The End of Books”）中甚至提出了超文本小说的幽灵（spectre of hypertextual fiction）。但矛盾的是(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这种认识是在超文本不再是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的 “超前沿技术 “（bleeding edge）的时候出现的。事实上，超文本的许多魅力似乎已经消失了，超文本已经被更模糊和更迷人的概念所取代：网络空间、虚拟现实和信息高速公路。

这种变化似乎是后现代（postmodern）领域的一个常见的危险 — — 从字面上理解，后现代（post modo）意味着“在现在之后”（after the now）或下一件事（the next thing）。低头看着我们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 — — 我们知道在我们付钱之前它们早就过时了 — — 我们这些被弗莱德·普法伊尔（Fred Pfeil）称为“婴儿潮时期职业经理人阶层”（baby-boom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的人总是渴望下一件事。我们将《星际迷航》（Star Trek）——我们真正的太空漫游，升级为“下一代”（Next Generation），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是下一代的一代(和创造者)。至少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经是这么认为的，这让他现在有些懊恼。可能超文本就像乔布斯复杂的NeXT电脑一样，代表着一种还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文化主流的思想，是一种早熟的珍品，注定要在多年后被挖出来，被称为 “奇怪的超前”（strangely ahead of its time）。不幸的是，正如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可以证明的那样，超文本曾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似乎某种循环性在起作用。

也许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技术或我们想用它们做的事情，而在于我们对技术历史的误解。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说，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范式的转变，一场对旧的信息秩序的彻底铲除：正如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曾经说的，一个末日般的破裂或“神圣的破裂”（blesséd break）。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我们所得到的。也许我们遭受这种失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在后现代语境中，“革命”（revolution）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会在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或哈基姆·贝伊（Hakim Bey）身上寻找答案；但是和往常一样，好莱坞有最好的台词（the best line）。J.F.劳顿（J.F. Lawton）为去年夏天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gal）主演的电影《潜龙轰天》（Under Siege，1992）创作的剧本，其中包括一名中情局间谍头目和一名曾受雇于他的反叛恐怖分子（汤米·李·琼斯）之间富有启发性的交流。间谍斥责恐怖分子，提醒他六十年代已经结束，“运动已经死亡”（the Movement is dead）。琼斯的角色回答:“是的！当然！因此得名:‘运动’（Movement）。它运动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革命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总是在你面前出现。”

也许超文本只是另一种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很难区分超文本、虚拟现实和明年的交互式有线电视系统（interactive cable systems）。这三者似乎都朝着同一个大方向发展，试图增加和丰富我们的信息消费。但是正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指出的，这种行为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至少，它们可能会破坏语言作为属性（language-as-property）的稳定性 — — 这种可能性确实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因此，把超文本仅仅看作是一场地方性运动（local movement）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运动就像它部分产生于六十年代的社会议程一样死气沉沉。考虑到超文本历史的变迁，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革命”（revolution） — — 如果革命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摆脱压迫，狠狠地打我们的脸。然而，既然如此，这场革命是我们文化真正想要的吗？说到信息技术，我们想要什么？为什么我们在绕圈子？我们编织的这个形象是什么，两次或三次，我们希望包含什么巫师或魔法?

最初的“上都”（Xanadu）(柯勒律治[Coleridge])被称为“梦中的幻象”（A Vision in a Dream），被指定为双重虚幻，因此很容易与我们这个“操作模拟”（operational simulation）的时代接轨，在这个时代，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没有什么起初（in the first place）是“真实”（real）的，因为没有地方是真正的“第一”（first）。但是所有伟大的梦想都需要修正，如今我们发现自己永远在重造。因此，这里有一个新的“上都”（Xanadu），由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提出的通用超文本系统 — — 一个不同于其传奇前身的愿景，这个愿景无法融入超现实（hyperreal）的梦想公园。我们被告知，超现实（hyperreality）是一个崩溃或内爆（implosion）的地方，在那里，用作参考的（referential）或“接地的”（grounded）话语变得与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和虚构（imaginary）没有区别。我们不是以与无可争议的“真实”现象的序列关系（serial relation）来构建我们的表征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s），而是以递归（recursive）和多重并行（multiple parallel）的方式，“映射到不同的坐标系”(mapping on to 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s)。地图不是来自领土，而是来自以前的地图制作企业：整个世界都是模拟的。

这种现实的内爆带来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后果，因为有些人会说，它使现代性的信息“主要叙事”（master narratives）失效，给我们留下了不相容的话语和方法的扩散（proliferation）。有人反对说，这种未经检查的变化（unchecked variation），剥夺了社会批判的明确议程。超现实（hyperreality）没有绝对或决定性的话语特权；批判变成了谬误推理（paralogy）的另一种形式，一种语言游戏中的对策，这是现实的技术-社会建构（techno-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这个游戏包罗万象，其中存在一个问题。正如琳达·赫钦（Linda Hutcheon）所说，“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矛盾的，因为它依赖于它所质疑的东西，并从中汲取力量。并不是真正的激进；也不是真正对立的”（the ideology of postmodernism is paradoxical, for it depends upon and draws its power from that which it contests. It is not truly radical; nor is it truly oppositional）。

就媒体和技术而言，这种共谋（complicity）问题变得尤为尖锐。超现实（hyperreality）既是文本理论（textual theory）的问题，也是写作实践（writing practice）的问题：正如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指出的，“在磁码中没有原始码”(in magnetic code there are no originals)。电子信息可以被快速复制、传输，并组合成新的知识结构。从文字处理到交互式多媒体，后现代传播系统（post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s）强调了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所说的“内在”（immanence）或“所有生活的互文性”。面对这种无限复杂的话语体系，我们有可能陷入技术落后的境地，一种被无望地抛弃于模拟之中的感觉。如果整个世界都是模拟的，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在各种迭代中循环的主体，无法采取任何“激进”或“对立”的行动来改变技术-社会矩阵。正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观察到的，即使是像“赛博朋克”（cyberpunk）这样所谓的抵抗态度，也会逐渐演变成愤世嫉俗的插曲，游戏规则在其中不受质疑。

当然，这种悲观或失败主义的观点几乎不具有普遍性。我们更有可能听到技术被描述为变革的工具或解放的工具。后现代的交流模式(电子写作、计算机网络、文本链接系统)会破坏社会等级制度的稳定，并在信息工作场所推广更广泛的权威定义。在这些技术的影响下，“精神生活将被重新定义”(psychic life will be redefined)。但是如果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非对立的，那么这种秩序和权威的重建将如何进行？精神生活 — — 更重要的是政治生活 — — 将如何以及由谁来重新定义？

这些问题最终必须在实践中而不是理论上解决；这就是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新“上都”（Xanadu）的意义所在。在“上都”（Xanadu）中，纳尔逊否定了对技术的排斥，提出了一个毫不掩饰的技术复兴的千年愿景，在这个愿景中，系统将让我们自由。在其野心中，“上都”（Xanadu）超越了超现实。这不是一个鸦片式的愿景，而是一个更奇怪的东西，一个商业计划，发展巴尔泰斯（Barthes）所说的“写作的社会空间”（the social space of writing），一个重新配置文化（reconfigure literate culture）的实际尝试。“上都”（Xanadu）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超文本或“非顺序写作”（non-sequential writing）项目。超文本系统利用计算机的交互潜力来重构文本，不是将文本作为一系列固定的符号，而是作为一个可变的访问数据库（variable-access database），在其中任何话语单元（discursive unit）都可以拥有多个关联向量。超文本是文本元素的复杂网络。它由单元（units）或“词汇系统”（lexias）组成，可能类似于页面、段落、章节或卷。“词汇系统”（lexias）通过“链接”（links）联系在一起，这就像动态脚注一样，可以自动检索它们所引用的材料。因为它不再受书本的限制，随着读者/作者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新的链接，超文本话语可能会被随意修改。纳尔逊称之为“文献宇宙”（docuverse）的这种链接文本集合，可能会无限制地扩展。

正如纳尔逊所预见的，“上都”（Xanadu）将体现这个文本宇宙。该系统将为所有的写作提供一个中央储存库（central repository）和分发网络（distribution network）：它将是出版社，通信媒介，和伟大的超文本巴别塔图书馆（hypertextual Library of Babel）。然而，尽管有激进的野心，纳尔逊的设计保留了人们熟悉的传统。“上都”（Xanadu）的本地网点将是“Silverstands”，即仿照快餐特许经营的零售访问和咨询中心，从而与目前的信息交流经济相结合。“上都”（Xanadu）将通过版权保护知识产权。用户将按访问的字节付费，当其他人获得他们在系统中发布的专有材料时，将获得版税。这个计划的问题和复杂性是巨大的，目前，已经实现的“上都”（Xanadu）仍然是一个“2020愿景”（2020 Vision），是相对较近的未来的探索。但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现在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引人注目和重要意义的未来。

迪士尼和斯皮尔伯格告诉我们，未来是一个我们必须“回来”（back）的地方。美国的明天将是怀旧的全盛时期，是对“失去的”（lost）或“被遗忘的”（forgotten）价值观的强烈追求。“上都”（Xanadu）也不例外：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将21世纪的写作历史视为复兴的史诗。对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来说，这个“上都”（Xanadu）的景象可能暗示了后现代主题公园的另一个领域。温柔的读者们，欢迎来到文学乐园（Literacyland）！

但另一方面，这一愿景可能不仅仅是一场杂耍（sideshow attraction）。纳尔逊预见到文化的革新（renovation of culture），话语的统一（unification of discourse），读者和作家的天堂，在那里所有的写作是一种交流思想（commerce of ideas）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工作”（work）都变成了“文本”（text），不是实体（substance）而是参照（reference），不是遏制（containment）而是连接(connection)。这里所隐含的变化幅度是巨大的。但这种变化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互文性世界（intertextual world）假设了什么样的解释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rpretation） — —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纳尔逊以一个真正开悟（Enlightenment）的人的信念，设想了“一种新的populitism，它能使少数人的深层理解最终为多数人所用”。

什么是populitism？ — — 纳尔逊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新词，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结合了“民粹主义”（populism）和“精英主义”（elite）的组合词。这个词暗示了像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和杰伊·大卫·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这样的理论家所设想的文本社会（society-of-text），在这个写作空间中，权威的痕迹（traces of authority）只作为局部和偶然的影响而存在，这种效应在社会上等同于被解构的作者功能。“populite”文化可能标志着实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完美信息游戏”（game of perfect information）的第一步，在这个游戏中，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进入数据世界，并且“拥有平等的能力(不再是在获取知识方面，而是在生产知识方面)，归根结底，额外的表演性依赖于‘想象力’（imagination），这使人要么做出新的举动，要么改变游戏规则”。这是信息加工（information-in-process）的乌托邦，是知识分子的终极梦想：话语以100%的效率转化为资本，这一神奇过程的机制是法理（nomology）或规则制定（rule-making） — — 诚然，这是一种相当专业化的 “想象力”（imagination）形式。

在这个天堂里至少隐藏着两个问题。首先，社会/文字秩序将不属于许多人，而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这些少数人将无法认识到他们辉煌孤立的条件。想想不情愿使用电脑的克利夫·斯托尔（Clifford Stoll）的情况，他的回忆录《布谷鸟的蛋》（Cuckoo’s Egg）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问题。斯托尔痛斥 “赛博朋克”（cyberpunks），即那些滥用科学计算环境的开放性的电子破坏者。他们不道德的行为破坏了信息游戏，需要对数据的自由流动进行繁琐的限制。但是斯托尔对信息“自由”（freedom）的定义充其量是模糊的。他反复提到他监控的主机系统是“他的”电脑，把网络入侵比作入室盗窃。斯托尔认为，数字信息严格地类比于物质和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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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的 “populitism”理念虽然看起来很有远见，也很有问题，但它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更仔细地考虑先进通信系统（advanced communication systems）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事实上，超文本很可能预示着社会变革，预示着文本生产和接收的根本性重塑。电子文本社会（electronic society-of-text）的终极目标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基于共识的地方自治，受到全球权威无情瓦解的限制。既然信息现在几乎等同于资本，既然文本性是我们塑造信息的最有力的方式，那么“上都”（Xanadu）可能确实会改变世界。但重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种改变将如何实现？什么样的实际社会进程可以将纳尔逊商业计划的语用学（pragmatics）转化为超文本宣言的激进主义？

完整的答案在未来的历史中。从一个方面来说，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坚持让“上都”（Xanadu）成为一个经济上可行的企业是一个典范。只有当我们在超文本社区中构建、管理和工作时，从现有的信息资本主义的约束条件下开始，我们才会发现这项技术的全部意义。但在我们等待历史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预言。这就有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个特别重要的祖先的声音，从他那里可以听到。在他去世时，麦克卢汉留下了一个神秘的最后项目的笔记：四个方面的 “媒体法则”（Laws of Media），构成技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technology）的框架。该法则从四个基本问题出发，这些问题可以被问及任何发明：

它增强或强化了什么？（What does it enhance or intensify?）
它使什么过时或被取代？（What does it render obsolete or displace?）
它恢复了以前被淘汰的什么？（What does it retrieve that was previously obsolete?）
当达到极限时，它会产生什么或变成什么?（What does it produce or become when taken to its limit?）

正如麦克卢汉所展示的那样，这些问题在应用于印刷或广播等关键性或变革性技术时，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它们旨在发现信息系统影响社会文本的方式，重新安排感知比率（sense ratios），重写文化价值理论。它们揭示了基本陈述（basic statement）的本质，即”说出（uttering）或’外放’（outering）”，它是人类能力机械延伸的基础。如果我们把“上都”（Xanadu）和超文本放到这一系列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关于超文本作为变革媒介的潜力和局限性。

1.超文本增强或强化了什么？

根据麦克卢汉的标准分析，传播媒体通过优先考虑一种感知渠道来调整感官的平衡或“比例”。印刷品促进了视觉而不是听觉，给我们一个客观的、透视的、符号化的世界：“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ar)。但是这种方法需要根据我们的目的进行修改。超文本与早期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根本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一种更早的符号话语形式(即印刷)的回归或递归(在以后)。因此，超文本的影响不仅仅落在感觉通道上，而是落在更远的认知链上。正如万尼瓦尔·布什在对信息链接（informational linking）技术的第一次思考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机制增强了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的基本能力。

超文本是关于连接（connection）、链接（linkage）和关联（affiliation）的。在超文本系统中，这种连接的精神是通过技术实现的：用户不是被动地排练或接收话语，而是探索和建构链接。在超文本概念的内核中，蕴含着关联（affiliation）、对应（correspondence）和共鸣（resonance）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正如纳尔逊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超文本只不过是一直以来文学的一种延伸，这是一个暂时延伸的关系网络，由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家不断建立和打破。

2.超文本取代了什么或使什么变得过时？

虽然可能很想回答是 — — 图书，但这个答案是不合格的。事实上，至少在下个世纪，我们的信息生态可能会保留印刷和电子媒体的混合。然而，从长远来看，书籍的前景并不乐观。随着森林日益减少的经济和生态影响的显现，纸张的成本将急剧上升。与此同时，现有书籍的酸性腐蚀将极大地增加图书馆的维护成本。考虑到这些因素，向电子存储的转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印刷媒体的这种变化并没有让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担心，甚至没有担心书籍的衰落可能会终止印刷的文化主导地位。在回答麦克卢汉的第二个问题时 — — 超文本使什么过时了？最好的答案不是读写能力（literacy），而是后读写能力（post-literacy）。正如纳尔逊所预见的那样，超文本系统的发展意味着排版文化（typographic culture）的复兴(尽管是在一个动态的、真正无纸的环境中)。这种预测可能看起来轻率天真或空洞的，但它很可能是有效的。超文本意味着文学死亡的终结。

事实上，如果“上都”（Xanadu）成为一个纯文本系统(这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从长远来看，它的前景将是糟糕的。然而，交互式文本（interactive textuality）还有其他的前景 — — 不仅仅是超文本，还有另一个纳尔逊创造的术语“超媒体”（hypermedia）。在试图想象超文本文化的未来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交互式多媒体“文本”，它结合了语音、音乐、动画图形和视频以及字母脚本。超文本是关于连接的 — — 混杂的、普遍的、多形态的反常连接。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不规则的、越轨的和狂欢的写作实践。从文化上来说，超文本的杂乱无章，没有形式、格式或文化层次的界限。

超文本确实有恢复印刷文化的力量 — — 尽管不是纳尔逊所设想的那样；这就引出了麦克卢汉的第三个问题：

3.超文本恢复了以前被淘汰的东西？

“上都”（Xanadu）和类似的项目可以让许多人重新认识印刷文字（typographic literacy）的文化力量。断言这一点，就要打破麦克卢汉对媒体历史的理解。麦克卢汉清楚地看到了“电子”技术的变革性影响，但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活过个人电脑热潮的到来，他没有认识到下一步 — — 通过超文本的融合媒介，递归（recursion）到排版文化（typographic culture）的新阶段。

区分递归（recursion）与返回（return）或简单重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差异回答了印刷识字（print literacy）将在多媒体文本中丢失或被压制的反对意见。递归（recursion）是具有渐进式自我修改可能性的自我参照。考虑到其递归的可能性，“写作”在链接的交互式作品（ linked interactive compositions）中的意义与在抄本甚至传统的电子文档中的意义完全不同。超文本的读写能力包括两个领域：普通的语法（grammatical）、修辞（rhetorical）和比喻（tropological）空间，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学”（literature），也是第二个领域，在形式上更严格，但在塑造互动话语（interactive discourse）的能力上更大。这第二个领域被称为“写作空间”(writing space)；有人可能会说，它也代表了网络空间的真正含义。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不无遗憾地注意到，到20世纪30年代，任何有文化的欧洲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至少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一封信或一篇文章。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完全没有遗憾，他设想在“上都”（Xanadu）也会有类似的业余文学创作的延伸，在那里，该系统的所有读者都有可能成为作家，或者至少是编辑和评论家。纳尔逊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是一种个人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发表（publish），在“上都”（Xanadu），每个人都可以。纳尔逊对文化复兴（revived literacy）的预测建立在对广泛流行的出版专营权的承诺上。这种设想在一个关键方面受到了限制。纳尔逊把印刷品作为他的系统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观点。在将“上都”（Xanadu）描述为一种或多或少透明的文本传输媒介时，纳尔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字母或字母数字表示也定义了“上都”（Xanadu）的形式，事实上也定义了任何超文本系统的形式。这种忽视与纳尔逊的愿景的广泛关注是一致的，这导致他把用户界面设计的细节当作 “前端功能”（front-end functions），由用户来解决。

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和广播引入了“二次口述”（secondary orality），是对非印刷形式的语言和认知的“听觉空间”（audile space）的复现。以此类推，超文本（hypertext）和超媒体（hypermedia）似乎有可能激发一种二次读写能力（secondary literacy） — — “二次”（secondary），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包括对这些行为的技术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对文本之下的文本（texts-below-the-text）构成可见文本背后的另一个顺序的敏感性。这种二次读写能力（secondary literacy）既涉及修辞学（rhetoric），也涉及技巧（technics）：在hypotextual层次上阅读是面对(paragnostically)系统的设计；在这个层面上的写作就是重新编程，修改第一个创造者的作品。因此，这种二次读写能力（secondary literacy）为其读者打开了一个最真实意义上的网络空间，意味着一个命令和控制的场所，在这里，文字具有重塑表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