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挚爱的弗朗科·马里

“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写得最好的人物是弗朗科·马里，他是一个陡然降临的梦幻人物，也是少数有完整退场的人物，其他生者只是随着小说的结束逐渐隐没在尘世中，在小说结束时还没有死去的人物 由于作者中断了自己清晰的叙述，我们只好想象他们无聊地活着，此生再没有波动，也没有值得记述的事迹，在故事结束数年后和常人一起草草死去。那些别有意味的人物必须死在书中，且必须死在小说的中途，好让推进的时间和情节从他的尸体上冲刷而过，这样他的生命就牢牢镶嵌在了小说的生命中。

弗朗科是“不好看的”，有着一具“不安分的身体”。他的生活不能说是被法西斯分子围殴掰成前后两截的，革命终会退潮，即使他站在桌子上辩论时，米兰大学的礼堂里人们的呼喊几乎掀翻天花板，即使那是法国的五月风暴、席卷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权力的隐流细如丝线，我们无法知道究竟谁在暗处拨动着世界之轮。在那个年代，传单像白鸽般从楼顶落下，游行的队列在街道上隆隆作响，青年领袖们挤在污浊的寓所，鼻息中沾满烟草和汗液的味道。但权力还是自顾自地运作着，从政客的袖口传进商人的白手套，在印刷厂变成报纸和小册子，在学校变成必背内容和教鞭，在演播室又变成电视片和广播节目……想要改变世界的人只能大声喧哗，期望自己的声音盖过生生世世的嗡鸣。

莱农觉得革命如火如荼，弗朗科说一切已经结束了，革命一旦漫长就再不是革命，它可能是摇滚乐队没完没了的一次巡演，乐手和粉丝沿途捣毁了所有舞台和乐器，引发了一系列斗殴和治安问题，或者它是别的什么，但它已经不再是革命。弗朗科还发现，曾经为自己赢来无数拥戴者的雄辩才能不过是一只叫得比较响、比较好听的喇叭，今天可以为国家主义、独裁者和市场保护机制吹，明天也可以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新世界吹，可以华丽隆重，也可以精巧狡猾，甚至可以发出震耳欲聋、锐不可当的合奏，但鼓满肺叶的这一口气息终止，演奏就会结束。不需要发生血流成河，也不需要地动山摇（据说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人每天活在一千句话语、一万个念头之中，因此心灵刚硬，“叨叨叨，叨叨叨，只有还相信话语的人，才会选择当作家。”什么才能改变人的心灵呢？革命？唯一真正可能改变世界的，是把持当今世界并且不愿让它改变的权威——由庞大的人员运作，深入各行各业和每个人的生活网络，不断生产着强势话语和喋喋不休的废话——这样的力量才能改变人心。它确实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它所塑造，一半是哄骗一半是威吓。

马里是革命年代的旧梦，是雪花般的美丽符号，革命结束了，不必愤懑难平，也不必郁郁而终，只是在合适的时机把自己温柔地了结，避免和世界一起劣化。他也不再需要岁月来增长智慧了，“生活是丑陋的”，这点不需要用更多虚假的知识和行动掩盖了。人的生命只需要童年和青年，此后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果实已经落下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