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怀疑极权政府？——后真相时代更需要常识

近期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4月份对34000多人的血清调查，武汉地区居民中有4.43％是抗体携带者。如果该研究抽样可靠的话，按照武汉市总人口计算，这意味着约有48万人被感染，几乎是官方通报的5万人的十倍。

一个报告，三种解读——算不算这道小学算术题很重要？

很多外媒对于这条信息都进行了报道，这里以法广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为例，让我们看看同一件事，中国官方，西方媒体和现代文明世界的非西方外媒是怎么样呈现同一调查报告的。点击链接大家可以先自行甄别，这里就不占用篇幅了，直接说自己看完的感受。

看完中国官方的报告，你会发现通篇没有用4.43％去估算当时的感染人数，就算这个计算题只是小学程度，它都不会提醒你从武汉真实感染人数这个角度去解读，而是强调其他地区的感染比例很低，仿佛在试图证明：我们的封城是正确的决定哦！我们控制的很好哦！另一方面，其他区域测出阳性抗体的比例极低，也意味着接下来在其他地区出现疫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到时候出现了，大家也别太惊讶。

再看以法广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的表述——不仅帮你算好了武汉可能的实际感染人数，而且还搭配李文亮去世一周年的新闻，暗示当局之前撒了谎。那么联合早报呢？感染人数也帮你算出来了，也和法广一样聚焦于研究结果中武汉感染人数和官方通报数字的巨大差距，但不同的是，早报这篇报道同时在最后指出：考虑到检测能力或有限，医院因患者突然激增而人满为患，卫生当局在疫情暴发期间低报病例是很常见的。暗示这个报告的结果并不能够说明中国官方有意隐瞒篡改数据，也就是说，官方可能不是刻意隐瞒，而是当时客观上无法统计出正确数据。

都是”真相“，要如何甄别？

我并不是要去分辨哪一种报道更”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并一定等于真相，它们只是我们探求真相时的相对可靠的工具而不是真相本身，我也暂时不想讨论它们谁报道得更”真“。我想强调的点是：同一个研究报告（我们假定报告是真的），经过不同的媒体的诠释，表现出的是不同的”真相“。然而很不幸，这也许是今后世界的常态。对于这种常态，Hector Macdonald的《後真相時代: 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

这本书主要讨论的并不是谎言，而是各种各样的“真相”（这里是较广义的概念）。确切地说，作者重点讨论的范围不包括事实真相（fact）和绝对意义上的谎言（完全无中生有），重点讨论的真相被作者分为四类：部分真相，主观真相，人为真相和未知真相。在书中作者举了许多商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例，来说明政府，大公司和媒体们是如何让利用这些形形色色的真相误导大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让我们警惕那些操弄真相故意误导他人的“误导者”。

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有出版这本书，我先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中文版，然而当我刚刚读到第一部分【部分真相——历史】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文中提到了中国的六四事件，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是即使是这样在简体版中也应该不会出现。带着一丝好奇，我找到了简体版进行对比。不出所料，这部分的确在简体版中是不存在的······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讽刺和幽默感——一本讲述真相是如何被操弄被裁剪的书，居然书的内容本身就是被裁剪的”真相“，这仿佛是用实际行动呼应了本书的主旨。呵呵，活像个行为艺术。

凭着直觉，我意识到凡是关于中国的实例，很可能简体版会和繁体版之间都会有较大出入，于是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有意识地去对比了两个版本，发现简体版中另一个成段缺失的部分，那就是在【人为真相——社会建构】这一章节中，关于中国推进”社会评价系统“的事例。所谓”社会评价系统“，就是对每个公民进行社会信用评分，以达到对社会整体和公民个人全方位控制。

极权的好工具——操弄部分真相与人为真相

以上提到的这两个部分——【部分真相】和【人为真相】，正是我重点想谈的部分，因为国家（特别是极权政府）天然对这两种真相有着近乎绝对的操控能力，相对于公民个体，国家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所谓部分真相，就是对于一件事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读，而淡化甚至隐瞒对自己不利的哪一方面。所谓人为真相（简体译作人造真相），指的是根据人们的共同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名称，定义，法律，制度，机构组织等等。

当国家的权力既不来源于民众，又不受任何程序的实质制约，而且有着控制社会方方面面的能力和动机的时候，国家就很可能动用公权力对真相进行掩盖和粉饰，甚至动用官方媒体和假民意操弄舆论，制造人为的部分真相。我相信熟悉中国社会事件发生后政府维稳的标准手法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对，就是删帖封号，歪曲叙事，恶意抹黑，人身威胁，最后淡化处理。例子太多，甚至国内接触到的一大半新闻都”被部分真相“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书中所说的人为真相——法律，社会规范，机构组织，货币等等支撑这个社会的要素，相较于个人，作为创造这些人为真相的主体，国家天然就有着绝对的优势（虽然国家本身也并不是自然存在的东西）。不仅如此，极权国家对在事物的命名和概念的定义方面，有着个人和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权力。比如，武汉肺炎不能叫武汉肺炎，要叫新冠疫情，大饥荒要叫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可以在教科书中被改成”社会主义曲折探索“；它们还可以定义什么叫疫情”清零“，可以定义什么叫病毒”有限地人传人，可防可控“，还可以定义哪些人算死于疫情，定义什么叫谣言，哪些词是敏感词，什么才是正能量······

面对被强暴的真相，我们需要常识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能怎么办呢，你也没有实锤的证据，你不也拿不出真相吗？你没有证据就做有罪推定，确定不是双标？”

我只能说：很遗憾，面对强大的“真相黑洞”，大部分人需要且仅能依靠常识。面对永远不可能知道的那部分真相（不论是本来就无从查证，还是人为隐瞒），面对被极权政府及其吹鼓手们肆意歪曲的人为真相，在我们无法自由地获得准确的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依赖常识。当我们建立了健全的常识，如果再能对比几个不同的观点，就很有可能更加接近真相。

什么叫常识呢？我无法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我认为常识是一个通过排除法得出来的概念。如同我们无法给桌子下一个完整无误的定义一样，我无法给出一个涵盖一切常识的定义，但是哪些是违背常识的东西，哪些是符合常识的，这个我们可以是可以分辨的。常识不是一个可以抽离现实背景而独立存在的纯概念。

举个极端例子说明问题。假设我无法查证《后真相时代》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当我看见简体中文版比繁体版少了好几段，而且少的那几段恰好是与中国有关的内容，这时候我自然地就可以判断是简体中文版删掉了原本的那几段。如果这时候有个逻辑大师跳出来跟我说：”你这个就是老双标了，你有证据吗？你怎么就知道不是繁体中文版故意添油加醋移花接木，添加了中国的例子来黑中国呢？你凭什么怀疑中国对书的内容进行删减呢？难道你这不是偏见吗？“。对于这样的大神，我只能拍拍手，然后竖起大拇指说：确实逻辑满分，但是常识负分。

想必有正常认知的人，都不会认为是繁体版添油加醋故意黑中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翻译出版过程中删减原著内容要比无中生有添加内容更常见，这是常识；中国存在出版审查制度，没有出版自由，而台湾并没有审查，这是常识；一个出版不自由的国家删除书中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在过去发生过，它还有同样的动机继续这么做下去，这也是常识；读一下删掉后的上下文能感觉到文脉不通顺，这也是常识。

当我们面对官方公布的疫情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我们普通人谁也没有办法知道到底真实数据是多少。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常识：在当代中国的众多重大社会事件中，有关死亡人数或受波及人数总是不准确的，而且并非技术上无法统计；独裁政府为了政权稳定，有动机也有能力淡化错误造成的影响，夸大取得的成就；如果官方公布的数据和事后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差出去10倍，我们会称其为很大的出入，而不是有些许差异或在误差范围内。

让我们回到疫情刚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未知的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但是在我们经历过SARS的前提下，并且已有多人感染并出现与SARS类似症状的情况下，是相信官方的“没有明显证据人传人”或“有限人传人”，还是出门带上口罩不要乱跑？常识告诉我应该选择后者：第一，我们知道戴口罩，并且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可以减少感染几率。第二，面对未知，政府不仅和我们一样是无知的，并且还会撒谎。我们应该把事态的严重性想得比政府发布的更严重，这才是更安全的。

所以说，没证据就不能怀疑极权政府了吗？就不能做出接近真相的估计和判断了吗？不，我们有常识，健全的常识比虚假的数据更可贵。面对这个可以吞噬真相并随意制造真相的怪物，中国人不是受常识误导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太多了，而是有健全的常识并有勇气相信它的人太少了。

再多说几句

常识不是反智，并不是要求我们固执己见，只信谣言不信科学，而是在我们没有办法对真相进行查证的时候，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基础的那些也许不那么可靠的知识。

常识并不总是正确，常识也经常犯错。常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用来被修正和更新的。当我们发现常识真的错了，我们要对它加以修正，而不应该因为常识会犯错就随意舍弃它。毕竟，面对这样一个人造的“后真相”时代，常识是我们最后的武器，也是最后的底线。

仅以此文，追念仅依靠医生常识和勇气成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