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8》偵探小說的父權與解謎變奏

聲明在先，這篇書評絕對有雷，甚至有毒。

第一遍讀完《DV8》，不如十年前的前作《私家偵探》來的暢快，紀伯的拿手好戲：直搗中產階級的尷尬，用精緻語言包裝對世界的憤怒，在續作見樹不見林。「我不喜歡這本小說，除了找不到當年的憤怒中年，《DV8》太不偵探小說了。」一有了這個念頭，我反過來問自己，什麼是偵探小說？身為一日偵探迷的我，開啟了探索之旅。

什麼是偵探小說

這時要拿出日本最廣為人知的偵探之一：柯南/新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們可以找到幾個偵探小說常見的特徵，

• 解謎：這...沒有謎題、沒有案件哪來的偵探小說呢？解謎是偵探小說中「唯一必要」的因素。
• 聰明的偵探：大多情況下，我們需要一個跟福爾摩斯、柯南一樣，觀察入微，邏輯縝密的偵探，在我們翻書的同時，一邊整理、一邊找線索，幸運的話，在結局給我們意想不到的驚喜。
• 失能警察體系：如果警察能破案，那麼偵探就不用出場啦！譬如目暮警官，雖然三觀正，卻常常忽略細微的線索，槍法差、又是3C白癡，給偵探很多發揮空間。
• 受難者：大家都戲稱柯南是死神，有犯罪（謎題）也就會有受難者囉。
• 兇手
• 羅曼史：因為我看的偵探小說不多，目前這只是一個假設，如同小蘭之於新一，偵探多為男性，要去救贖陷入困境的情慾對象（女性），或者是拯救受難者。

換言，偵探小說是解謎的敘事，通常開始於一段犯罪，委託人（警方或是受難者）找上偵探，經由一段抽絲剝繭，藉由線索找到犯人，正義因為理性得以伸張，秩序因為理性得以恢復。

普遍認為，歐美的偵探小說起源於美國作家愛倫坡的莫爾格街兇殺案，在英國被柯南道爾、克莉絲蒂等作家推至第一波巔峰，林宛瑄在《偵探可能不死嗎？》稱1920-1930第一波巔峰的作品為古典偵探小說。17-18世紀的理性主義與興起的中產階級漸漸消弱教會的權力，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與興起的大城市讓宗教退場，精神的真空讓城市中的人們企圖找到新的支柱，現代主義的藝術家們開始提問，什麼是屬於我們時代的藝術，有人轉向神話故事，有人轉向興起的心理學，偵探小說成為一種慰藉或林宛瑄所稱的逃避，讓讀者能隨著理性超人（偵探）一起用演繹法（科學）破案，讓失序藉偵探的理性得以成為秩序。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偵探小說的故事原型：

《DV8》作為一本偵探小說

先說，畫原型的目的是要看《DV8》與古典偵探小說的異與同，而不是檢視這本小說寫的好不好的標準。

故事大綱

既然我都說必會爆雷了，那麼就讓我簡述一番。在律師事務所上班的安安到了酒吧DV8，想委託偵探吳誠找人，安安從事務所正處理的一起案子說起，說到了她的精神狀況，跟心理醫生的建議：她跟兒時目擊的命案關係人見面，她才來委託吳誠找關係人。

偵探找到關係人後，發現命案的兇手抓錯了，另有其人，卻苦無證據，眼見時限將近，好不容易找到關鍵證據，將真兇繩之以法，慶功時，安安卻第六感上身，覺得原先事務所處理的案子可疑，死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殺，吳誠循線追查後才真相大白。

好，完美套入偵探小說的原型，這麼說來他就是一本了無新意的偵探小說嗎？

《DV8》的變奏

人生做不到的事，讓小說來做。

紀蔚然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人生做不到的事，讓小說來做。」如同我前文所影射，理性至上的年代，偵探小說中的優勢男性，會去拯救弱勢女性或受難者，這樣的情節不停上演，強化父權的道德結構，即便另一個陽剛的警政體系崩壞，還是有或落單或進入體制的男性拯救社會，《DV8》是個（中年？）男子樂園，偵探有美女（艾瑪）相伴，解謎過程有大叔兄弟團（許桑、老莊、阿吉）作伙，能伸張正義又可以談戀愛，不過這也是第一曲變奏，在故事中，不似柯南／新一總在危急時刻拯救小蘭，我們能看到吳誠（偵探）與艾瑪更像是生活中相扶持的關係，艾瑪因為警方包庇車禍肇事者而吃虧時，吳誠出手相救；吳誠辦案過度用力恐慌症發作時，艾瑪相伴左右。更有趣的是，兩個人友達以上，開始交往時，艾瑪是相對主動的一方，此外吳誠也沒什麼多的風流韻事。

當然，這本小說你找不到女性／跨性別的理性超人，一切是台灣現況的翻版或刻板，退休警察清一色是男性、公務員有男有女、科技業老闆是男性、律師事務所主管是男性、心理醫生是女性，這點我覺得作者有他的考量。

在地化

身為一日偵探迷，我收集資料才知道台灣有「一群」偵探小說家，甚至有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我說這話可能有點粗魯，但我認為目前台灣沒有偵探小說的典範。是故，移植偵探小說於台灣時，第一個大難題就是解謎，怎麼讓犯罪產生？如同紀蔚然在訪談所言，台灣是監視器最密集的國家之一，破案速度快，如果警政沒有失靈，就不需要偵探，換句話說，偵探小說是一場作者與讀者的解謎遊戲，作者如何說服台灣讀者，這個犯罪在台灣能成立，而破案要用到監視器以外的東西：有推理的必要。

地理上，小說中解謎的地域在淡水、三重、新莊到蘆洲，時間上，吳誠在2012年辦案，命案發生在1990年，偵辦警察能力很好，不過困在兇手故作玄虛的物證，礙於當時鑑定技術力有未逮；事務所案發生在2012年左右，第一起車禍發生在鮮有攝影機的山路，兇手諳科技，得以操控通訊紀錄作偽證，吳誠也是直搗黃龍才錄到自白的證據。

案件們在邏輯上合理，符合台灣現況，失序也非完全歸因於警政的失能，小說中的警方及公務人員，有舞弊的，也有正義的，失序及秩序的過程警政都有人參與，作為理性超人的偵探，在《DV8》更像理性凡人，受助於退休警察跟當地導遊組成的智囊團、警方及公務人員、情人艾瑪、民間徵信社跟酒吧的常客。沒有超人也沒有絕對的善惡刻板。

恐慌症與憂鬱症的超凡直覺

我們在變奏曲中看到，偵探吳誠並非理性超人，作為理性凡人，吳誠的超能力來自於精神狀況觸發的超凡直覺。我們來統整吳誠的破案過程：

大多偵探小說在犯罪描述時，會細述犯案的經過，或讓每個人的說法相衝突，或讓犯案經過有所矛盾或疏漏，以強調推理的過程，在《DV8》中，更能看到吳誠受到什麼震驚或刺激，突然有靈感，或是因為認真對待他人的直覺（即便被警察說不建議採信），得到很好的線索，破案除了理性，更多是機會與命運，較少沙盤推演或有思考膠著不前的窘境。至於直覺判案的細節，推薦大家閱讀小說哈哈哈哈哈哈。

更甚，我們回頭看失序的開端，安安為何委託吳誠，而不是其他偵探？她說「網路說你（吳誠）有精神狀況」，安安因此卻步，想自己有精神疾病，不該再找一個「不正常」的偵探，但因為一起書櫃上的插曲，與委託地的店名，她決定來找吳誠，她說：

店名很有意思，deviate是指偏離正軌，但我走進後不久，直覺告訴我來對地方。

當偵探面對的不只是案件

偵探小說作為現代主義時代的理智產物，在後現代思潮中，自然成為實驗場所。我們能在Paul Auster的《紐約三部曲》中讀到，身為理性超人的偵探找不到線索，完成不了案件，秩序有其無法恢復的荒蕪之境，好像在跟讀者說，你看，知識有它的極限，有理性到不了的地方，1+1=2（先驗知識）沒有辦法解決世界上所有的事。

《DV8》在滿足讀者對秩序的渴求時，如上段所言，採用不一樣的路徑，偵探不用全知全能，他可以用直覺判案，他可以是精神疾病患者，不同於刻板印象：精神疾病患者是恐怖份子，是「暴力、無法預測、怪異、情緒化及失能」。大錯特錯，吳誠不只能理性推理，還有異於常人的直覺，能維護社會秩序。在小說中，吳誠在調查過程，走過大學時期的新莊（輔大）、高中時期的蘆洲（徐匯中學）、三重（中學玩耍的地方），面對成長的歷程，面對恐慌症的回憶，第一次走完這三個點時，吳誠在地下道恐慌症發作，蜷縮在地，努力讓自己鎮靜後，回到地面招計程車，遇到一位令他安心的司機，任他在後座各種變換姿勢，陪伴他到淡水的住處。無關文學或解謎遊戲，我們找到一個德勒茲所謂的奇異點（singularity），隱約看到在古典偵探小說、形而上/後現代偵探小說之外，《DV8》與它們的差異，以及開啟新典範的可能。

結語

如同吳誠回憶高中恐慌症發作的過往，那時他卡在各種「之間」，自租屋與家裡之間、謊言與真實之間、同學與室友之間、白天與夜晚之間，令他無所適從，我沒有那麼喜歡《DV8》，或許也是它各種之間的身份，沒有古典偵探小說的高度遊戲性與懷舊情調，沒有犯罪小說的暴力與懸疑，沒有社會派的精神分析或人物側寫，沒有無所不能的理性超人與英雄，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究極推理，它走在偵探小說與寫實之間，在建立小說樂園時，自我剖析的給讀者不一樣的偵探。

很期待下一本私家偵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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