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汉奸鲁迅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虽已立国，但却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状态。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在这种环境下，不少左派作家都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对政府进行抨击。

鲁迅无疑是他们中最为猛烈的一位，经常在自己主办的杂志《语丝》上发表进步言论，或批评政府，或怒斥走狗。

这无疑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但是，由于鲁迅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对其进行直接抓捕不太合适，也并无理由。因此，他们选择用抹黑的方式败坏鲁迅的名声。

正巧，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化。在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想要污名化鲁迅，声称他“精苏”无疑是个好点子，“汉奸论”应运而生。

1926年5月18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其中写道：“《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贴的话，也就由他们传达于全北京，他们不仅在纸上写，而且在课堂对学生说……”

总结一下，唐有壬的意思就是：俄共政府正在对我国发起舆论战，而包括鲁迅在内的诸位左派作家都是俄共的子弹。

没过多久，同为现代评论派作家的陈西滢就紧跟其后，在自己的专栏《闲话》中发表《节育问题》，其中“……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一句指责支持“三一八”游行的人拿了苏俄的卢布，而鲁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正是一篇基于“三一八”惨案的战斗檄文。

“卢布论”愈演愈烈。1930年5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1931年2月6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趋于缓和，中日战争已然爆发，鲁迅“效忠”的对象也从苏俄变成日本。

1934年，在中统特派员丁默邨主持的报纸《社会新闻》上刊登了一篇名为《鲁迅愿作汉奸》的文章，声称鲁迅搜集一年来毁谤政府的文章编为《南腔北调集》，让友人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并在日本出版，事成之后鲁迅会拿到万元稿费，实现经济自由。此文认为，鲁迅已经成了通敌卖国的头号汉奸。

奇怪的是，如此的头号汉奸鲁迅，如今却是新中国教科书上亘古不变的正面典型。

参考资料：“无物之阵”：流言与鲁迅精神世界的阴影.郑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