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 你只能留意粉紅色烏托邦嗎？

《芭比》在2023年暑假期間上映，不出三個月後票房攻頂，成為此年票房最高的電影。還記得筆者拖延症發作，等到戲院粉紅浪潮過去才買飛觀賞，卻仍坐滿半個影院，叫座力實在驚人。

芭比作為一個家傳戶曉的「美國完美女孩」形象，電影憑著女性導演Greta Gerwig引入的批判視角，帶出既容易理解，又兼備娛樂性的性／別反思。在筆者一向帶有性／別意識的思考角度，理所當然地覺得電影所表達的訊息實在太為顯淺及表面了。可是，環顧影院中的一個個異性戀核心家庭（意指父母及其小朋友），或許這就導演的期許：為生活在主流性／別框架的大人與小孩都進行一趟約兩小時的性／別教育旅程。

在失衡的性／別權力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直白的說，筆者觀看電影後感覺十分不舒服；導演將日常看似隱藏的性別壓迫通通放大了。但又正正因為是虛構的世界，即使是不合常理的情節，都變得正當了。

當中，第一個最原始版本的Barbieland就如烏托邦：每位Barbie（女性）都能成就他們的目標；不論當醫生、作家、或總統，每個人都能就自己意志一展所長。在如此的風光表面下，事實上卻完全抹去Ken（男性）的能動性（agency），讓其只成為附屬於Barbie的存在。Ken每天只為搏取Barbie讚賞，卻從來沒人關心他們在Barbieland之中的居所、生活的場景及細節。正如現實世界，擁有權力一方的群體（在電影中就是Barbie們）總是難以察覺自己身份帶來的紅利，卻不時怪責受壓迫一方（電影中的Ken）為何不提出自己的需要。

但同時，芭比們自身其實亦是制度下的受害者。主流印象下的芭比必須維持其形象：白人、容貌精緻、皮膚光滑、長裙與高跟鞋、不作出批判的；而所有偏離主流的，例如與性愛連繫的懷孕芭比、有個人思想的怪芭比，均被Barbieland的主流排斥。

既得利益者也放棄甚麼了嗎？

後來，當Barbieland沒落之際，導演亦繼續以誇張手法，呈現被壓迫一方反抗的力量，卻仍然在訴說：失衡的性／別權力下，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當Ken理解到男性身份可以成為權力一方，就集合所有男性的力量，打造出極端父權制度的Kendom。在這樣失衡的權力下，一些受壓迫的Barbie會選擇從眾、附和，甚至反過來成為壓迫其他女性的一員。這些對於性／別、權力的描寫實在與現實相似得諷刺。

尤其回顧過去的電影，大多着墨於父權制度下對原生性別女性的逼迫。但《芭比》卻大膽提出，男性即使作為父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亦同樣受盡社會規範而失去自我。在Kendom之中，Ken提到：「在知道父權與馬沒有關係的一刻，我已經對父權沒有興趣了。」可惜，身在制度之中的Ken沒有選擇，於是唯有繼續端出社會期待的模樣。

拉回現實來說，電影簡明地帶出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議題本身並不只是女性的課題，而是需要男性（或所有既得利益者）有同樣的覺察。當意識到不論性別，所有人都是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時，才能有更大力量推動改變。

處身在性／別世界的小眾

在此必須一提Alan這個角色。他雖然是原生性別男性，卻不符合Ken所代表的男性符碼。於是，他只能活在Ken的陰影之下，又只能穿Ken不要的衣服。但相較之下，Alan似乎更能融入在Barbie所代表的女性陣營之中了。在Barbie們希望解放Kendom的最初，他已經加入女性陣營成為男性盟友 (Ally) 。或許電影亦在訴說，有些時候，性／別的二元對立其實不是必然。

另一邊箱，筆者作為女性性／別小眾，亦有感從一開始就置身在怪芭比的一方。由於我們址是偏離大眾主流既定印象下的女性形象，於是要花費大量力氣去解釋，卻仍然難以讓安於主流價值的人認識，更遑論要被接納。在電影中，即使主流芭比們需要到怪芭比之處尋求協助，他們最初亦只出於功利需要，亦非真心將小眾視為有價值的個體。這種看似開放及包容的形式主義，同為性／別小眾的朋友應該不言而喻罷。

作為性／別小眾，其實我們亦跟片末的Barbie一樣。一方面，希望讓更多的「自己人」加入，強化社群之內互相扶持的能量。而另一方面，亦希望能夠擴闊盟友基數，讓更多人理解性／別小眾在主流社會下的困難。我們相信歧視源於誤解，當更多的人願意理解性／別小眾的處境，便是一同達致性別友善社會的出路。希望我們共同成就如片末Barbieland般的世界。

**初稿曾刊在獨立媒體，本文為再編輯後的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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