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一個活在喊痛的自由亦不得時代的文人

一年前，當楊絳過世之後，圍繞着錢鍾書夫婦生前評價，知識界曾經有一場大爭論。雖然早已偃旗息鼓，但問題依然沉甸甸地潛伏在心底。最近讀林語堂的作品，又重新浮出水面：從林語堂到錢鍾書，皆是以逍遙風流、超脫閒適的道家姿態行走於世，難道他們真的是放棄了家國情懷與天下責任的犬儒嗎？我們如何走入他們的心靈世界，這是一種什麼樣類型的知識分子？這篇小文，暫時放過錢鍾書，來說一說林語堂。

一般讀者，只記得寫《吾土吾民》《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的林語堂，那是一個「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寫宇宙文章」的優雅紳士，樂樂呵呵，雍然大度。然而，早年的林語堂，也有怒目金剛的時候。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間，他經歷了從戰士到名士、從名士到隱士的兩度變化。

聰明絕頂的林語堂少年得志，履歷顯赫，聖約翰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萊比錫大學博士，年紀輕輕就在清華、北大教書。二十年代京城的大學教授，分為《現代評論》與《語絲》兩大陣營派，前者胡適是精神領袖，後者以魯迅為馬首是瞻。按照學術出身，林語堂應該歸入前者，何況當年留學時胡適還傾其私囊資助過他。然而，林語堂畢竟出身於閩南一個小山村的牧師家庭，山野的自然蠻性讓他不同於循規蹈矩的大戶人家孩子，從小調皮搗蛋，精靈古怪。他最喜歡蘇東坡，說「其可愛處，偏在他的刁皮」。

一個人在陣營對立時的站隊，有時候未必全然取決於思想傾向，更多地是一種精神氣質的選擇，林語堂與胡適、陳西瀅在思想上同屬自由主義，但他不喜他們過於濃厚的一本正經的紳士派頭；相反地，周氏兄弟身上那種名士氣，反而更讓他感到氣味相投。周作人說過，自己身上有兩個鬼，一個是紳士鬼，另一個是流氓鬼。林語堂與周氏兄弟、錢玄同這些語絲同人一樣，都是「雙鬼」纏身，除了紳士氣，還有些流氓氣或匪氣。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體制中人；又落拓不羈，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兩氣於一身。何時為正，何時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階段和歷史的具體情境。

語絲時期的林語堂，以老頑童的資歷，與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筆戰，嬉笑怒罵，追隨魯迅痛打落水狗，抗議政府對女師大學生迫害，還在街頭用竹竿、磚石與警察打仗，很有一種戰士的氣魄。對方罵語絲派是一群「學匪」，林語堂索性接過來，以土匪自居，寫了一篇《祝土匪》，諷刺學者雖然講道德、士風，其實最愛的是自己的臉面。「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可以比較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太太很為丈夫擔心，責問他為什麼不好好教書，要去管閒事罵人？林語堂笑吟吟地回答：「罵人是保持自身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的丟盡了學者的人格。」

北洋時期的北京，雖然政局混亂，但各路軍閥，對讀書人還算客氣，只要不罵得太痛，聽憑他們去折騰。亂世，是政治的不幸，有時卻是文化的盛世、讀書人的狂歡日。周作人說過：「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着的」。國家不統一，沒有強力政府，綱常絮亂，文壇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說話的自由，文學就有繁榮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統治者有精力來管文化，思想定於一尊，文學進入「載道」的路子，便進入了蕭條的秋天。果然，等到北洋政權垮台，等來了國民黨的一統天下，讀書人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四一二大屠殺讓林語堂見到了太多的血，新派的國民黨殺起人來，比老派的北洋軍閥更狠、更無人道，而且是打着革命的旗號。對輿論的鉗制也是清末以來所未見，仿佛一夜回到了雍正乾隆年代。

1928年，寓居上海的林語堂將前幾年在北京寫的戰鬥檄文編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無限的悲哀：「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嚴酷的輿論環境，令他不再想作無謂的犧牲，他告訴青年讀者：「時代既無所用於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有人以為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

在政治高壓之下，《語絲》同人分化了。魯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獨行，堅守戰士的姿態。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則從戰壕里撤出，躲到一邊變為了名士。郁達夫說：「我不是一個戰士，只不過是一個作家。」周作人感嘆：「清醒地都看見聽見，又無力高聲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躲在八道灣胡同的知堂老人——其實並不老，只是心老了——看透了如今的民國，又回到了絕對專制的明代：「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林語堂也在上海的租界裏發牢騷：「讀書人談不得國事，只好走入樂天主義，以放肆狂悖相效率。」

於是，周作人、林語堂這兩大名士，一北一南，辦了兩份雜誌《駱駝草》和《論語》，不再談國事，講閒話，玩古董，「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以林語堂為主心骨的《論語》第一次以「幽默」為標榜。他解釋說，孔子的兩部大作，《春秋》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於狂瀾，躋國家於太平，讓亂臣賊子發生恐怖。而《論語》，實在是老夫子的幽默之作，「孔子是一懷才不遇者，懷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別處及出發處」。

《論語》時期的林語堂，雖然隱在租界，卻算不上真正的隱士。他有名士的超脫瀟灑，更有名士的憤世嫉俗。表面看起來平淡沖和，其實內心是有忿忿不平之氣的。他與周作人都自比明代的名士，但正如周作人所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循的色彩，但根本是反抗的」。中國的名士，從魏晉的竹林七賢、明末的公安竟陵，到民國的林語堂、周作人，悟透了統治者的殘暴、社會的不講理，他們不滿、憤怒、悲傷，卻有深刻的無力感，不得已打起精神，佯裝成風流倜儻的瀟灑，然而，在安全的半徑範圍之內，還是要對看不下去的黑暗諷刺幾句，雖然是以幽默、調侃、正話反說的方式。

讀《論語》雜誌中的林語堂雜文，頗多這類帶刺骨的幽默。他在談到言論自由時說：人類雖有其語言，卻比禽獸不自由得多。蕭伯納過滬時說，唯一有價值的自由，是受壓迫者喊痛之自由。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並非說話的自由。不過，如何喊痛，與畜生不同，是需要有些技巧的。林語堂後來在《自傳》中略帶諷刺地總結：

我們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論自由也太多了，而每當一個人可以開心見誠講真話之時，說話和著作便不能成為藝術了。這言論自由究有甚好處？那嚴格的取締，逼令我另闢蹊徑以發表思想。我勢不能不發展文筆技巧和權衡事情的輕重，此即讀者們所稱為「諷刺文學」。我寫此項文章的藝術乃在發揮關於時局的理論，剛剛足夠暗示我的思想和別人的意見，但同時卻饒有含蓄，使不至於身受牢獄之災。這樣寫文章無異是馬戲場中所見的在繩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

因為兼任蔡元培英文秘書，同時又符合內心追求自由的信念，林語堂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還擔任了重要的宣傳主任一職。國民黨最忌諱社會上有組織，你喊喊要人權也就罷了，一旦形成有國際影響的團體，政府勢必置其死地而後安。暗殺的第一目標是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消息傳來，林語堂第一次感受到切身的恐怖。家門口總是有來歷不明的陌生人身影在晃動，林語堂兩個星期沒有出門，也不敢去出席楊杏佛的入殮儀式。魯迅雖然也在傳說中的暗殺名單上，但毅然決然不帶家門鑰匙，去參加了與楊的最後告別。事後他對林語堂的膽怯頗為不屑，對馮雪峰說：「連許壽裳都去了，這個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麼危險！」

差點濺到灰布長衫的血，讓林語堂感到透心的恐懼。竹林七賢之中，大名士嵇康因孤高被殺。嵇康何罪之有？只是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又被小人誣陷，最後以一曲《廣陵散》告別人間。今日之民國，其殘暴較之魏晉有過之而無不及。屠刀逼迫之下，林語堂決定不再與屠夫糾纏，遠離政治，回歸內心。名士與隱士皆追求自由，但名士對「外在的自由」是在乎的，有機會還要諷刺幾句。而隱士全然相忘於江湖，徹底回到「內心的自由」。縱然屋外風雨交加，也要在自我中撐起一爿不完美的小天地。

從創辦《人間世》起，林語堂完成了第二度轉變，從憤世嫉俗的名士蛻變為追求閒適的隱士。過去的他，身上有兩個鬼與兩種氣質，如今紳士鬼完勝流氓鬼，隱士打敗了叛徒。「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成為了林氏小品文的精神標誌。如果說在《論語》時期林氏幽默尚帶有一絲諷刺的話，那麼到了《人間世》《宇宙風》時期，已經少了情緒與火氣，更多地是生活的風月、文化的小擺設，從牙刷、吸煙到養鳥，無所不談，而且談得興致勃勃，充滿雅趣。他最欣賞的古代隱士是陶淵明，在《生活的藝術》中為陶氏有一個辯護；「也許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

談到幽默，林語堂認為有莊子式的和陶淵明式的兩種，莊子是陽性的幽默，憤怒的狂笑，而陶淵明是陰性的幽默，溫和的微笑。「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為最，詩化自然之幽默，以陶為始。」林語堂說，中國人只知道幽默必是諷刺，不知幽默也可閒適的。不過，幽默的變調，讓魯迅對林語堂愈發有了成見。在《語絲》時期，他們原是並肩痛打落水狗的好戰友，到了《論語》時期，魯迅對林語堂「諷刺的幽默」尚有理解，但對於後來「閒適的幽默」，自然不能讚一詞了。

在魯迅看來，寫不痛不癢的打油詩，「蓋打油亦然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今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戰士內心有狂氣，故對名士的傲世尚能惺惺相惜。然而，戰士最看不得隱士的明哲保身，而且還將之演繹為一套閒適人生、清談哲學，無疑是誤國誤民、將粗糲的人心磨平，難怪魯迅後來要對林語堂為首的閒適派文人說狠話、下重手了。

面對左翼知識分子的圍攻，林語堂頗為不服，他反唇相譏：「清談是孽政生出來的，不是孽政由談生出來的。」言下之意，正統的道學先生沒有勇氣直面暴政抗議，只好拿無辜的清談出氣，打虎不敢將貓欺。他既鄙視政府的幫閒文人，也反感激進的左翼作家，將他們視為充滿方巾氣、道學氣的「新舊衛道派」。他諷刺說：「今天有人雖寫白話，實則在潛意識上中道學之毒甚深。動輒任何小事，必以『救國』『亡國』掛在頭上，於是用國貨牙刷也是救國，賣香水也是救國，弄得人家一舉一動打一個噴嚏也不得安閒。」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閒適派文人，一南一北，以周作人和林語堂為代表。雖然都是清談，但有京派與海派之分。北平的閒適派，從周作人到廢名、俞平伯，都是大學教授，而上海的閒適派，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郁達夫等人，大都是文人墨客。曹聚仁說：海派必以西裝、洋話、租界作掩護，而京派素以學問作掩護，因此海派不必談學問，而京派非談學問不可。談不談學問，差別很大。大學教授縱然把玩性靈，骨子裏是嚴肅的，有學院的方巾氣，喜歡掉書袋。而文人墨客做幽默文章，尺度就比較大，雖然鮮靈活潑，不免有輕薄、油滑之感。

林語堂在上海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相信「為人生而文學」的京派教授們對他是頗為不屑的，沈從文嘲笑說：「試想想，二十多歲的讀者，活在目前這個國家裏，哪裏還有這種瀟灑情趣，哪裏還宜於培養這種情趣？」朱光潛也批評說：「我反對這少數人把個人特別趣味加以鼓吹宣傳，使它成為瀰漫一世的風氣。無論是個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發展。」

周作人與林語堂同為閒適派南北領袖，是有微妙差別的。三十年代初，在這兩位的推崇之下，晚明小品文大紅大紫，洛陽紙貴，「書架上不擺部公安竟陵派的東西，書架好像就沒有面子；文章裡不說到公安竟陵，不抄點明人尺牘，文章好像就不夠精彩；嘴巴邊不吐出袁中郎金聖歎的名字，不談點小品散文之類，嘴巴好像就無法吐風流。」

林語堂對公安竟陵由衷地讚賞，而周作人是有一定保留的。林語堂推崇清季的隨園主人袁枚，周作人卻說：「我總不大喜歡袁公子的氣味，覺得這有點薄與輕。」周作人與林語堂，一個是新古典主義，另一個是浪漫主義，同樣是發思古之幽情，周作人是嚴肅的，有書齋中的夫子氣；而林語堂是熱烈的，更像一個在世俗中浸潤的文人。周作人散發的是京城老派士大夫醇厚氣息，而林語堂更接近上海灘城市中產階級的新潮趣味。

古典也罷，浪漫也罷，這些還都是表相，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的精神氣質差異。周作人骨子裏是一個悲觀的虛無主義者，少年時期與魯迅有同樣的心靈創傷，讓他對社會的殘酷和人心的淡漠有深切的感受，雖然在五四時期一度相信人文主義，但生命深處是虛無的。他說過：「我本來是無信仰的，不過，以前還憑了少年的客氣，有時候要高談闊論地講話，亦無非是自騙自罷了。這幾年來卻有了進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歸於懷疑，這是我的『轉變方向』了。」

因為悲觀，周作人憤世嫉俗，閒適只是表象，內心常有忿忿不平。1936年，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吐露自己的心聲：「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雖然也原是我的理想。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可見眼見得那麼不成樣子，大事且莫談，只一出去就看見女人的扎縛的小腳，又如此刻在寫字耳邊就滿足後面人家所收廣播的怪聲的報告與舊戲，真不禁令人怒從心上起也。在這種情形里平淡的文情那裏會出來，手底下永遠是沒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周作人在《人間世》創刊號上發表《五十自壽詩》，一時迎來眾多名流的唱和，也招來左翼知識分子的群起而攻之，批評知堂老人「談狐說鬼」是「逃避現實」，「背叛五四傳統」。

雖然已經失和、卻依然最深知周作人的魯迅，頗為不屑激進左翼青年的淺薄，為他辯護說：周作人雖是對黑暗之力的逃避，但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無論怎樣，還處處可以找到他對黑暗的現實的各種各種的抗議的心情。魯迅還反過來嘲諷那些好向文壇同路人施放冷箭的激進分子，此等攻擊文字，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如果說周作人的閒適是抑制了內心的戾氣、以讀書和知性後世修出來的話，那麼，林語堂的性靈則是天然渾成，是他性格中本來的一部分。從小在山野鄉村活蹦亂跳的林語堂，是一個道家式的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這是他的天性使然，無須刻苦修煉。他在《人生的藝術》中說過一段話：

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於明慧悟性上的達觀者。這種達觀產生寬宏的懷抱，能使人帶着溫和的譏評心理度過一生，丟開功名利祿，樂天知命地過生活。這種達觀也產生了自由意識，放蕩不羈的愛好，傲骨和漠然的態度。一個人有了這種自由的意識及淡漠的態度，才能深切熱烈地享受快樂的人生。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與思想雖然煥然一新，然而精神人格依然與傳統士人一脈相承，胡適是溫雅而嚴肅的儒者，魯迅是特立獨行的狂人，周作人是憤世嫉俗的名士，而林語堂，雖然年輕的時候與周氏兄弟走得很近，有狂狷一面，但到中年之後，漸入知天樂命的隱者一路。

他最欣賞的，都是瀟灑飄逸的道家式人物：從先秦的莊子、六朝的陶淵明，到宋代的蘇東坡、晚明的袁宏道、清代的袁枚。他們所處的時代不是天下大亂，就是專制極其嚴酷，世道無常，命運多舛，讀書人不得不循入自然尋求內心的自由，苟全性命於亂世。在不完美的世道裏面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快樂，活出性靈；在不自由的血雨腥風中，守住自我的一爿天地，這就是林語堂所繼承的中國道家式隱士的精神傳統。

幽默、性靈、閒適，是林語堂在三十年代倡導、把玩的處世哲學。問題是，在一個黑暗的世界裏能有優雅的人生嗎？1932年，朱光潛在《談美》一書的開場白中這樣說：「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於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並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一定要於飽食暖衣、高官厚祿等等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乞求。要求人心淨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林語堂所身體力行的，不過是美化人生而已，讓平庸的日常生活變得優雅、變得超凡脫俗。在一個黑暗的世道之中，優雅的人生、對心靈自由的追求，何嘗不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林語堂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有不為齋」，取意為孔子的「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他不喜歡豪言壯語式的「要如何如何」，更願意以「不如何如何」守住為人的底線。《論語》雜誌每期的封面內頁，都印有林氏特有幽默風格的宣言：「不反革命」、「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人，但我們所愛護的人要儘量批評」、「不破口罵人」、「不拿別人的錢、不說他人的話」、「不附庸風雅、更不附庸權貴」、「不互相標榜、不做痰迷詩、不登香艷詞」、「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不戒癖好，並不勸人戒煙」、「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狂者魯迅曾經諷刺林語堂的「有不為齋」：「『有所不為』的，是卑鄙齷齪的事乎，抑非卑鄙齷齪的事乎？」而狷者林語堂縱然有萬般軟弱、膽怯，沒有像戰士那樣繼續與黑勢力搏殺，但他守得住底線，不做那些連自己也看不起的醜陋之事。終其一生，大節無虧，潔身自好，在那個不自由的時代，也是一種難得的品質。

這樣的文人是犬儒嗎？林語堂在自傳中講了一個故事：古希臘的犬儒代阿今尼思，正流浪街頭，睡在木桶中曬着太陽。亞力山大帝巡視經過，慕其大名，問他有何所求。代阿今尼思矜持地回答：「請陛下稍微站開，不要遮住陽光，這便是我唯一的請求。」在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的世道，對於文人的德性，林語堂有自己的理解：

做文人，而不準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途：那就是帶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份自會高。要有點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之文，獨往獨來，存真保誠，有骨氣，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

有為不為的林語堂，就是這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