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4章第Ⅲ節：社會主義祖國
六十六歲，當大多數這個年紀的男人正打算含飴弄孫、承歡膝下之時，布魯西洛夫卻做出了他整個軍旅生涯中最戲劇化的改變，自願加入紅軍。這不是普通沙皇將軍的叛變。布魯西洛夫是俄羅斯最著名的軍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英雄，因此也是昔日功勳貴族最後一個活的象徵。1920年5月，他被任命為托洛茨基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別會議成員的消息，對於所有懷念十月革命之前歲月的人都感到震驚不已。“布魯西洛夫背叛了俄羅斯，”一位前上校寫道。“他怎麼會寧願保衛布爾什維克和猶太人，而不是他的祖國呢？”一位老近衛軍軍官的妻子補充說。各種不實謠言滿天飛，說布魯西洛夫因為紅軍服務而收受巨額賄賂（200萬盧布，一套克里姆林宮公寓）。將軍收到了一籮筐的恐嚇信。有人問道，在“契卡監獄裡擠滿俄羅斯軍官”的時候，像他這樣的貴族怎麼能選擇為紅軍效力？這是“不折不扣的背叛”。所有這些都使布魯西洛夫的良心受到了沉重地打擊。【1】“那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他在五年後寫道。“屋子裡一直像死一般寂靜。全家人都踮著腳走來走去，竊竊私語地交談。我的妻子和妹妹眼中滿含淚水。仿佛在哀悼過去。”
布魯西洛夫轉投紅軍是一個將國家置於階級之上的例子。他有充分的理由憎恨布爾什維克，經常稱他們為敵基督。他們不僅監禁他，而且實際上殺害了他生病的兄弟，並在紅色恐怖期間逮捕了他幾位最親密的朋友。然而，布魯西洛夫拒絕加入白軍。兩處傷口——他受傷的腿，以及他因白軍對他的老對手科爾尼洛夫的奉承而受傷的自尊心——阻止他前往頓河。他始終堅信留在俄羅斯是他的責任，即使人民選擇了紅軍，他也要站在人民一邊。在這位老將軍看來，布林什維主義註定是一種“暫時的疾病”，因為“它的國際主義哲學從根本上與俄羅斯人民格格不入”。通過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像他這樣的愛國者可以將革命引向國家目標。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用白色稀釋紅色的問題——“把紅五星變成十字架”——從而使革命與俄羅斯歷史傳統相融合。“我對國家的責任感常常迫使我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天性。”布魯西洛夫在1918年說道。儘管作為一名貴族，他顯然同情白軍，並為他們的軍隊逼近莫斯科而歡欣鼓舞，但他始終認為，白軍的事業是有缺陷的、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其依賴協約國的干預。俄羅斯的命運，無論好壞，都必須由它自己的人民來決定。
在過去一年裡，有兩件事情增強了布魯西洛夫的信念。一件是其唯一的兒子被殺，他是一位紅軍指揮官，率領騎兵團在1919年9月奧廖爾戰役中被白軍俘虜。沒有人確切知道阿列克謝是怎麼死的，但布魯西洛夫相信，他是在被白軍發現身份後，鄧尼金下令處決的。傳聞鄧尼金鄙視布魯西洛夫，因為他在1917年一手策劃了“軍隊的毀滅”。事實上，阿列克謝加入紅軍只是希望說服契卡饒他父親一命，這讓布魯西洛夫充滿了悔恨。他為阿列克謝的死深感自責，決心為此報仇。是鮮血而不是階級，使他成為一名紅軍。
導致布魯西洛夫轉投紅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波蘭入侵烏克蘭，激起了俄羅斯人民心中的民族主義。自18世紀被瓜分以來，波蘭一直生活在東歐三大帝國的陰影之下。但是，隨著《凡爾賽條約》的簽訂，它突然發現自己獲得了獨立的保障，戰勝的西方列強給予它大量新的領土，作為德國和俄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一個曾經的民族受害者常常搖身一變，不費吹灰之力就成為一個民族侵略者；波蘭甫一獨立，就開始大搖大擺地擺出自己帝國的姿態。波蘭國家和軍隊領袖畢蘇斯基元帥談到光復“歷史上的波蘭”，這個國家曾經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他承諾要收復在瓜分中被俄國掠奪的東部邊境地區——密茨凱維奇和其他19世紀波蘭愛國者所珍視的“立陶宛”。這些地方是種族交融區——像利沃夫這樣的波蘭和猶太城市，混居著波蘭的前地主和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的農民——俄羅斯和波蘭都對這些地區擁有主權。隨著德國從東部撤退，波蘭軍隊向邊境地區進發。1919年4月，畢蘇斯基出兵攻佔了威爾諾。夏季，波蘭繼續向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西部推進，佔領了明斯克和利沃夫。冬季，由於波蘭和俄國在邊界問題上討價還價，戰鬥暫停了一段時間。但1920年春季，這些談判破裂了，當時波蘭發動了新一輪攻勢。在協約國提供主要物資，並與彼得留拉達成協議後，畢蘇斯基率領一支由波蘭人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聯合部隊瘋狂殺向基輔，當時基輔牢牢控制在布爾什維克手中。如此孤注一擲的豪賭，目的是將烏克蘭變成波蘭的衛星國。這次冒險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一年冬天，當時彼得留拉被紅軍趕出烏克蘭，定居在華沙，並與畢蘇斯基簽署了一項協定。根據這份協定，彼得留拉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力量將幫助波蘭重新入侵烏克蘭，一旦他們在基輔重新掌權，將把烏克蘭西部割讓給波蘭。這實際上是一份波蘭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波蘭迅速向基輔挺進，而此時紅軍還要面對南方的白軍，一時間腹被受敵、潰不成軍。5月6日，波蘭人沒有經過多少抵抗就佔領了基輔。這與其說是一次入侵，不如說是一次閱兵。基輔居民眼睜睜看著他們的新統治者進入這座城市，顯然無動於衷。畢竟，這是基輔自1917年以來第11次被佔領——而且不會是最後一次。【2】
對於像布魯西洛夫這樣的俄羅斯愛國者來說，波蘭人佔領基輔不啻於一場國家災難。這並非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俄羅斯文明的發祥地。難以想像烏克蘭——“小俄羅斯”——不屬於東正教的。布魯西洛夫的祖先在18世紀為保衛烏克蘭不受波蘭侵略獻出了生命，因此，布魯西洛夫家族在那裡獲得了大片土地。一戰期間，數百萬俄羅斯人用生命保衛烏克蘭西部免遭奧地利的攻擊，如果現在不發一槍一彈就拱手讓給波蘭人，布魯西洛夫會被詛咒的。他認為，“弗蘭格爾在這個時候進攻俄國是不可原諒的”，更何況白軍顯然已經計畫好與波蘭人同時發起攻擊。白軍將自己的階級利益置於俄羅斯帝國的利益之上——這是布魯西洛夫不能忍受的。5月1日，他寫信給曾經的帝國少將，現在擔任托洛茨基參謀長的拉特爾，表示願意幫助紅軍對抗波蘭人。“對我來說，”他寫道，“最重要的任務是喚醒民眾的愛國主義熱忱。”在他看來，只有在“俄羅斯國旗下”才能贏得俄波戰爭，因為唯其如此才能團結整個俄羅斯人民：
對於數百萬幾乎不識字的農民來說，共產主義是完全無法理解的，他們會不會為它而戰都是個問題。如果基督教在兩千年裡都沒能統一人民，那麼在三年前大多數人甚至沒有聽說過共產主義的情況下，又怎麼希望共產主義做到呢？唯有俄羅斯思想才能做到這一點。
托洛茨基一下子就看到了讓布魯西洛夫加入紅軍所取得的宣傳工作的勝利。次日，他宣佈任命這位將軍為指揮西線的特別委員會主席。【3】5月7日發表在《真理報》上的這份聲明，是布爾什維克言論中日益增長的仇外基調的典型代表。它號召所有愛國者參加軍隊，“保衛祖國”免受“波蘭侵略者”的踐踏，他們“試圖從我們這裡奪走從來屬於俄羅斯人的土地”。托洛茨基聲稱，波蘭人是受“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仇恨”所驅使。紅軍雜誌《軍事知識》發表了一篇仇外文章（後來因為這篇文章而被迫停刊），將“波蘭人與生俱來的耶穌會精神”與“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光榮而開放的精神”作對比。拉狄克將整個內戰描述為“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民族解放鬥爭”。他說，紅軍正在“保衛俄羅斯母親”，粉碎白軍和協約國把俄羅斯“變成西方的殖民地”的狼子野心。他最後警告說，新獨立的“蘇維埃俄國”目的是“重新統一俄羅斯領土，保衛俄羅斯免受殖民剝削”。這又回到了過去的帝國主義時代。
布爾什維克對自己愛國主義宣傳之成功感到驚詫莫名。這使他們認識到俄羅斯民族主義作為民眾動員手段的巨大潛力。這也是史達林後來意識到的一種能量。在布魯西洛夫被任命的幾個星期內，有14,000名軍官加入了紅軍，與波蘭作戰，數千名平民自願從事戰爭工作，超過十萬名逃兵重返西線的紅軍中。大規模的愛國主義示威活動風起雲湧，抗議者焚燒了畢蘇斯基和寇松的巨大塑像。“我們從未想過，”季諾維也夫坦言，“俄羅斯有這麼多愛國者。”
但事實上，促使布魯西洛夫加入紅軍的愛國動機，為許多舊俄羅斯人所共有。他們的信條——後來稱之為“民族布林什維主義”——敦促愛國知識份子團結起來支持蘇維埃俄國，因為它現在已經贏得內戰，復興了一個偉大的俄羅斯。這是對1905年革命後《路標》呼籲放棄反對沙皇政權的回應——這種嬗變反映在其雜誌的標題上——《路標轉換》。該雜誌1921年11月第一期向布魯西洛夫致敬。尼古拉·烏斯特裡亞洛夫是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最負盛名的宣導者，他曾是右派立憲民主黨人，在長期擔任高爾察克政權的宣傳員之後，于1920年叛逃紅軍，理由是他們在俄羅斯人民的支持下贏得了內戰，他們的革命可以重新轉向國家目標。“蘇維埃制度的利益將不可避免地與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相一致，”他在1920年寫道。“按照事件的邏輯，布爾什維克將從雅各賓主義發展到拿破崙主義。”烏斯特裡亞洛夫認為，如果有足夠多的愛國者加入紅軍，蘇維埃政權就會被俄羅斯化。它將從內部變成白軍。烏斯特裡亞洛夫頌揚布爾什維克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因為他（以及許多其他知識份子，如布洛克和斯基泰等）認為布爾什維克崇尚亞洲斯拉夫主義，團結東方對抗西方；二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重建了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他為布爾什維克專政辯護，認為這是對1917年以來吞噬國家的無政府狀態的必要補救措施。他敦促布爾什維克重建俄羅斯帝國（粉碎所有那些“侏儒國家”），並在世界範圍內重新確立其權力。這種情懷得到了知識界的廣泛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布林什維主義才是內戰真正的勝利者。“我們輸了，但我們贏了。”右派人士舒爾金在1920年寫道，“布爾什維克打敗了我們，但他們舉起了統一俄羅斯的旗幟。”這不單是右派的問題，儘管舊帝國主義分子是第一批團結在大俄羅斯紅旗下的人。對左派來說，從對“人民”及其破壞力的崇拜，到接受布爾什維克政權作為“民族革命”的結果和俄國復興的唯一途徑，不過一步之遙。這就是內戰後促使許多社會主義者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邏輯。甚至高爾基也被愛國主義浪潮所感染。1920年5月，他在寫給H.G.威爾斯的信中，對《倫敦時報》記者聲稱自己在彼得格勒一家餐館的湯裡發現了一根人的手指感到憤慨。“相信我，”他帶著民族自豪感大發雷霆，“我不是不知道戰爭和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我也看到，在俄羅斯群眾中，有一種偉大的創造精神正在覺醒。”
毫無疑問，這股愛國主義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布爾什維克將對波蘭的防禦性戰爭轉為進攻性戰爭的決定。在把波蘭人趕出基輔後，7月中旬，紅軍越過了寇松線（協約國劃定的波俄邊界），繼續向華沙挺進。由於這不是紅軍最後一次越過俄羅斯邊境進入歐洲——它在1945年再次這樣做——因此，弄清布爾什維克反攻波蘭的動機至關重要，特別是對我們理解冷戰而言。一些歷史學家，如諾曼·大衛斯和理查·派普斯，將自己的學術聲譽押在這樣一個論點上：如果華沙落入紅軍手中，列寧就會命令它揮師柏林，為全面進攻西歐做準備。
誠如派普斯和大衛斯所言，布爾什維克認為入侵波蘭可能不僅在波蘭，而且會在整個歐洲引發革命。跟隨紅軍前往華沙的是捷爾任斯基領導的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在抵達波蘭首都後把權力移交給共產黨。這是布爾什維克對輸出共產主義最樂觀的時候。柏林的斯巴達克起義以及1919年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亞短暫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更令他們信心陡增。那個春天，當共產國際成立時，季諾維也夫曾預言，“一年之內，放眼整個歐洲，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後來承認，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以為離不可避免的革命起義只剩下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了”。到1920年夏天，共產國際的影響力已經遍及歐洲各國首都。幾乎每個月都有一些西方社會主義者代表團來到俄國，視察並彙報“偉大實驗”的情況。莫斯科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波將金村，工人們興高采烈，為這些天真的外國政要準備了奢華的宴會，使他們歸國後讚不絕口。在向華沙進軍的高峰期，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其目的是在莫斯科指導下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共產黨。大會上上下下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的激情。每天，代表們都會簇擁在一張掛在大禮堂牆上的大地圖前，追蹤紅軍的動向。列寧不顧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反對，執意入侵波蘭，他相信歐洲革命就在眼前。在他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其他所有國家都必將迎來自己的十月，這是不可避免的。1920年3月的卡普政變是“德國的科爾尼洛夫事件”；愛沙尼亞正在“經歷它的克倫斯基時期”；而英國及其執行委員會正處於“雙重權力階段”。
毫無疑問，列寧堅持其他所有國家都應該效仿俄國道路，是布爾什維克一種霸道的表現。這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的雜交物，後來成為整個蘇聯外交政策教條主義基調的特徵。布爾什維克吹噓說，在革命方面，俄羅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並認為所有外國共產黨都應該遵循莫斯科路線。這正是共產國際大會精髓之所在，也是其加入共產國際的“21個條件”的實質。共產國際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帝國。
但是，如果認為列寧妄想用刺刀把他的革命強加給西方國家，那就大謬不然了。這並非一個意願問題——如果紅軍能拿下柏林，甚至布達佩斯，列寧很可能會下令這樣做——而是一個實際問題。布爾什維克痛苦地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農民軍隊，尤其是他們疲軟無力的經濟，無法支撐冬季攻勢，特別是在外國戰場上的進攻。這就是他們在1920年秋天如此迅速地與波蘭媾和的原因，儘管這使他們失去了在加利西亞的立足點，用列寧自己的話說，這本可以“開闢一條直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革命的康莊大道"。那他們為什麼還要費盡心機入侵波蘭呢？1920年9月，列寧在第九次黨代會上新發表的一篇講話，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無可辯駁的證據。它表明，進攻華沙並不像理查·派普斯被誤導的那樣，是入侵西方的開始，相反，它其實是對西方入侵俄國的一種威懾。列寧認為，畢蘇斯基的波蘭是由西方列強扶植起來的，用以對抗蘇維埃俄國的武器。在他看來，一個武裝到牙齒的波蘭符合協約國用敵對勢力包圍俄國的總體計畫。華沙、華盛頓和弗蘭格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通過入侵波蘭這個《凡爾賽條約》的核心支柱，列寧旨在“動搖”西方體系。隨著波蘭蘇維埃化，革命向西方蔓延的可能性將增加，至少他是這樣認為的。這是一種民族自我主張的形式，是警告資本主義大國的一種方式，即俄羅斯不會再允許自己任由他人“宰割”，並將在受到攻擊時奮起反擊。這是對西方首都的政治攻勢，是“國際內戰”的宣言，但並不是入侵歐洲的開端。當然，我們必須記住，列寧的講話是在紅軍兵敗華沙後立刻發表的：因此，他們有強大的動機裝出一副勇敢的樣子，宣稱無論如何，進攻的政治目的已經實現，從而提高全黨士氣。但是，除非有新的證據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否則這仍然是對布爾什維克在波蘭的動機最令人信服的解釋。
布爾什維克從紅軍兵敗波蘭中汲取的教訓是極其慘痛的。當然也有軍事上的錯誤。圖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軍進攻華沙，低估了波蘭人保衛首都的決心，導致自己軍隊的補給線被切斷。西南軍沒有支持他們，繼續朝相反的方向攻打利沃夫，史達林似乎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奪取利沃夫。其結果是，圖哈切夫斯基的南翼暴露無遺，讓畢蘇斯基得以策動反攻，將紅軍趕回俄國，10月份，俄羅斯下了第一場雪，前線局勢穩定下來。但失敗的根源在於政治：波蘭工人未能起來支持入侵的紅軍，而是相反，他們團結起來支持畢蘇斯基。事實證明，民族主義是一種比國際共產主義更強大的力量。列寧很快就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波蘭還沒有為社會革命做好準備，”他在9月的黨代會上說。“我們遇到了小資產階級分子【4】的民族主義高潮，因為我們進軍華沙使他們擔心自己國家的生存。”列寧意識到，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歐洲其他地方。想從外部強加共產主義，只會把潛在的支持者變成民族主義者。
波蘭戰敗最終使布爾什維克放棄了他們對歐洲革命的幻想。1921年3月與波蘭簽訂的《里加和約》，標誌著俄羅斯與西方和平共處新時代的開始。莫斯科承認一個擴張的波蘭——因而也就意味著承認《凡爾賽條約》——向其割讓大部分白俄羅斯。同月，俄國恢復與英國的貿易往來。西方國家再沒有人認真對待蘇俄入侵的威脅了。波蘭的災難清楚地表明，俄國的農民軍隊不夠強大，甚至不足以對較小的西方強國發動進攻。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教訓很清楚：他們輸出共產主義的最佳機會在東方。
早在1919年8月，托洛茨基就於一份秘密備忘錄中，首次提出了亞洲戰略。
毫無疑問，在世界政治的版圖上，我們的紅軍在亞洲遠比在歐洲要強大得多。在這裡，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種千真萬確的可能性，不僅可以靜觀歐洲事態的發展，還能在亞洲地區開展活動。當時機來臨，對我們來說，通往印度的道路可能比通往紅色匈牙利的道路更加平坦，而且更近……我們前進巴黎和倫敦的道路，將穿過阿富汗、旁遮普邦和孟加拉的城鎮。
到1920年夏天，一項雙重政策已經形成：在東方鼓動革命與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即使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在西方與英國媾和，另一方面在東方對英國發動了一場未經宣佈的戰爭。他們支持阿富汗叛軍，顛覆了英國在波斯北部的保護國。甚至有證據表明，列寧曾試圖組建一支由中亞部落組成的軍隊，通過阿富汗入侵印度。
1920年9月在巴庫舉行的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是將共產主義傳播到亞洲的第一次嘗試。這也是最後一次。毫無疑問，大會會場的混亂與此有很大關係。來自土耳其和日本等數十個國家的1,900名代表，花了很長時間和大量的人力才將發言稿翻譯成所有語言。一些代表的資歷令人懷疑：有各種可汗和貝克，他們原來是商人，大會期間他們在巴庫的市場上賣地毯。除了代表們之外，大會還收到了來自亞洲各地城鎮和村莊數百條支援的資訊。其中一封信宣佈為慶祝人民的解放，將宰殺一百頭羊和牛，並請求大會幫助將它們運到巴庫。簡而言之，這是一場豐富多彩的盛會，“精彩絕倫”，正如親歷者H.G.威爾斯所說的那樣，但“作為一場亞洲無產者的會議，則非常荒誕無稽”。代表們身著各自的民族服裝，列隊遊行穿過巴庫。勞埃德·喬治、米勒蘭和威爾遜穿著宮廷服裝的塑像被焚燒。演講者宣稱他們對英帝國主義的仇恨是永恆的；而季諾維也夫則把波蘭撇在一邊，聲稱“只有當我們與生活在亞洲的8億人團結起來時，才會爆發真正的革命”。但就其對亞洲的影響而言，大會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布爾什維克支援大英帝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與他們反對前俄羅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了鮮明對比。列寧一直計畫重建俄羅斯帝國的基本地理框架。他在1911年的綱領中對民族自決權的讓步不過是戰術性的。他認為，民族主義可以用來摧毀沙皇帝國，在經過必要的“資產階級”統治國家的階段之後，非俄羅斯人將重新加入俄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聯邦。如此產生另一個問題。列寧曾公開表態支持主權共和國自由加入聯邦（同時也意味著每個共和國有脫離聯邦的權利），他是真心誠意的嗎？還是他計畫在必要時動用武力強迫邊疆地區重新加入一個統一的俄羅斯？當然，在私人信件中，列寧對鬆散的聯邦制想法嗤之以鼻。例如，在1913年，他寫信給高爾基說，“奧地利式可憎的行為”將不會在俄羅斯重演。“我們絕不答應。大俄羅斯人占大多數。工人也站在我們這邊，我們不會允許出現任何‘奧地利精神’。”
在內戰軍事鬥爭的生死存亡之秋，這個疑問隨之煙消雲散。在驅逐白軍的同時，紅軍也征服了邊疆地區，並通過党和紅軍實施與俄國其他地區相同的中央集權控制。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有意識的戰略，以重建共產黨控制下的帝國；當然在征服機構中有足夠多的俄羅斯沙文主義者支持這一計畫。但與這種說法相比，在許多時候，征服邊疆地區更多地取決於當地條件。從1920年開始，列寧在地方共產黨人的壓力下，意識到征服本身並不足以控制非俄羅斯領土——至少在當地人民不斷抵抗的情況下如此。為了有效行使權力，就必須招募能講當地語言的領導人，給政權披上民族的外衣。由於當地人口主要在鄉村，而政權則集中在城市，這也要求對農民採取更加溫和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經濟政策與非俄羅斯土地上的國家建設進程密切相關。1921年3月召開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提出了新經濟政策（NEP），並通過一項決議，呼籲該党培育民族文化。本土化是20世紀20年代年代布爾什維克政策的核心。使用母語擴展到教育、出版和行政領域。學校和大學也迅速建立起來，以培養當地精英。本土人家的農民子弟成為迄今為止由俄羅斯人統治的城鎮中的職員。至少在文化領域，蘇維埃政權在許多方面沿續著民族主義者在1917年前開始的國家建設和現代化工作——給予文化和經濟自由，最大限度地安撫當地農民，使殘餘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失去了群眾基礎。
在烏克蘭，當布爾什維克在1919年秋天發動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入侵時，民族主義運動徹底土崩瓦解。1917到1920年的軍事動盪，烏克蘭經歷了十個不同的政權，這完全不利於國家統一。基輔兩次短暫的民族主義統治——1917年3月至1918年2月的拉達，以及隨後12月至1919年2月的督政府——不足以向烏克蘭農民灌輸民族意識。烏克蘭農民基本上與城鎮隔絕且充滿不信任。直到19世紀末，烏克蘭獨立國家的想法主要存在於舍甫琴科的詩歌和哥薩克神話中。除了烏克蘭西部（那裡的地主主要是波蘭人）以外，廣大農民仍然沒有受到知識份子民族主義的影響。農民對獨立村莊理念的強烈依戀使他們對一個民族國家懷有敵意。然而，在1917年期間，拉達的社會主義政黨通過將民族獨立的理念與村莊自治和符合農民利益的土地改革聯繫起來，形成了一個大規模支持選舉的農村群眾基礎。他們成功地將抽象的國家概念轉化為對農民來說真實可觸的社會術語。但是，承諾的土地改革卻從未付諸實施。由於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等人將社會改革置於民族鬥爭之下，而文尼琴科等人則將民族主義置於社會變革之下，兩者之間的內部分歧日益惡化，拉達和督政府在政治上都陷入了癱瘓狀態。沒有土地改革，農民就沒有動力為獨立的烏克蘭而戰。無論是拉達還是督政府都無法動員一支真正的國家軍隊來對抗入侵的紅軍或白軍。甚至彼得留拉也不得不在波蘭領土上組建他所謂的人民軍。
因此，烏克蘭民族運動的城市領導人與它的農村機構被切斷了聯繫。剩下的是當地農民的民族主義，專注于自治村的理念，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這一理念仍然主宰著烏克蘭，使它幾乎不可能從城市進行統治。這種小農意識的民族主義體現在阿塔曼希納上，即馬赫諾、格裡戈裡耶夫和其他無數軍閥的地方農民武裝，他們聲稱要保衛自由的烏克蘭村莊免受白軍和紅軍的侵犯；體現在針對城鎮的農村經濟戰爭中，農民將城鎮視為“外來的”、敵對國家的中心；體現在針對猶太人——作為這種外來性質的外在象徵——的大屠殺中。它還體現在由戰士党對群眾的吸引力上，該党由烏克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成，強調文化民族主義是鄉村自治的一種形式，是在反對俄羅斯化的城市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團結和增強農民權力的一種手段。
正是這種農民民族主義使布爾什維克頭兩次征服烏克蘭的嘗試（1918年的前三個月和1919年的前六個月）步履維艱。由於只有工人和軍隊站在他們一邊，他們只能靠恐怖手段來統治這個國家。這兩個紅色政權中的第二個尤為暴力。布林加科夫在《白衛軍》的結尾處描繪了基輔郊外森林裡一列巨大的紅軍裝甲列車的形象，捕捉到它可怕的力量。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有時只有小說家才能看穿內戰的本質：
火車頭像一塊多面的黑色金屬塊一樣升起，燒紅的煤渣從它的腹部掉落到鐵軌上，所以從側面看，好像機車的子宮裡塞滿了發光的煤塊。當它輕微地發出惡毒的嘶嘶聲時，有什麼東西從它側面裝甲的縫隙中滲出，而它的鈍鼻則無聲地怒視著橫亙在它和第聶伯河之間的森林。在最後一輛平板車上，一門藍黑色的大口徑炮用槍口罩蓋住，直指八英里外的城市。
第二次入侵烏克蘭幾乎可以肯定是在史達林個人的授意下進行的，事先並沒有知會或得到列寧的批准。它由一群矢志將烏克蘭重新納入莫斯科版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他們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部分原因是認同俄羅斯本身。煽動入侵並成為烏克蘭布爾什維克政權首腦的格奧爾基·皮達可夫是這種征服型蘇維埃精英的典型。他的父親曾是烏克蘭的一名俄羅斯工業家，因此可以說，他身上天生就有一種城市俄羅斯人對當地農民的傲慢。像許多南方戰線上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奧爾忠尼啟則——一樣，皮達可夫與史達林關係密切。他強加給烏克蘭的極端集權主義是他自己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一件薄薄的偽裝。在1919年紅色恐怖中，數百名烏克蘭民族主義知識份子鋃鐺入獄。“資產階級財產”被一火車一火車地運往莫斯科。幾乎所有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的職位都由俄羅斯人擔任，他們像殖民地主人一樣管理著這個國家。烏克蘭農民遭受了布爾什維克徵用運動中最嚴重的暴行。在俄羅斯顯然已經失敗了的“公社”和“集體農莊”被硬性強加給烏克蘭農民——儘管事實上，私有財產和可繼承權的傳統在烏克蘭農民中比在俄羅斯農民中更加根深蒂固。
結果，烏克蘭各地掀起了一波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農民起義浪潮，馬赫諾起義只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列寧勃然大怒：皮達可夫政權的冷酷無情削弱了紅軍對烏克蘭的控制，為白軍征服烏克蘭打開了大門。1919年秋，當紅軍再次向烏克蘭南部推進時，列寧堅持認為這一次，他的同志們應該對民族感情更加敏感。烏克蘭布爾什維克中的“聯邦黨人”早就呼籲這一點了，現在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奧爾忠尼啟則等布爾什維克高級官員的回應。“我們必須找到與烏克蘭農民的共同語言，”11月19日，他寫信給列寧說。這些議題是列寧去年12月提出來的。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第一個公開反對某些布爾什維克所表現出來的“原始的俄羅斯沙文主義”。關於烏克蘭問題的決議承認民族情感的力量，儘管是在“落後”群眾中。它要求在所有蘇維埃機構中使用烏克蘭語，並與烏克蘭村莊建立友好關係。
1920年3月，作為邁向這一目標的第一步，戰士党人最終加入了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就像早先與俄國左派社會革命黨聯盟一樣，這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勝利：它分裂了烏克蘭的主要競爭對手，並使他們有機會深入鄉村。戰士党是烏克蘭唯一一個擁有廣大農民追隨者的政黨。在反對蓋特曼、彼得留拉和鄧尼金的戰役中，紅軍依靠他們組織農民遊擊隊。戰鬥黨人支援在一個鬆散的蘇維埃聯邦結構中融合文化民族主義和農民社會主義。他們是1917年和1918年推動烏克蘭革命的農民民族主義的真正繼承人。當烏克蘭督政府放棄了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承諾時，大多數戰鬥黨人（5,000人中約有4,000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他們希望緩和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使他們更加瞭解烏克蘭農民的民族文化。再一次，民族主義把這些反布爾什維克者變成了紅軍。
儘管從長遠來看，戰鬥黨人失敗了，但他們確實在1920年代為烏克蘭成功爭取到十年相對的文化自治權。在烏克蘭民族運動中被壓抑的民族情感，在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機器中得以釋放。兩者都日益被決心捍衛其共和國自治權利的烏克蘭人所接管。於是，這裡出現了另一種“民族布爾什維克”。在某些方面，它是鐵托在南斯拉夫反對史達林主義超級集權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先聲。與俄羅斯一樣，大多數新的烏克蘭精英都是在戰爭和革命歲月中迅速成長起來的農家子弟，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普遍渴望進步和社會晉升。其結果是烏克蘭城鎮的迅速烏克蘭化，在革命之前，這些城鎮一直由俄羅斯人把持。1923年至1926年間，基輔的烏克蘭人口比例從27%增加到42%。與此密切相關的是1920年代烏克蘭文化的空前繁榮，特別是在1924年後，前戰鬥党領導人奧列克桑德·舒姆斯基被任命負責共和國的文化事務。沙皇統治者曾將烏克蘭語視為一種農村方言而不予理睬，現在烏克蘭語被公認為在農村進行有效宣傳和招募本土精英的必要工具。20世紀20年代，烏克蘭語的使用擴展到了學校和辦公室、街道名稱和商店招牌、蘇維埃檔和標語、黨代會、報紙和雜誌。在1920年代，學習母語的烏克蘭兒童比整個19世紀還要多。獨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理想可能已經被新的帝國國家粉碎了，但至少烏克蘭民族獲得了一個文化發展的空間。
在穆斯林地區，同樣的模式——紅軍軍事征服，然後培育民族文化——甚至更為明顯。事實上，與其說布爾什維克在這裡培育了現在的民族文化，不如說是在1917年之前只存在部落實體的地方建立了新的國家。
在伏爾加-烏拉爾的巴什基爾和韃靼地區，隨著紅軍長驅直入追擊高爾察克，新的共和國誕生了。莫斯科反對泛穆斯林知識份子建立巴什基爾-韃靼國家的計畫，並利用這兩個地區的民族分裂，各個擊破。1919年3月，紅軍與巴什基爾牧民的軍事領袖瓦利多夫結盟，成立了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其大部分人口是韃靼人。瓦利多夫和他的部隊在東線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叛逃白軍。他相信，紅軍與高爾察克不同，會給予巴什基爾人獨立和驅逐俄羅斯定居者的權利。但一旦完成對烏拉爾地區的征服，紅軍就把該地區的權力移交給了由俄羅斯工人主導的烏法蘇維埃。莫斯科不準備讓烏拉爾地區的重要工業落入巴什基爾民族主義者手中。1920年5月，它頒佈了一項法令，廢除了才在14個月前承諾給巴什基爾人的政治自治權：共和國的主要機構從此要服從莫斯科當局。巴什基爾共產黨人集體辭去政府職務，逃往烏拉爾地區，在那裡他們加入了反對蘇維埃統治的其他巴什基爾叛軍。新的共和國政府中沒有巴什基爾人，而是由韃靼人和俄羅斯人組成。與此同時，一個獨立的韃靼自治共和國也於1920年5月成立——儘管與巴什基爾人一樣，它只是名義上的自治，甚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韃靼人。該地區四分之三的韃靼人被留在共和國邊界之外；即使在共和國境內，他們也只占人口的一半，而俄羅斯人占40%。分而治之，果然高明。
然而，莫斯科的韃靼人戰略得到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穆斯林知識份子的支援，他們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中看到了推進自己世俗伊斯蘭民族主義理想的機會。這些人是激進的紮吉德，是19世紀資產階級的現代化者，他們反對封建教會的精英、卡迪姆主義者和毛拉。他們不僅主導著韃靼人的職業，而且還主導著國家軍隊的軍官團。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是他們最重要的理論家和韃靼共和國的領導人。此人年輕時曾是一名教師、一位元記者和一個紮吉德。他於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並在史達林的民族委員會中迅速崛起。在東線內戰期間，當紅軍迫切需要穆斯林部隊時，蘇丹-加利耶夫被允許追逐一條相對獨立的路線。他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穆斯林共產黨和獨立的穆斯林軍隊，並佩戴金綠相間的伊斯蘭新月和星星的特殊徽章。但是，一旦打敗高爾察克，莫斯科就開始收回他的權力，試圖進行集中控制。這促使韃靼人根據他現在所看到的一個殖民主義長期化問題，修正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他在1919年和1920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亞洲人不會因為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得到解放，因為新的無產階級統治者的利益在於延續他們所繼承的帝國，而不是推翻它。解決辦法是團結所有殖民地的人民——他們僅僅因為被壓迫而成為“無產者”——開展世界革命。這當然呼應了布爾什維克在巴庫大會上發佈的亞洲戰略。但蘇爾坦-加里耶夫並沒有止步於此。他認為，對於在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所有亞洲人民來說，民族團結和解放的目標比社會革命更重要。例如，俄羅斯帝國的穆斯林因其共同的伊斯蘭生活方式（而非宗教）更加團結，而不是因階級對立而分裂。這意味著布爾什維克應該尋求將其政權植根于伊斯蘭傳統，同時試圖將其世俗化並使穆斯林社會現代化。這是馬克思和紮吉德的聯姻。
1923年，蘇丹-加利耶夫因其異端邪說而被開除出黨，並短暫監禁。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的思想繼續影響著布爾什維克對韃靼人的政策。正如紮吉德者自己所主張的那樣，韃靼語被現代化，並減少了學術性。這削弱了毛拉的權力，使本地農民更容易學會閱讀。在沙皇的俄羅斯化政策下悄悄滲入的外來俄語詞彙也被刪除。韃靼語拓寬了它的領域，進入學校和行政機關。當地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開始擔任公職的人數遠遠超過沙皇統治時期。韃靼文化出現短暫繁榮。簡而言之，這是一場民族文化革命的開端，儘管史達林很快就中止了這場革命。
高爾察克的失敗也使紅軍得以完成對中亞的征服。1918年初，塔什干的俄羅斯鐵路工人和士兵建立了突厥斯坦蘇維埃共和國。但它被高爾察克的盟友奧倫堡哥薩克切斷了與俄羅斯其他地區的聯繫，其影響力僅限於城市。費爾幹納河谷的棉花種植區被當地叛亂分子所控制，這些叛亂分子人稱巴斯瑪奇，他們打著“土耳其人的突厥斯坦”的旗號，與獨立的突厥部落（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塔吉克人）聯合起來反抗俄羅斯-蘇維埃政權。1918年，對穆斯林人的懲罰性徵用引發了一場可怕的饑荒，據估計，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這使巴斯瑪奇在農村得到了幾乎普遍的支持。由於城鄉之間的鴻溝也是一種政治和種族上的隔離，因此可以理解，蘇維埃政權被視為一種新的殖民剝削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1919年底，當紅軍抵達塔什干時，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向政府彙報蘇維埃的情況。它得出結論：塔什干被“殖民民族主義的附庸分子”和“沙皇政權的殘餘勢力”所把持，他們利用“階級鬥爭的偽裝……以最殘酷的方式迫害當地居民”。沙皇一邊放逐吉爾吉斯牧民到貧瘠地區，一邊加強殖民政策，把俄羅斯殖民者安置到肥沃平原上。在七河流域地區，當地蘇維埃引入了奴隸經濟，強迫吉爾吉斯人在俄羅斯農民的農場上無償勞動，否則就要被處決。塔什干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此冷眼旁觀、無動於衷。有人聽到一位布爾什維克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吉爾吉斯人是“最弱小的種族，反正早晚都要滅絕。”
在列寧的壓力下，塔什干政府自1920年後慢慢改變了態度。他們歸還了從當地人手中奪取的土地；減少徵用，更在新經濟政策下從1921年起停止；重新開放集市；允許清真寺脫離蘇維埃的管制；恢復了1918年被塔什干政府廢除的《古蘭經》信仰。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平息巴斯瑪奇起義：到1923年，巴斯瑪奇起義實際上已經被肅清，只剩下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東部偏遠的山區，在聖戰者幫助下又堅持了幾年。與此同時，蘇維埃政權繼續推行招募本土精英的政策。1921年出席突厥斯坦黨代會的代表有一半以上是穆斯林，其中許多人來自古老的世俗知識份子，即紮吉德，他們把該政權視為一種現代化的力量。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它確實如此。中亞的新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哈薩克、吉爾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至少在文化意義上，都在20世紀20年代建立起了現代國家。他們向各級教育投入大量資源，大大提高識字率。特別努力培訓本國的政治和技術精英。面向新的閱讀群體提供的母語出版物也蔚然成風。誠然，大多數記者必須從伏爾加韃靼人那裡招募，後者在文化上比中亞人更先進，但並不總是熟悉當地語言的細微差別。因此，有一份烏茲別克日報《紅旗》曾一度在標題上方打出標語：“世界流浪漢團結起來！”但是，當一個民族從零開始建立文化時，這種錯誤必然時有發生。
國際關係使蘇維埃征服高加索地區變得複雜。1918年後，土耳其和英國都與俄羅斯爭奪這一重要地區的統治權。土耳其人覬覦亞塞拜然，因為他們與亞塞拜然人在種族和語言上都有淵源。他們還想繼續削弱亞美尼亞，以保持對安納托利亞東部的控制，因為他們在1915年的種族滅絕中清除了該地區的亞美尼亞人口。至於英國人，他們把高加索地區看成保護波斯和印度免受俄國入侵的緩衝地帶。高加索地區還擁有豐富的錳和石油資源，英國人以其最好的殖民海盜傳統，忙著從巴庫油田出口這些資源，而他們的軍隊作為“保護力量”駐紮在那裡。三個高加索國家（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格魯吉亞）的短暫獨立，幾乎完全依賴于該地區傳統大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在戰後的暫時衰弱，而且，至少就後兩個高加索國家而言，也依賴於英國的保護。一旦俄羅斯和土耳其開始重新確立其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這些國家本身就太小了，再加上民族分裂，根本無法維持其獨立。
亞塞拜然是第一個倒向蘇維埃俄國的國家，它是一個典型的後殖民國家，對在當時所有衝突中獨立生存的考驗準備不足。從1918年5月至1920年4月這段短暫的獨立時期，它經歷了不少於五個政府。土地改革和民族衝突是其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在亞美尼亞資產階級的抵制下，穆沙瓦特社會主義未能推行土地改革，使布爾什維克輕而易舉地贏得穆斯林農村窮人的擁護。由於主要石油出口市場俄羅斯的崩潰，巴庫爆發經濟危機，也幫助布爾什維克在穆斯林和俄羅斯失業者中找到支持。到1920年2月，布爾什維克黨在巴庫和第比利斯已有4,000名黨員，他們公然在街上示威，敦促莫斯科派譴軍隊。亞塞拜然軍隊過於簿弱，無力抵抗當時通過捷列克和達吉斯坦地區南下亞塞拜然的70,000名紅十一大軍。大部分由土耳其人和格魯吉亞人組成的高級政府官員都被布爾什維克滲透了。但是，真正令亞塞拜然屈服的乃是土耳其的默許。1920年3月，當英國軍隊佔領君士坦丁堡時，凱末爾·阿塔土克的民族主義者已經準備好同意蘇維埃接管高加索地區，以確保莫斯科對土耳其獨立運動的援助，反對英國。因此，高加索地區將成為蘇維埃向土耳其運送武器裝備的通道。凱末爾同意對亞美尼亞發動軍事行動，以説明實現這一目標。與土耳其的聯盟使紅軍在入侵亞塞拜然時贏得了突厥-穆斯林第五縱隊的鼎力支持。亞塞拜然軍隊中的土耳其軍官歡迎北方征服者，天真地認為他們無意結束亞塞拜然的獨立，其目的是説明泛突厥運動。4月28日，紅軍在未遭遇武裝抵抗的情況下進入巴庫。沒有人準備保衛亞塞拜然民族。翌日，莫斯科中央委員會為使高加索地區蘇維埃化而設立的高加索局領導人奧爾忠尼啟則和基洛夫抵達，開始了恐怖統治。幾位國家政府領導人被處決，亞塞拜然農村的起義被殘酷鎮壓。
在蘇維埃俄國征服亞美尼亞的過程中，土耳其的參與同樣至關重要。這個四面楚歌的彈丸小國整體特徵就是對土耳其人的恐懼和仇恨。達什納克楚純党領導人正是憑藉這一點，在1918年5月亞美尼亞宣佈獨立後，克服重重困難，維護國家團結。從土耳其大屠殺中逃出來的安納托利亞難民擠滿了國家，給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此外，它還面臨與北部的格魯吉亞和亞塞拜然在納希契凡、贊格祖爾以及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山區激烈的領土爭端。【5】與另外兩個鄰國不同，亞美尼亞沒有外國盟友。更可惡的是，英國支持亞塞拜然反對亞美尼亞。正如阿諾德·湯因比（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尖銳批評白廳政策時所言，英國總是喜歡與“土耳其紳士”打交道，看不起“黝黑的基督徒”。英國畢竟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大的殖民國家。達什納克楚純黨在國際上孤立無援，被敵對勢力包圍，他們呼籲亞美尼亞民族主義也許是自然而然的。他們承諾建立一個新的、從黑海延伸到裡海的新亞美尼亞帝國。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步，亞美尼亞軍隊佔領了安納托利亞東部，並對土耳其居民進行了一系列報復性屠殺。這是一次愚蠢的挑釁——凱末爾的民族主義者必然奮起反擊——人們只能得出結論，達什納克楚純黨人要麼大大低估了土耳其的實力，要麼在自己仇外心理的作用下，一時沖昏了頭腦。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土耳其和亞美尼亞之間的戰爭正是布爾什維克所需要的。他們自己在亞美尼亞的組織規模很小——在葉里溫舉行的第一次黨會議上，只有十幾個人出席——所以，紅軍入侵是不可行的。1920年5月，在紅十一軍佔領巴庫後不久，卡爾斯的布爾什維克發動了一場政變，希望引發紅軍入侵，以幫助“革命群眾”，但很容易就被鎮壓下去，此時列寧更關心波蘭，他指示奧爾忠尼啟則暫緩行動。但6個月後，既1920年11月，土耳其大軍逼近，亞美尼亞面臨屈辱性失敗的邊緣，列寧命令紅軍向葉里溫進軍。與此同時，蘇俄駐亞美尼亞首都的外交使團向達什納克楚純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其將權力交給一個跟隨紅軍從亞塞拜然出發的革命委員會。達什納克楚純黨人照做了，他們認為與被土耳其人打敗相比，向蘇俄投降恥辱更小些。他們對這兩者都無能為力。11月29日，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宣佈成立。“世上又多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奧爾忠尼啟則給莫斯科發電報說。達什納克楚純党與布爾什維克結成聯盟，但很快就遭到他們俄羅斯“盟友”的迫害，不得不與其他許多亞美尼亞民族主義者和知識份子一道流亡海外。與此同時，紅軍展開了一場殘酷的徵用運動，把一車車的糧食和戰利品運往俄羅斯。新政權的熱情如此之高，甚至連蜂箱和理髮師的工具都以人民友誼的名義被沒收了。
征服亞美尼亞使格魯吉亞落入紅軍的包圍圈內。在三個高加索國家中，格魯吉亞是最有希望實現民族獨立的。格魯吉亞人對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文化有清晰的認識，擁有一個龐大的本土知識份子群體，而且孟什維克在那裡有真正的國家領導權。在獨立後的頭六個月，即1918年5月至11月，格魯吉亞受到德國人的庇護，之後又得到英國人的庇護。以諾伊·佐達尼亞為首的孟什維克政府仿效德國社會民主黨，將國家利益置於社會革命之上。這與阻止他們在1917年奪取政權的孟什維克教條背道而馳。但是，由於在全國議會選舉中獲得了75%的選票，因此沒有其他民族黨派能望之項背。
土地改革是他們權力的基礎。通過拆分越來越多地由亞美尼亞人擁有的大型農場和莊園，他們贏得了格魯吉亞農民的支持，後者被允許以平易價格購買大部分土地。土地改革使小農戶成為格魯吉亞民族的化身。它鑄造了一個民族和階級團結的綜合體——反對亞美尼亞資產階級的格魯吉亞農民和貧困貴族——這使孟什維克政府得以享受兩年相對穩定的時期。
只有少數民族——奧塞梯人與阿布哈茲人——要求自治，造成了嚴重的困難。第比利斯政府對他們實施高壓手段，也就是小沙文主義，無形中為布爾什維克創造了一個真正的支持基礎。正是在這裡，在北高加索貧窮的部落中，他們建立了自己的軍事組織，以顛覆獨立的格魯吉亞。奧塞梯叛軍在俄羅斯邊境對面的弗拉季卡夫卡茲接受布爾什維克訓練，然後翻越山脈進入格魯吉亞。在格魯吉亞國內，布爾什維克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小小的格魯吉亞員警部隊毫不費力就鎮壓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1920年5月，當第比利斯布爾什維克試圖發動政變，以說服紅十一軍（當時在巴庫）發動入侵時，很輕易就被平定了。列寧下令紅軍從格魯吉亞撤軍：波蘭前線需要部隊，或者至少如列寧後來所說，格魯吉亞蘇維埃化的時機尚未成熟。5月7日，蘇聯政府與格魯吉亞簽署了一項條約，承認其獨立，並保證不干涉內部事務。
在這裡，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党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在一項秘密條款中，他們同意讓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黨合法化。數百名活動家被釋放出獄。毫無疑問，孟什維克將此視為保證格魯吉亞獨立的代價。但是，作為宿敵，他們應該更清楚不能相信布爾什維克。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現在成了紅軍駐紮在巴庫的第五縱隊。他們從蘇俄駐第比利斯大使館策劃反政府的罷工和叛亂，圖謀入侵。列寧仍然反對軍事選擇，傾向於一個更加漸進的革命顛覆過程。像托洛茨基一樣，他也擔心英國和德國可能的反應，布爾什維克希望與他們進行貿易，更不用說土耳其的反應了。西方社會主義領導人曾稱讚格魯吉亞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1920年，卡爾·考茨基和拉姆塞·麥克唐納曾前往第比利斯朝聖，滿懷讚譽地返回歐洲。還有一個實際問題。紅軍司令卡梅涅夫警告說，紅十一軍的將士已經筋疲力盡，無法再發動新的攻勢。但奧爾忠尼啟則迫不及待地要“解放”他的祖國格魯吉亞，在莫斯科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始在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邊境集結軍隊。他與蘇俄駐第比利斯大使基洛夫一起，懇求列寧立即進行干預。“不能指望內部爆發。沒有我們的幫助，格魯吉亞不可能蘇維埃化，”這兩人在1月2日寫道。兩天后，史達林在另一封信中表示支持。列寧最終同意了。“不得拖延，”他寫信給史達林道。
1921年2月14日，政治局下令開始入侵。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都沒有得到通知。面對十萬名入侵者，格魯吉亞的小規模軍隊毫無勝算，它一直是國家的象徵，而非盾牌。他們浴血鏖戰一個多星期，直到25日第比利斯淪陷後才投降。趁格魯吉亞崩潰之機，土耳其從西南方向入侵格魯吉亞，目的是奪取巴統港。此舉切斷了孟什維克領導人的退路，使他們無法按原計劃撤退到農村根據地古裡亞作最後的抵抗。3月18日，他們終於向紅軍投降，登上了一艘開往歐洲的義大利船。組織的其他成員則轉入地下。1924年，他們領導農民，發動了震撼蘇維埃的格魯吉亞共和國起義。
列寧意識到孟什維克在農村廣泛的影響力，並擔心一些布爾什維克在入侵期間表現出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會把格魯吉亞變得像燙手的山芋。3月2日，他寫信給奧爾忠尼啟則，敦促他實施“對格魯吉亞知識份子和小商人的特別優惠政策”。此時正是新經濟政策出臺之際。列寧認為它對農民的農業、自由市場和對外貿易的讓步對格魯吉亞政權至關重要。但他擔心奧爾忠尼啟則的布爾什維克高加索局陷入戰時共產主義和俄羅斯中央集權的舊思維中，難以自拔。4月14日，他寫信給當地布爾什維克解釋說，高加索地區“甚至比俄羅斯更加農民化”，這就要求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比俄國其他地區“更加克制、謹慎和溫和”。馬哈拉澤領導的格魯吉亞派擁護布爾什維克民族主義事業，多虧了他們的努力，在20世紀20年代初，蘇維埃的本土化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果。更多的格魯吉亞人進入蘇維埃政府機構，其中許多是前孟什維克黨人。格魯吉亞語的出版物蓬勃發展，開始在公共領域取代俄語。所有這些都表明，格魯吉亞的征服並不意味著文化上的失敗。用格魯吉亞詩人利奧·基亞切利的話來說，“格魯吉亞靈魂應該統治格魯吉亞”。
然而，仍有一些布爾什維克甚至不準備承認這一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格魯吉亞人——奧爾忠尼啟則和史達林，他們自己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以一種複雜的方式與某種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混合在一起。這場衝突一直在表面下暗流湧動，直到1922年，才在莫斯科突然噴簿而出。但這是列寧最後一次鬥爭的故事了。
布魯西洛夫為俄羅斯帝國的改革而歡欣鼓舞，儘管是在紅五星而不是十字架下。這使他對自己加入紅軍的決定感到欣慰，並確保他在蘇波戰爭結束後繼續支持他們，當時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克裡米亞的白軍。布魯西洛夫對弗蘭格爾在蘇波戰爭時進攻俄國感到非常憤慨。在他看來，這表明白軍可以為了自己狹隘的政治目的而不惜背叛俄國。愛國主義是布魯西洛夫站在紅軍一邊反對這些舊俄羅斯最後守護者的主要動機。這一定激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因為布魯西洛夫正在幫助毀滅自己的階級。
白軍在風景如畫的克裡米亞半島上進行最後的抵抗再合適不過了。這個有著棕櫚樹和松柏、葡萄園和崇山峻嶺的俄羅斯海濱勝地，一直是貴族們的遊樂場，他們的避暑宮殿坐落在南部海岸兩側。在他們高貴的心中，克裡米亞是童年夏天嬉戲的地方，是舊俄羅斯美好生活的象徵，人們認為那裡的太陽永遠不會落山。如今，在1920年夏天，這裡是俄羅斯最後一塊沒有被紅軍佔領的土地。這裡是倒臺的公爵和將軍、省長和主教、沒有莊園的地主、沒有工廠的企業家、沒有職務的國家官員、沒有工作的律師和沒有舞臺的女演員最後的棲身之所。資產階級無處可逃。
彼得·弗蘭格爾男爵領導這場悲壯的戰爭，他是一個舊軍事貴族的後裔，身高六英尺，崛起於精銳的帝國衛隊。與“軍人”鄧尼金不同，弗蘭格爾非常清楚通過政治和軍事手段進行內戰的必要性。“不是通過從克裡米亞向莫斯科的勝利進軍，俄羅斯才能獲得自由，”他在4月份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說，“而是通過建立一個政府——無論在一塊多麼小的俄國土地上——這樣一個政府的生活條件如此之好，以至於現在在紅色枷鎖下呻吟的俄國人民將不可避免地屈服於它的吸引力。”弗蘭格爾意識到，只要白軍被認為是在為恢復舊政權而戰，他們就永遠不可能掌權。他們必須保證支持能夠贏得農民、工人和少數民族擁護的激進改革。弗蘭格爾稱之為“用右派的手腕推行左派的政策”。
這不僅僅是弗蘭格爾對所繼承的薄弱軍事地位的機會主義反應。它源於一種真知灼見，即鄧尼金政權的失敗與其說是由於軍事上的災難所造成的，不如說是其自身過時的官僚主義方法未能適應新的革命形勢。但其目標是相互矛盾的：弗蘭格爾政權中的右派分子永遠不會採取真正的左派政策，只是假裝他們會這樣做，用米留科夫的話說，這是“企圖用自由主義口號欺騙全世界的笨拙行為”。塞瓦斯托波爾的政府和軍界裡充斥了舊政權的人物。最後一位沙皇時代的農業部長克裡弗森被任命為內政部長。他的員警對被懷疑是“布爾什維克”的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這意味著任何反對現政權的人。數百名自由派記者和政治家被逮捕，而地方自治會機關則被當作“布爾什維克活動的溫床”受到騷擾。一位地方自治會官員向克裡弗森投訴，結果他被告知“所有左派都是一樣的”，無論他們是布爾什維克還是自由主義者。克裡弗森的員警部隊裡充斥著來自舊政權的官員，他們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對1917年的農民進行野蠻報復，或者通過賄賂和徵用賺得盆滿缽滿。隨著紅軍步步逼近，意味著克裡米亞的大部分地區置於臨時軍事法庭管轄之下，成為了白色恐怖氾濫的藉口。數千名普通農民和工人因涉嫌“間諜”而被監禁，數百人被槍決。士兵們的恐怖行為——主要是搶劫和大屠殺——是一個主要問題，惡壞了與當地居民的關係，特別是由於白軍軍官容忍，有時甚至鼓勵這種行為，以確保其士兵的忠誠。經過三年的南征北戰，白軍，或現在稱為俄羅斯軍的軍隊，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種姓意識。許多軍官把自己看作是外國土地上的一支佔領軍，對克裡米亞人民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弗蘭格爾的“右派之手”並沒有像在俄羅斯其他地區推動白軍事業的政府那樣，反而在克裡米亞推動了紅色事業。
與鄧尼金一樣，土地問題在這裡至關重要。弗蘭格爾認識到有必要通過一項能夠贏得農民支持的土地改革法案。“出於一個重要的心理原因，這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我們必須奪過敵人手中最強有力的宣傳武器。”男爵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必須消除農民的懷疑，即我們與紅軍作戰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恢復大地主的權利，並報復那些侵犯這些權利的人。”但是，弗蘭格爾任命的土地改革起草委員受到這些地主利益集團所左右。結果，5月25日通過的《土地法》仍然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它的基本目標是通過給農民一小塊土地作為私有財產，創造一個農民地主階層。這又是另一次“押注強者的賭博”。就像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一樣，它與建立一個由農民占主導地位的村級地方自治會聯繫在一起。但是，這項法律充滿了複雜的規定，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實施；而且還存在太多官僚主義漏洞，使鄉紳們能夠保留他們的土地。例如，負責確定向農民轉讓土地數量的當地地方自治會，仍然由他們主導。還有一個補償問題：農民要為鄉紳土地付出五分之一的收成（在三田制下，這相當於一年收入的30%）。在革命和內戰之後，當農民的農場遭到嚴重破壞時，這將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可能會讓農民一代人在經濟上依賴鄉紳——這似乎就是它的目的。
弗蘭格爾的《土地法》是對農民問題家長式的解決辦法，而非革命性的。在19世紀，它被認為是進步的；但在1917年之後，它就變成反動的了。這證明，弗蘭格爾政權和鄧尼金政權一樣，都深陷舊式官僚作風的窠臼。沒有什麼比以100盧布的小冊子形式銷售《土地法》的決定更能體現這一點了（人們認為，如果農民必須為此付錢，他們就會更加重視這部法律）。與布爾什維克簡單的土地法令相比——他們用數百萬份傳單宣傳並免費贈送給農民，暴露出他們並沒有理解這種法律宣傳的目的，令人大失所望。弗蘭格爾的政權和鄧尼金的政權一樣，不明白為了贏得內戰，就必須採取革命的方法。
白軍付出的代價是農民普遍對他們的事業漠不關心，越靠近前線的地區，徵用和運輸糧食的難度就越大，甚至出現了公開的敵對態度。這意味著他們永遠無法招募足夠的部隊來從克裡米亞基地突圍。即使是陶裡德地區——白軍進入大陸的第一個必經之地——的富裕農民，用他們一位軍官的話說，“也把我們看作是一支由老奧林匹亞人——有頭銜的將軍和他們的親信們——組成的軍隊，狂妄自大、傲慢無理。”由於白軍的中流砥柱哥薩克流露出日益強烈的不滿情緒，他們搶劫村莊，要求重返家園，使這一問題變得愈發尖銳。據一位軍官說，頓河軍不過是“一群暴民，他們只想著自己的生命安危和物質福利，從來就不想與紅軍作戰”。頓河軍的左派現在由來自前線部隊的年輕哥薩克主導，他們積極呼籲與“反動”的弗蘭格爾決裂，並同布爾什維克進行和平談判，天真地希望能從他們那裡獲得頓河自治的承諾。
起初，弗蘭格爾拒絕了進攻的想法。英國人不支持進攻，而他本人則傾向於在半島上建立自己的基地。但隨著波蘭入侵俄國，弗蘭格爾看到機會來了。6月6日，他派部隊乘船在亞速海岸登陸，並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派譴更多的陸軍向北推進到陶裡德地區。從而在大陸上建立了一個橋頭堡，使弗蘭格爾的領土面積擴大了一倍，並在陶裡德地區獲得了克裡米亞人口激增所急需的農產品來源。8月和9月間，弗蘭格爾試圖揮師北上，攻打頓河和庫班。但他那支從陶裡德農民中倉促徵召的部隊，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當時正值收穫季節），哥薩克人不得不花遇大部分精力追捕逃兵。到了10月，隨著蘇波戰爭結束，紅軍準備集中力量對付弗蘭格爾。20日，他們發起反攻：13萬紅軍用了6天時間迫使3.5萬白軍撤回克裡米亞。馬赫諾的遊擊隊參與了大部分戰鬥，令紅軍方面遭受重創——為此，托洛茨基下達命令逮捕和處決他們。
白軍一邊準備撤離，一邊在皮裡柯普地峽構築防禦工事，阻止紅軍進攻克裡米亞。沒有人對他們能夠堅持多久抱有任何幻想，幾乎所有與白軍運動有關係的人都想登上協約國的船隻。人們瘋狂搶購外匯：在塞瓦斯托波爾，10月28日，60萬盧布可以兌換1英鎊；11月1日，匯率上升至100萬盧布；到10日開始登船時，飆升到400萬，甚至500萬。考慮到涉及的人數眾多，這次疏散堪稱一次精心規劃的典範。沒有出現3月份鄧尼金部隊從庫班撤離時那種恐慌和混亂的現象。部隊有步驟地撤退，遲滯了紅軍的時間，足以讓近15萬難民登上一支由126艘英國、法國和俄國船隻組成的艦隊，前往君士坦丁堡。弗蘭格爾是11月14日最後一批上船的人。他乘坐的船正好叫“科爾尼洛夫將軍號”：這個發起白軍運動的人把它的最後一位領導人帶上流亡之路。
對布魯西洛夫來說，白軍的失敗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在撤離前不久，托洛茨基的軍事事務副委員長斯克連斯基找到他，聲稱弗蘭格爾的大量軍官不想離開俄國，如果布魯西洛夫在一份赦免他們的聲明上署名，他們可能會被說服投奔紅軍。斯克連斯基向他提供了一個由弗蘭格爾的殘餘部隊組成的新克裡米亞軍隊的指揮權。布魯西洛夫被一個由愛國軍官組成的、純粹的俄羅斯軍隊的想法所吸引。這將使他能夠使紅軍精英階層俄羅斯化，正如他一直夢想的那樣，並可能挽救許多軍官的生命。他同意了斯克連斯基的提議，並準備不顧自己的腿傷，啟程前往克裡米亞。三天后，他被告知計畫已被取消。斯克連斯基對他說，弗蘭格爾的軍官根本不願意叛變。布魯西洛夫後來發現這不是真的。在塞瓦斯托波爾最後一次撤離期間，紅軍散發了——實際上是用飛機空投——數千份傳單，以布魯西洛夫的名義宣佈大赦。數百名軍官相信了這一點，留下來向紅軍投降。所有這些人都被槍斃了。
5年後，布魯西洛夫依然難以忍受良心的譴責。1925年，他在自己的回憶錄（未出版）中寫道：
上帝和俄羅斯可能會審判我。我不知道真相——如果這種暴行真的發生了，我能為此責備自己嗎？我從來沒有發現它是否真的發生了，因為它與我有關：這個故事有多真實？我只知道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如此邪惡的詭計和陰謀，我陷入了一種難以忍受的抑鬱狀態，說實話，無論是誰發現自己身處其中，都會發現被槍殺要容易得多。
如果我本人不是一個虔誠的信徒，我可能會選擇自殺。但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為他自願和非自願的罪行所造成的後果負責，所以我不能這樣做。在革命的風暴中，在瘋狂的混亂中，我不可能總是按邏輯行事，預見到所有命運的坎坷：我可能犯下很多錯誤，這一點我承認。但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在上帝面前說，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利益，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安危，我只考慮我的祖國。
9個月後，老將軍與世長辭。
【1】布魯西洛夫試圖把釋放軍官作為他為紅軍服務的一個條件。托洛茨基同意盡力而為，但承認他自己“與契卡的關係很不好，捷爾任斯基甚至可以逮捕他”。後來布魯西洛夫成立了一個特別辦公室，呼籲釋放這些軍官——經過努力，幾百名軍官獲釋。
【2】基輔政權十二次更迭如下：(1)1917年3月3日至11月9日：臨時政府；（2）1917年11月9日至1918年2月：烏克蘭人民共和國（UNR）；（3）1918年2月9日至29日：第一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4)1918年3月1日：被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佔領；(5)1918年3月2日至12月12日：被德國佔領；（6）1918年12月14日至1919年2月4日：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督政府；(7)1919年2月5日至8月29日：第二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8)1919年8月30日：被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督政府的軍隊佔領；(9)1919年8月31日至12月15日：被白軍佔領；(10)1919年12月15日至1920年5月：第三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11)1920年5月6日至6月11日：被波蘭佔領；（12）1920年6月2日：最後的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
【3】除了布魯西洛夫，委員會還包括他在沙俄軍隊中最親密的兩位朋友，克倫博夫斯基將軍與紮永奇科夫斯基將軍，以及他的老盟友，前戰爭部長波利瓦諾夫。
【4】他指的是還沒有達到布爾什維克主義水準的工人和農民。
【5】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是亞塞拜然遊牧民族的夏季牧場，至今仍然存在爭議。1918年，亞美尼亞宣佈對該地區擁有主權。那裡有亞美尼亞人的定居點，該國許多重要的知識份子都出自那裡，因此，就像阿拉拉特（Ararat）山一樣，這個地區成為亞美尼亞的一個象徵。亞美尼亞政府試圖通過設立邊境警衛來阻止亞塞拜然人進入該地區。這導致了當地激烈的戰鬥。蘇聯和英國都贊成把卡拉巴赫交給亞塞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