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B站青年：你们痛恨的民企，快养不起周公子了

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选择的后果。面对的是怎样的问题，选择怎样的改进才是重要的，预期和信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前言

先说一下本文写作的缘起。

最近一位朋友转来了九边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财政紧张是常态》，梳理了我国地方财政的变迁。

最后的结论是，“财政紧张是常态，经济发展这事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只有一个发动机是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再过一些年，我们估计也跟发达国家似的，大城市负责经济发展，小地方负责岁月静好，都挺好”。

另一篇是《发生了那么多事，如何对未来有信心？》，是回答一位青年读者的提问。

作者总结到：“每次出现重大问题，不再是你悲观的理由，而是一个全社会改进的机会，只要解决了，让群众满意了，社会每次都能进步那么一点点，这个社会才有希望。事实上所有社会进步都是这样不断地对问题的修正走过来的，我们只要不回避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又有什么没信心的呢？”

我和九边素未谋面，是朋友的朋友。此前也拜读过他的文章，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有认真思考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这在当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总觉得有点“拧巴”——九边确实看到了问题，也认真分析了，但是我对他的结论观点总是有些不能赞同之处。

这次也是一样。之所以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商榷，是因为两篇之间是有很高的关联度的，或许九边没有意识到吧。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想法，解读如有不准确之处，也请九边海涵。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每一个财经写作者的归宿都是情感博主。

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发生了那么多事，如何对未来有信心？》，读者向九边的留言提问是这样的：

博主，今年毕业了，很迷茫，在学校的时候，看了大量的B站视频，慢慢对国家充满了信心，但是经过今年的一系列事，SH防疫乱象，唐山烧烤摊事件，村镇银行暴雷，烂尾楼，明星考编，再加上找工作并不顺利，以前的观念全部被击破了，感觉之前相信的都是错的，感觉未来也一片迷茫，请问这个国家是不是不会好了。

其实，也有年轻的朋友向我提过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九边的前半篇文章大意是让读者调低预期，这给了我一些启发。那我们谈谈预期。

01

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每一代年轻人都要面对选择，同样的选择题，却是不同的心境。

我是七零后，上海人，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很普通的家庭。临近高中毕业就面对选择。进什么样的大学、选什么样的专业。想法很简单，读大学就是为了一份体面工作，说得过去的收入，最高目标是毕业后能尽快解决居住问题。三代挤在一室户的生活太辛苦了，睡阁楼翻身都挺困难。

这倒也谈不上“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因为大家都挺穷的，本来也没什么想象力。同学之中，只有军队大院的居住条件还不错，但是经济条件也不富裕，家电还没有我家添置的早。其他干部家庭、高知家庭也没好多少，两室户就算是好的了。现在年轻人流行“怀旧”，怀念免费分房的“美好往昔”。分房确实是免费的，但也要有房可分。

1985年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按此标准，上海的住房困难户、无房户达46.94万户，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全国最差，没有之一。被计划的“共同贫穷”，还能有什么奢望呢？本来也没有什么高预期，不过是生活宽裕一点的正常预期罢了。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而这一切都是“计划”的结果。

▲老上海南京路复古照片（图/图虫创意）

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15.4%，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只占1.65%。相当于上海每收入一块钱，八角多要上缴中央。

与此同时，上海的基础建设投资低得惊人。上海的基建投资仅占上缴国家财政金额的7.38%。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

这种大比例上缴、低比例留存、基础建设投资极低的输出型财政模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承包制的财政改革缓解了上海的财政压力，上海已经难以为继。基建设施水平停留在1920年的上海，能指望她小马拉大车走多远？

九边在《财政紧张是常态》一文中，对计划经济的评价是“这种财政方式，好处就是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缺点是过于僵化”。显然是隔靴搔痒了。

所谓“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出自财经评论人之口，是有失专业水准的。“资不抵债风险”是市场经济进行经济核算的结果，但是不进行经济核算，风险不会因此消失，只会越积累越多。没有市场经济的经济核算发出风险警示，低效的资源配置只会让经济的欠债越来越多。

上海的基建欠账就是如此，我们这代人的住房欠账也是如此。没有用货币算账单的痛苦，贫穷的痛苦记忆也会记账。

▲上海浦西，正在施工中的大楼（图/图虫创意）

因此，经历过政府统管经济的时代，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相信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药方。这些年财经评论的标题动不动就是“国家队出手了”，让我很不习惯。因为当年提到“国家队”，几乎专指男足，不管是出脚还是出手，都没什么可指望的。

九边认为“再过一些年，我们估计也跟发达国家似的，大城市负责经济发展，小地方负责岁月静好，都挺好”。我无法乐观。改革前就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发达起来。

现在也没看出和“发达国家一样”，2020年中国仅有八省市是净上缴中央税收，上缴财税占比高达八成。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额为8.39万亿元，而中央本级支出为3.5万亿元，转移支付是本级支出的两倍多。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是这样的。

当年的改革就是在相似的财政背景下启动的。讲白了，财政管不了也养不起，不得不给社会经济活动松绑。这些应该还是很多人的真实记忆，而不是那些以“怀旧”为名的谵妄。

02

九边在《财政紧张是常态》中有一处事实是值得商榷的，他把大基建的时间点提前到了1995年分税制改革，这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基建提速始于1998年前后，1998-2002 五年合计发行特别国债 6600 亿元，启动了基建提速的第一个高潮。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也不过7000亿元，分税制的中央财政增收部分，对提升基建的直接作用很有限。

不管钱从哪儿来，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能充分发挥效益，都是经济的大窟窿。1998-2002年这轮基建，如果没有与之同步的加大对外开放，也很难成功。

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出口总额为3255亿美元，2005年为7620亿。2007年一举突破10000亿大关，达到了12180亿。

▲上海洋山深水港集装箱货运码头（图/图虫创意）

出口的高增长让港口运转起来、让高速公路跑起来，发挥了基建的作用。经济繁荣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2005年中央财政收入为1.65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占比和2000年基本持平。

归根结底，财政不是靠“分”出来的，而是靠经济增长出来的。

加入WTO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黄金十年。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买房成家。错过了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也就不算多大遗憾了。和所有的打工人一样，钱是辛苦赚来的，我不觉得需要感谢哪个政府部门。难道我应该感谢他们没有禁止我赚钱吧？预期依然不高，继续这样的生活就好。

时至今日，我依然是这样的心态。我能理解这代年轻人的焦虑，他们面对了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

有一个亲戚家小孩，前两年大学毕业，学教育专业的，进了一家教培机构。不幸的是，他进的不是新东方，连转行直播的机会都没有了。只好回家备考，考研、考公二选一。考研成功，多半将来还得考公。

“坏行业”摧枯拉朽般地消失，进体制成了为数不多的好选择。不知道九边怎么评价这个预期，算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呢？

改革的起点是体制收缩，人从体制走出去。如今人回流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财政问题。九边在《财政紧张是常态》中举了个例子，“比如阆中，一个人口不断外流，只剩下62万人的小城市，在体制内食堂吃饭的人竟然有10万人，匪夷所思，今后就想办法少花点钱呗。”

九边看到了地方财政负担的问题，“少花点钱”确实太轻巧了。钱是说少花就能少花的吗？

03

财政紧张确实是常态，但是从来只有多花钱，没有少花钱。怎么管住不要乱花钱的问题，从来都没解决过。

中国经济高增长期的特点是政府财政增速超过GDP增速，GDP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增速。这几年分配问题成为热点，可是政府财政和社会之间的分配问题却是“房间里的大象”。

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6万亿元，同年胡润财富排行榜上2918位企业家的总财富是34万亿。他们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不够财政花两年。平摊到14亿人头上，2万块钱挂零。

而这还只是公共预算支出，我们的财政还有大量隐形支出，比如最近那位最近很火的周公子。他所在的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2064.86亿元，总负债1557.74亿元，营收1783.66亿元，资产负债率75.44%，是典型的高负债、高杠杆企业。

其实，一直到2021年前，中国的国企负债率一直比民企高10个点左右，但是去杠杆的板子主要是打在了民企和居民头上。多半还是因为国企“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

国企高杠杆的背后是政府财政的信用背书，一旦爆雷，就要政府财政去填坑。至于哪级政府去填，就另说了。哪级政府去填坑，和周公子风光霁月的日子都没有多大关系。最坏的结果，找个叔叔伯伯，换家国企去做就是了。

▲周公子的其中一条朋友圈（图/网络）

江西国控这样的企业，这二十年来长出了一大堆。集中在金融、资源产业和房地产，而这些都是政府高度管制的产业领域。河南那堆雷，南京那堆雷，背后都有他们的存在。

这类财政埋单的国有资本“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周公子们也就没有饭碗的风险。焦虑的B站青年知道这些吗？他们不知道，他们信的司马南不告诉他们。

司马南说中石油一家纳税额等于500家民营企业总和，得出结论是中石油赚的钱都交给国家了，同时质问民营企业除了纳税之外的钱都去哪了。

质问得掷地有声，非常解气，赢得了B站青年的热烈掌声。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司马南用的是2013年的数据。他没有告诉B站青年，2013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是4774亿，纳税4744亿，这一纳税比例对得起财政。

司马南也没有告诉B站青年，中国的油价含了代征燃油消费税，征收对象是居民，而不是企业。这部分被计入了中石油上缴税收的口径，这样数据会好看一点。

司马南还没有告诉B站青年，他为什么在2021年还在用2013年的数据。最新的数据是有的，2020年的官方数据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出了国企、民企的税收贡献。

财政部2021年1月28日发布的《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报告，全国税收收入为15.43万亿元。

国资委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显示，国有企业应交税费为4.61万亿元，约占全部税收的29.9%。

图/网络

一眼就能看明白，2020年民企的税收贡献超过七成。

总而言之，民企上缴七成税收，用来养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八省市上缴了财政八成的税收，用来养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一直紧张的财政，用来养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

“少花点钱”，周公子和大伯们同意吗？他们要是不同意，这钱怎么少花呢？钱不少花，很多坏行业又不许挣钱了……

04

我想，今天要和B站青年谈预期，先要把这些都讲清楚吧。

他们最痛恨的民营资本提供了七成财税，还有八成的就业岗位。他们最恨的买办之城、腐化之地，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他们期待政府统统管起来，钱是要这些他们厌恶痛恨的对象出的。司马南向他们指出了国企的光明，却没有给出进国企的通天大道。

温铁军要他们回农村，靠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从事最最最高尚的农业，可是补贴的钱怎么来？只要不算账，B站青年想要的答案要多少有多少。他们此前的预期也好，信心也罢，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账可以不算，但是账单总得付的。账单寄到门口时，他们终于要面对现实了。

至于大伯们，倒是很乐意多一点“责任”，每多一份“责任”就要配套一点经费、一些权力，更多的周公子有了铁饭碗。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B站青年准备拥抱一切管起来的理想时代，那他们的预期确实要调低一点。他们仇视的一切都很容易消失，但是埋单的也就消失了。所以，他们想要的是得不到的，至少对他们绝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的。

图/图虫创意

周公子是靠投胎的，他们来不及了。B站青年的预期天花板大概只能是做成大伯了。只要有幸挤进体制的窄缝，又有幸在众多周公子的竞争优势中脱颖而出，就多了一个大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天花板很高。

至于地板，就是另一个网红的二舅。体制包揽一切时，也就意味着体制之外自生自灭的境遇。

至于九边说：

“每次出现重大问题，不再是你悲观的理由，而是一个全社会改进的机会，只要解决了，让群众满意了，社会每次都能进步那么一点点，这个社会才有希望。事实上所有社会进步都是这样不断地对问题的修正走过来的，我们只要不回避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又有什么没信心的呢？”

和“少花点钱”一样，话是不错，却太轻巧。当年的“李刚是我爹”，今天的“感谢大伯”。当年是小马拉大车，现在也是。全面改进、群众满意，当年不也是吗？阳光底下没新事，正所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选择的后果。现实的选择不是标准化考试的选择题，正确答案并不总是A、B、C、D里白纸黑字现成写着的。面对的是怎样的问题，选择怎样的改进才是重要的，预期和信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该来的总是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