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B站青年:你们痛恨的民企,快养不起周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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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选择的后果。面对的是怎样的问题,选择怎样的改进才是重要的,预期和信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前言
先说一下本文写作的缘起。
最近一位朋友转来了九边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财政紧张是常态》,梳理了我国地方财政的变迁。
最后的结论是,“财政紧张是常态,经济发展这事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只有一个发动机是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再过一些年,我们估计也跟发达国家似的,大城市负责经济发展,小地方负责岁月静好,都挺好”。
另一篇是《发生了那么多事,如何对未来有信心?》,是回答一位青年读者的提问。
作者总结到:“每次出现重大问题,不再是你悲观的理由,而是一个全社会改进的机会,只要解决了,让群众满意了,社会每次都能进步那么一点点,这个社会才有希望。事实上所有社会进步都是这样不断地对问题的修正走过来的,我们只要不回避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又有什么没信心的呢?”
我和九边素未谋面,是朋友的朋友。此前也拜读过他的文章,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有认真思考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这在当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总觉得有点“拧巴”——九边确实看到了问题,也认真分析了,但是我对他的结论观点总是有些不能赞同之处。
这次也是一样。之所以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商榷,是因为两篇之间是有很高的关联度的,或许九边没有意识到吧。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想法,解读如有不准确之处,也请九边海涵。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每一个财经写作者的归宿都是情感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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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发生了那么多事,如何对未来有信心?》,读者向九边的留言提问是这样的:
博主,今年毕业了,很迷茫,在学校的时候,看了大量的B站视频,慢慢对国家充满了信心,但是经过今年的一系列事,SH防疫乱象,唐山烧烤摊事件,村镇银行暴雷,烂尾楼,明星考编,再加上找工作并不顺利,以前的观念全部被击破了,感觉之前相信的都是错的,感觉未来也一片迷茫,请问这个国家是不是不会好了。
其实,也有年轻的朋友向我提过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九边的前半篇文章大意是让读者调低预期,这给了我一些启发。那我们谈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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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每一代年轻人都要面对选择,同样的选择题,却是不同的心境。
我是七零后,上海人,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很普通的家庭。临近高中毕业就面对选择。进什么样的大学、选什么样的专业。想法很简单,读大学就是为了一份体面工作,说得过去的收入,最高目标是毕业后能尽快解决居住问题。三代挤在一室户的生活太辛苦了,睡阁楼翻身都挺困难。
这倒也谈不上“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因为大家都挺穷的,本来也没什么想象力。同学之中,只有军队大院的居住条件还不错,但是经济条件也不富裕,家电还没有我家添置的早。其他干部家庭、高知家庭也没好多少,两室户就算是好的了。现在年轻人流行“怀旧”,怀念免费分房的“美好往昔”。分房确实是免费的,但也要有房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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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按此标准,上海的住房困难户、无房户达46.94万户,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全国最差,没有之一。被计划的“共同贫穷”,还能有什么奢望呢?本来也没有什么高预期,不过是生活宽裕一点的正常预期罢了。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而这一切都是“计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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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南京路复古照片(图/图虫创意)
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15.4%,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只占1.65%。相当于上海每收入一块钱,八角多要上缴中央。
与此同时,上海的基础建设投资低得惊人。上海的基建投资仅占上缴国家财政金额的7.38%。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
这种大比例上缴、低比例留存、基础建设投资极低的输出型财政模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承包制的财政改革缓解了上海的财政压力,上海已经难以为继。基建设施水平停留在1920年的上海,能指望她小马拉大车走多远?
九边在《财政紧张是常态》一文中,对计划经济的评价是“这种财政方式,好处就是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缺点是过于僵化”。显然是隔靴搔痒了。
所谓“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出自财经评论人之口,是有失专业水准的。“资不抵债风险”是市场经济进行经济核算的结果,但是不进行经济核算,风险不会因此消失,只会越积累越多。没有市场经济的经济核算发出风险警示,低效的资源配置只会让经济的欠债越来越多。
上海的基建欠账就是如此,我们这代人的住房欠账也是如此。没有用货币算账单的痛苦,贫穷的痛苦记忆也会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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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西,正在施工中的大楼(图/图虫创意)
因此,经历过政府统管经济的时代,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相信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药方。这些年财经评论的标题动不动就是“国家队出手了”,让我很不习惯。因为当年提到“国家队”,几乎专指男足,不管是出脚还是出手,都没什么可指望的。
九边认为“再过一些年,我们估计也跟发达国家似的,大城市负责经济发展,小地方负责岁月静好,都挺好”。我无法乐观。改革前就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发达起来。
现在也没看出和“发达国家一样”,2020年中国仅有八省市是净上缴中央税收,上缴财税占比高达八成。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额为8.39万亿元,而中央本级支出为3.5万亿元,转移支付是本级支出的两倍多。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是这样的。
当年的改革就是在相似的财政背景下启动的。讲白了,财政管不了也养不起,不得不给社会经济活动松绑。这些应该还是很多人的真实记忆,而不是那些以“怀旧”为名的谵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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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九边在《财政紧张是常态》中有一处事实是值得商榷的,他把大基建的时间点提前到了1995年分税制改革,这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基建提速始于1998年前后,1998-2002 五年合计发行特别国债 6600 亿元,启动了基建提速的第一个高潮。2000年中央财政收入也不过7000亿元,分税制的中央财政增收部分,对提升基建的直接作用很有限。
不管钱从哪儿来,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能充分发挥效益,都是经济的大窟窿。1998-2002年这轮基建,如果没有与之同步的加大对外开放,也很难成功。
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出口总额为3255亿美元,2005年为7620亿。2007年一举突破10000亿大关,达到了1218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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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山深水港集装箱货运码头(图/图虫创意)
出口的高增长让港口运转起来、让高速公路跑起来,发挥了基建的作用。经济繁荣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2005年中央财政收入为1.65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占比和2000年基本持平。
归根结底,财政不是靠“分”出来的,而是靠经济增长出来的。
加入WTO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黄金十年。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买房成家。错过了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也就不算多大遗憾了。和所有的打工人一样,钱是辛苦赚来的,我不觉得需要感谢哪个政府部门。难道我应该感谢他们没有禁止我赚钱吧?预期依然不高,继续这样的生活就好。
时至今日,我依然是这样的心态。我能理解这代年轻人的焦虑,他们面对了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
有一个亲戚家小孩,前两年大学毕业,学教育专业的,进了一家教培机构。不幸的是,他进的不是新东方,连转行直播的机会都没有了。只好回家备考,考研、考公二选一。考研成功,多半将来还得考公。
“坏行业”摧枯拉朽般地消失,进体制成了为数不多的好选择。不知道九边怎么评价这个预期,算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呢?
改革的起点是体制收缩,人从体制走出去。如今人回流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财政问题。九边在《财政紧张是常态》中举了个例子,“比如阆中,一个人口不断外流,只剩下62万人的小城市,在体制内食堂吃饭的人竟然有10万人,匪夷所思,今后就想办法少花点钱呗。”
九边看到了地方财政负担的问题,“少花点钱”确实太轻巧了。钱是说少花就能少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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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财政紧张确实是常态,但是从来只有多花钱,没有少花钱。怎么管住不要乱花钱的问题,从来都没解决过。
中国经济高增长期的特点是政府财政增速超过GDP增速,GDP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增速。这几年分配问题成为热点,可是政府财政和社会之间的分配问题却是“房间里的大象”。
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6万亿元,同年胡润财富排行榜上2918位企业家的总财富是34万亿。他们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不够财政花两年。平摊到14亿人头上,2万块钱挂零。
而这还只是公共预算支出,我们的财政还有大量隐形支出,比如最近那位最近很火的周公子。他所在的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2064.86亿元,总负债1557.74亿元,营收1783.66亿元,资产负债率75.44%,是典型的高负债、高杠杆企业。
其实,一直到2021年前,中国的国企负债率一直比民企高10个点左右,但是去杠杆的板子主要是打在了民企和居民头上。多半还是因为国企“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
国企高杠杆的背后是政府财政的信用背书,一旦爆雷,就要政府财政去填坑。至于哪级政府去填,就另说了。哪级政府去填坑,和周公子风光霁月的日子都没有多大关系。最坏的结果,找个叔叔伯伯,换家国企去做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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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子的其中一条朋友圈(图/网络)
江西国控这样的企业,这二十年来长出了一大堆。集中在金融、资源产业和房地产,而这些都是政府高度管制的产业领域。河南那堆雷,南京那堆雷,背后都有他们的存在。
这类财政埋单的国有资本“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周公子们也就没有饭碗的风险。焦虑的B站青年知道这些吗?他们不知道,他们信的司马南不告诉他们。
司马南说中石油一家纳税额等于500家民营企业总和,得出结论是中石油赚的钱都交给国家了,同时质问民营企业除了纳税之外的钱都去哪了。
质问得掷地有声,非常解气,赢得了B站青年的热烈掌声。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司马南用的是2013年的数据。他没有告诉B站青年,2013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是4774亿,纳税4744亿,这一纳税比例对得起财政。
司马南也没有告诉B站青年,中国的油价含了代征燃油消费税,征收对象是居民,而不是企业。这部分被计入了中石油上缴税收的口径,这样数据会好看一点。
司马南还没有告诉B站青年,他为什么在2021年还在用2013年的数据。最新的数据是有的,2020年的官方数据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出了国企、民企的税收贡献。
财政部2021年1月28日发布的《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报告,全国税收收入为15.43万亿元。
国资委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显示,国有企业应交税费为4.61万亿元,约占全部税收的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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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一眼就能看明白,2020年民企的税收贡献超过七成。
总而言之,民企上缴七成税收,用来养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八省市上缴了财政八成的税收,用来养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一直紧张的财政,用来养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
“少花点钱”,周公子和大伯们同意吗?他们要是不同意,这钱怎么少花呢?钱不少花,很多坏行业又不许挣钱了……
04
我想,今天要和B站青年谈预期,先要把这些都讲清楚吧。
他们最痛恨的民营资本提供了七成财税,还有八成的就业岗位。他们最恨的买办之城、腐化之地,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他们期待政府统统管起来,钱是要这些他们厌恶痛恨的对象出的。司马南向他们指出了国企的光明,却没有给出进国企的通天大道。
温铁军要他们回农村,靠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从事最最最高尚的农业,可是补贴的钱怎么来?只要不算账,B站青年想要的答案要多少有多少。他们此前的预期也好,信心也罢,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账可以不算,但是账单总得付的。账单寄到门口时,他们终于要面对现实了。
至于大伯们,倒是很乐意多一点“责任”,每多一份“责任”就要配套一点经费、一些权力,更多的周公子有了铁饭碗。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B站青年准备拥抱一切管起来的理想时代,那他们的预期确实要调低一点。他们仇视的一切都很容易消失,但是埋单的也就消失了。所以,他们想要的是得不到的,至少对他们绝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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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子是靠投胎的,他们来不及了。B站青年的预期天花板大概只能是做成大伯了。只要有幸挤进体制的窄缝,又有幸在众多周公子的竞争优势中脱颖而出,就多了一个大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天花板很高。
至于地板,就是另一个网红的二舅。体制包揽一切时,也就意味着体制之外自生自灭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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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九边说:
“每次出现重大问题,不再是你悲观的理由,而是一个全社会改进的机会,只要解决了,让群众满意了,社会每次都能进步那么一点点,这个社会才有希望。事实上所有社会进步都是这样不断地对问题的修正走过来的,我们只要不回避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又有什么没信心的呢?”
和“少花点钱”一样,话是不错,却太轻巧。当年的“李刚是我爹”,今天的“感谢大伯”。当年是小马拉大车,现在也是。全面改进、群众满意,当年不也是吗?阳光底下没新事,正所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选择的后果。现实的选择不是标准化考试的选择题,正确答案并不总是A、B、C、D里白纸黑字现成写着的。面对的是怎样的问题,选择怎样的改进才是重要的,预期和信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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