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不久前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县城处理一些事务。我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就戴上那只已经反复用了多次的KN95口罩去了。

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刚好碰到附近一个镇赶集，人还挺多，而且以老人为主，所有乘客都戴着口罩，我也是全程戴口罩，不敢取下来。

这是我在返回村子半年多后第一次来县城，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新奇，然而没有。我没有心情去体验什么新奇，因为我整个人都很难受，口罩加上车上闷热的空气（也许是为了给充电电池充分放点，司机把车上的暖气开到了最大，蒸烤模式），让我的脑袋晕晕乎乎。

借着中途换车的机会，我走到公交车站外，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取下口罩，透了口气，那并不十分清新的空气，居然让我觉得有些甜美。

稍微等了一会儿，我要换的那路车就来了，我赶紧重新戴好口罩，上车刷卡，还好车上的人不多，我松了口气。

可是车开出没几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司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听得出来，咳嗽的声音来自胸腔深处的肺部，而不是喉咙或气管。车上一下子安静下来，刚刚还有几个乘客在叽叽喳喳地聊天，这一刻突然都不说话了。我和坐在对面的一名乘客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眼神。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办事的过程出乎预料的顺利，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算不错。一二十分钟就把事情办妥了。

回家的途中，我到县城闹市区换车。在这场瘟疫之前，我通常都会到附近的超市买点蔬果食品，比我家附近那些商店的更便宜也更新鲜。但是这一次，我没敢去超市，因为我没有健康码。

但是我仍然需要买几个口罩。从手机上查到了附近几家药店的位置，我挑了最近的一家，按照高德地图给的位置，步行过去。

大街上人不少，但也不算很多，绝大多数都戴着口罩——虽然有些人真的只是用它罩住嘴巴，把鼻孔露了出来。

几个中老年男子从我身旁走过，边走边聊天。其中一个说：“我就办那么点事，都要受到刁难，就那么点事！”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就算隔着口罩，也能听得十分真切。

朝最近那家药店的方向走出没多远，忽然看到街对面也有一家药店，心中暗喜，同时忍不住抱怨高德地图不够准确。

走到那家药店门口，才发现玻璃门紧锁，里面一片狼藉。显然这家药店已经停业了，难怪地图上没有。

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这才找到地图上标出的那家药店。店堂里冷冷清清，除了我，没有别的顾客。问一包口罩多少钱，店员说只要六块五（比我家附近小镇上那家药店的便宜一小半），问我要多少。我说只要一包，她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我不知道别人一次买多少，十包？一百包？如果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区需要天天戴口罩，就算一次买十包（100个），一家几口人也用不了几个星期。

接过口罩，我看了看包装，是河北的一个厂家生产的。临走之前，店员似乎读出了我脸上（只露出上半截）怀疑的神情，安慰我说：“质量你放心，都是医用口罩。”

我向她道了谢，心里依旧有些忐忑。

回家的途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公交车后排的座椅上打盹。

又是两个多小时的煎熬。终于下车了，我取下口罩，畅快地吸了一口气，庆幸自己选择住在乡村。这辈子我都不想生活在城市里，因为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这种状况暂时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戴着口罩生活，已经成为这个瘟疫时代的新常态。

我忽然想到，就在不久前，我还在用每分钟都要享受几十次的“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来反驳反节育派们鼓吹的“生育自由”，那种“一辈子顶多也就享受几次的自由”。

那时的我，哪里会想到“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这么快就会变成一种奢侈呢？

然而人们很快接受了这种自由惨遭剥夺的现实，而反节育派们又开始了一年一度鼓励生育的宣传攻势。

在他们的心里，人口不过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不管那个目标是所谓的“改善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危机”，还是促进经济发展，抑或大家心知肚明却都不愿说出口的，为共匪侵台制造炮灰。

至于被他们吹得唯有不断增长才有出路的这庞大人口中，那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他们臆造出来的“生育自由权”，却再没有其他了。

昨晚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得了肺结核，“你们一定要戴口罩。”在电话里，我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