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不久前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县城处理一些事务。我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就戴上那只已经反复用了多次的KN95口罩去了。
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刚好碰到附近一个镇赶集,人还挺多,而且以老人为主,所有乘客都戴着口罩,我也是全程戴口罩,不敢取下来。
这是我在返回村子半年多后第一次来县城,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新奇,然而没有。我没有心情去体验什么新奇,因为我整个人都很难受,口罩加上车上闷热的空气(也许是为了给充电电池充分放点,司机把车上的暖气开到了最大,蒸烤模式),让我的脑袋晕晕乎乎。
借着中途换车的机会,我走到公交车站外,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取下口罩,透了口气,那并不十分清新的空气,居然让我觉得有些甜美。
稍微等了一会儿,我要换的那路车就来了,我赶紧重新戴好口罩,上车刷卡,还好车上的人不多,我松了口气。
可是车开出没几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司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听得出来,咳嗽的声音来自胸腔深处的肺部,而不是喉咙或气管。车上一下子安静下来,刚刚还有几个乘客在叽叽喳喳地聊天,这一刻突然都不说话了。我和坐在对面的一名乘客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眼神。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办事的过程出乎预料的顺利,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算不错。一二十分钟就把事情办妥了。
回家的途中,我到县城闹市区换车。在这场瘟疫之前,我通常都会到附近的超市买点蔬果食品,比我家附近那些商店的更便宜也更新鲜。但是这一次,我没敢去超市,因为我没有健康码。
但是我仍然需要买几个口罩。从手机上查到了附近几家药店的位置,我挑了最近的一家,按照高德地图给的位置,步行过去。
大街上人不少,但也不算很多,绝大多数都戴着口罩——虽然有些人真的只是用它罩住嘴巴,把鼻孔露了出来。
几个中老年男子从我身旁走过,边走边聊天。其中一个说:“我就办那么点事,都要受到刁难,就那么点事!”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就算隔着口罩,也能听得十分真切。
朝最近那家药店的方向走出没多远,忽然看到街对面也有一家药店,心中暗喜,同时忍不住抱怨高德地图不够准确。
走到那家药店门口,才发现玻璃门紧锁,里面一片狼藉。显然这家药店已经停业了,难怪地图上没有。
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这才找到地图上标出的那家药店。店堂里冷冷清清,除了我,没有别的顾客。问一包口罩多少钱,店员说只要六块五(比我家附近小镇上那家药店的便宜一小半),问我要多少。我说只要一包,她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我不知道别人一次买多少,十包?一百包?如果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区需要天天戴口罩,就算一次买十包(100个),一家几口人也用不了几个星期。
接过口罩,我看了看包装,是河北的一个厂家生产的。临走之前,店员似乎读出了我脸上(只露出上半截)怀疑的神情,安慰我说:“质量你放心,都是医用口罩。”
我向她道了谢,心里依旧有些忐忑。
回家的途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公交车后排的座椅上打盹。
又是两个多小时的煎熬。终于下车了,我取下口罩,畅快地吸了一口气,庆幸自己选择住在乡村。这辈子我都不想生活在城市里,因为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这种状况暂时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戴着口罩生活,已经成为这个瘟疫时代的新常态。
我忽然想到,就在不久前,我还在用每分钟都要享受几十次的“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来反驳反节育派们鼓吹的“生育自由”,那种“一辈子顶多也就享受几次的自由”。
那时的我,哪里会想到“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这么快就会变成一种奢侈呢?
然而人们很快接受了这种自由惨遭剥夺的现实,而反节育派们又开始了一年一度鼓励生育的宣传攻势。
在他们的心里,人口不过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不管那个目标是所谓的“改善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危机”,还是促进经济发展,抑或大家心知肚明却都不愿说出口的,为共匪侵台制造炮灰。
至于被他们吹得唯有不断增长才有出路的这庞大人口中,那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他们臆造出来的“生育自由权”,却再没有其他了。
昨晚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得了肺结核,“你们一定要戴口罩。”在电话里,我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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