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3章：咬定青山不放鬆

史達林逝世後那些年，這個國家就像一個患有白內障和膽結石的暴君，老態龍鍾、肌肉鬆馳，沒精打采地蜷縮在角落裡。他穿著一雙塑膠鞋和一套筆挺的西裝，渾身散發著汗臭味。他狼吞虎嚥、暴飲暴食，褲頭始終濕答答的。早晨，他的舌頭上沾滿了歲月苦澀的塵埃。他喃喃自語，滿不在乎。他的思緒像浮雲一樣飄忽不定，每年只有幾次清醒過來，吟誦起偉大的十月革命和衛國戰爭的古老傳說。有時候，在昏暗的辦公室中，他會把外國人贈送的禮物全部攤在綠色茶几上：金色的香煙盒、銀色的埃菲爾鐵塔、彩色鋼筆、水晶鎮紙。這個國家已近耄耋之年，但仍然面目猙獰、窮凶極惡。他把邊境大門的鑰匙裝在口袋裡，掌管著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動。他時不時發作，整個世界都為之顫慄。

但這個國家是怎麼維持下去的，它是如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運轉的，仍然是一個謎。歷史像一個童話，而日常生活的機制就像一台巨大的魯布·戈德堡機器，不知為什麼，即使搖搖欲墜，尚能苟延殘喘。如果不是掠奪油田和世界性的能源危機，蘇聯經濟可能早就癱瘓了；到20世紀80年代初，克格勃的報告表明，石油利潤的紅利期已經一去不復返。最敏銳的秘密員警報告宣稱，經濟註定要失敗，深淵在等著我們。不管按照那種定義，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任何人在工作。在俄羅斯北部沃洛格達，我看到郊外一個集體農莊的農民們擠爆公共汽車，去城裡搶購食物。他們自己的收成在雨中發黴。在鋼鐵重鎮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我看到礦工們在當地的一家診所休息，吸食“氧氣雞尾酒”（一種注入氧氣和維生素的液體混合劑）。在日本北部庫頁島，我看到幾十萬條鮭魚在岸邊的漁網裡掙扎、腐爛，而拖網漁船卻在港口生銹，這些魚本可以在銀座或百老匯大賣一筆。從地圖上看，庫頁島比紅場離好萊塢大道更近，但當地的一位政治家告訴我，漁民們“在收到莫斯科的電報之前不敢輕舉妄動”。鮭魚肚皮發白一周後，政府部門的指令才姍姍來遲。

可不知何故，這個國家從未徹底崩潰。至少還有麵包，還有遊行慶祝國家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即使是1988年的五一慶典，也與之前的沒有太大區別。我站在列寧墓右側的記者區，看著領導人魚貫而出，他們似乎有些羞愧難當，但也為眼前的一切歡欣鼓舞：巨大的列寧畫像仍然懸掛在古姆國營百貨商店的側牆上；大力士們舉起啞鈴，體操運動員跳過鐵環，以展示“體育文化”；莫斯科汽車廠的工人們舉著早上收到的橫幅，喝著遊行結束時得到的伏特加。只有音樂發生了變化：當吉爾汽車廠的工人們走過檢閱台時，克里姆林宮的擴音器裡傳出了皮特·西格的歌聲。正如研究拜占庭歷史的蘇聯學者謝爾蓋·伊萬諾夫所寫的那樣，共產主義的儀式起源於君士坦丁堡，當時領導人罕見地出現在“人民面前，伴隨著精心排練好的歡呼聲，以及經過特別挑選的人群高唱官方批准的歌曲”。

這象極了《綠野仙蹤》裡的奧茲國，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錯誤，而唯一能夠忍受這一切的方法就是完美的諷刺。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那怕看起來最慈祥的祖母，她頭上紮著頭巾，肥碩的身軀裹在家居服裡，即使這樣也擁有一種荒誕感，讓巴黎花神咖啡館裡任何一個虛無主義者心驚膽顫。一天早上，我坐在莫斯科的一個庭院裡，與一位可愛的古稀老人聊天。他快崩潰了，迫切需要幫助。在那個年代，外國人似乎是一切——從克格勃的滋擾到個人困難——最後的求助手段：他的妻子患了白血病，生命垂危。他問怎麼能去美國梅奧診所？他聽說那裡的醫生“很曆害”，他們可以救他的妻子。在他說話的時候，我碰巧從他的肩膀上看過去，瞥見10樓有個女人把一隻貓從廚房的窗戶扔了出去。

“畜生！”她尖叫道。“這不是你呆的地方！滾！”

貓重重地跌落人行道上，聽起來就像水球爆炸時發出“嘭”的一聲輕響。此時此刻，我和老人兩個人都在看著：女人站在窗前，她的臉憤怒地扭成一團，貓用斷腿掙扎著站了起來。

“瞧，”老人轉身說，“這就是我們俄羅斯人的生活！”

他嘴角咧出一絲邪魅的微笑，繼續說下去。

在一個決疣潰癰的時代，無冕之王是一位諷刺天才加兼職酒鬼，名叫韋內迪克特·“本尼”·葉羅費耶夫。70年代，葉羅菲耶夫的朋友圈開始流傳他的傑作，一部現代版的《死魂靈》，書名取自一條連接首都和許多人從集中營歸來後定居的城鎮之間的鐵路線——《從莫斯科到別圖什基》（英文版名為《莫斯科圓環》）。葉羅菲耶夫這本書是一部公路小說，除了向下深入社會主義的人的靈魂之外，哪兒也不去。他最大的成就在於對狂歡的駕馭。他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調酒師。當手頭沒有真正的伏特加時，他用指甲油和薰衣草水釀制出“共青團少女的眼淚”：“第一杯下肚，你的記憶和過去一樣強烈，但大腦卻空空蕩蕩。第二杯入喉，你的思維之澄明讓你震驚，但你的記憶卻變得一片空白。”他的最佳配方是貓腸：100克日古列夫啤酒、30克“富商薩德科”牌洗髮水、70克去屑香波和20克驅蟲劑。現在，“您的貓腸已經準備好了。從傍晚開始大口飲用。喝上兩杯之後，男人們會變得異常興奮，以至於你從5英尺高的地方朝他們吐半個小時的口水，他們也不予理睬。”

葉羅菲耶夫靠任何他能找到的工作為生。一般說來，他幹的時間不長，但他確實升到了工頭的職位。他指揮著一小隊人在莫斯科郊外的謝列梅捷沃鎮鋪設電纜或者說假裝鋪設電纜。“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一天我們打撲克，第二天我們喝苦艾酒，第三天繼續打撲克，第四天又喝苦艾酒……有一段時間，一切都很完美。我們每月發一次社會主義誓言，領兩次工資。例如，我們會寫道：‘在即將到來的百年紀念之際，我們承諾結束生產工傷。’或者：‘為了慶祝光榮的周年紀念，我們將努力確保每6名工人就有一人參加高等院校的函授課程。’工傷！院校！……哦，多麼自由和平等！多麼博愛，多麼逍遙啊！哦，不負責任的快樂！哦，我的人民生活的幸福時光——從開工到收工的時光！沒心沒肺，沒羞沒臊，我們過著純粹的精神生活。”

當然，國家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從莫斯科到別圖什基》直到1988年才由一家小型雜誌刪節後出版。但是，國家從未跟葉羅菲耶夫開過玩笑，否則他早就被關進監獄或流放了。讓他笑吧。勃列日涅夫不能容忍的是沒有諷刺意味的挑戰。當勃列日涅夫把赫魯雪夫趕下臺後，國家仍然有辦法壓制它所允許的一點點自由。審查員們拿著刀片翻遍了圖書館，把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從《新世界》雜誌合定本上割下一道道口子。然後，他們將索爾仁尼琴逐出俄羅斯，把他從牢房直接押上飛機，最後流放海外。它不能容忍索爾仁尼琴的冷嘲熱諷、布羅茨基的目中無人和薩哈羅夫的高高在上。這個政權寧可扼殺自己最聰明的孩子，也絕不讓步。數以百萬計的特工、線人、員警、獄警、律師和法官守在病床前，組成了一個壯觀的生命維持系統，讓這個老暴君得以奄奄一息。他們的警惕性著實令人欽佩。

“如果必要，每個人建一份檔案。”布羅茨基在他流亡紐約的地下室公寓裡告訴我。“一旦你有了點名氣，他們就會立案調查你。檔案裡開始充斥著這樣那樣的材料，如果你寫作，你的檔案就會迅速激增。這有點像尼安德特人以電腦的速度進化。漸漸地，你的檔案在架子上佔據了太多的空間，於是，一個人走進辦公室說，‘這是個大案子，抓住他。’”

他們抓住了他。在列寧格勒受審時，布羅茨基觸到了這個政權的靈魂——它獨特的語言。

法官：你的職業是什麼？

布羅斯基：翻譯家和詩人

法官：誰承認你是詩人？誰把你列入詩人的行列？

布羅茨基：沒有人。又是誰把我列入人類的行列？

法官：你學習過嗎？

布羅茨基：什麼？

法官：為了成為詩人。你有沒有進入過什麼學校、學習必要的課程？

布羅茨基：我不認為這是可以教育的。

法官：怎麼說？

布羅茨基：我認為它來自上帝。

就在1972年離開俄羅斯之前，布羅茨基遵循一種古老的俄羅斯傳統，給沙皇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列昂尼德·伊裡奇（勃列日涅夫），語言是比國家更古老、更本質的存在。我屬於俄語。至於國家，在我看來，衡量一個作家是否愛國的標準不是在高臺上宣誓，而是他如何用他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語言寫作……雖然我失去了蘇聯國籍，但我仍然是一名俄羅斯詩人。我相信我會回家的。詩人總是以血肉或紙張的形式歸來。”

布羅茨基的信、薩哈羅夫的宣言、所有持不同政見者的大字報和傑作都彌漫著一種高蹈感。變革的理想，文字對抗國家的堅韌，似乎是一種夢想，一種黑夜終會過去、黎明必將來臨的信念。就在流亡前，索爾仁尼琴寫下了《致蘇聯領導人的信》。“你們神聖的願望，”他告訴他們，“是希望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不要改變，永遠地存在下去。但是，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每一個制度不是發展，就是衰落。”言罷，索爾仁尼琴揚長而去。

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在苦苦等候丈夫從集中營歸來無果的過程中，寫了一部關於大清洗的小說。在反異見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她在作家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站起來說：

“我可以預言，在我們祖國的首都，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廣場和一條安德列·薩哈羅夫大道。”

不可避免！誰會相信呢？即使是最勇敢的人-——楚科夫斯卡婭就是其中之一——也曾動搖。我見到她時，她已經90多歲了，和女兒葉蓮娜住在高爾基大街。葉蓮娜在門口迎接我，讓我稍等片刻，等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準備好接待我。這並非尊貴的排場，也絕非造作的矯飾，而是一個女人需要打扮一下。葉蓮娜帶我走進房間，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端坐在一張小餐桌前。桌上有一個茶壺、兩個茶杯和摔裂的茶託，以及一盤餅乾。她的手已經放在壺柄上了。

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的身體弱不禁風。她那雙明亮的大眼睛因感冒而變得呆滯。她臉上的皮膚很好，像紙一樣白，仿佛一碰就會發燙。與所有莫斯科那一類或階層的知識份子一樣，她的書架玻璃後面貼著著名詩人和作家的照片。在許多公寓裡，這既是一種炫耀，也是一種人脈，一種彰顯個人品味和地位的方式。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毫無虛榮心，沒有人比她更配得上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肖像。她冒著生命危險為他們辯護。她失去了出版的權利。也許唯一能讓她安然躺在床上的就是她的年齡，以及她是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俄羅斯著名的兒童文學家，地位好比美國的蘇斯博士）的女兒這一事實。

有一段時間，她談起她的朋友、她和安娜·阿赫瑪托娃在列寧格勒散步、她對薩哈羅夫的景仰。她用句典雅而清新，她的聲音雖然因年事已高而變得微弱，但仍然輕盈悅耳、婉轉動聽。突然，整個公寓樓的燈都熄滅了。那天夜上，沒有月亮，房間裡一片漆黑。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幾乎分辨不出。對她來說，這就像房間裡的火苗燃燒時光線的細微變化。她沒有注意到，繼續說話。過了一會兒，她確實感覺到了些許不同，某種涼爽和清澈悄悄滲入空氣中。她的心情也變了。她停頓了一會兒，似乎終於要提到黑暗。然後她說：“你知道，當我們談論這些人的時候，我現在知道他們都已不在人世。說起來很可怕，但你必須想像一個國家用盡一切手段殺害我們當中最優秀的人。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走了。”

過了一會兒，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說：“燈。燈滅了。真奇怪！”

葉蓮娜拿著蠟燭走了進來，我們繼續交談，直到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宣佈：“我想我累了。”

臨走時，我告訴葉蓮娜一些她母親的話。她點了點頭。這些話她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但你要記住，”她說，“即使是科季婭·楚科夫斯卡婭也都懷抱著希望。她很喜歡那個小男孩——德米特裡·尤拉索夫。她很喜歡他。如果可以的話，你應該見見他。”

星期六上午，一場辯論在莫斯科展開，爭論的議題正是1987至1988年間，舉世矚目的戈巴契夫的改革新舉措、意識形態轉型和全面建設公民社會等問題。起初，有一小群年輕知識份子——所謂的“非正式人士”——在家裡聚會，甚至把他們的宣言打在複寫紙上。但一段時間過後，更成熟的聲音加入了進來。隨著薩哈羅夫從流放地歸來，《莫斯科論壇報》——一個由經歷過解凍期的學者和作家組成的、鬆散的聯合體——成為他活躍的平臺之一。

在《莫斯科論壇報》每週六上午的例行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德米特裡·尤拉索夫，地點是位於北京飯店附近電視大樓裡的電影製片人協會總部。那天的場景幾乎沒有什麼分別。《莫斯科論壇報》的會議一般在10點或11點開始，由該團體中最著名的人物發表演講：憨態可掬的尤裡·阿法納西耶夫——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被任命為歷史檔案研究所的負責人；尤裡·卡裡亞金是記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者，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差點酗酒而死；尼古拉·什梅廖夫，一位經濟學家和短篇小說家，曾是赫魯雪夫家族的姻親；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學者列昂尼德·巴特金，因為輕微的異端邪說和拒絕入黨而無法在莫斯科任教；人口統計學家、亞美尼亞問題專家加林娜·斯塔羅維托娃；根正苗紅的列恩·卡爾平斯基，他是一名記者，曾經被克里姆林宮譽為“我們最偉大的希望”，後來卻背叛了克里姆林宮，甘作自己所標榜的“半個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始終坐在一旁，有時在演講中睡著了，他被迫流放高爾基多年，身體明顯虛弱，但一站上講臺，他重又抖擻精神。

尤拉索夫坐在後排。他24歲，是大廳裡最年輕的人。他穿著破舊的牛仔褲和褪色的夾克，樣子很強悍。他的頭髮剪得很短，看起來像個休假的新兵。當某個演講者說了一些不合他胃口的話時，他就學電影裡詹姆斯·迪恩的樣子——輕蔑一笑。大家都叫他德米特裡，或者迪馬，是出了名的收集在蘇聯政權下被監禁或處決的人的資訊的年輕人。他把這些名字編成索引卡，他有大約20萬張卡片，也就是說，在全部幾千萬人中，他找到了20萬人的材料。

《莫斯科論壇報》的會議總是沒完沒了，好像沒有盡頭。直到幾個小時後，會議才像煙霧一樣自行散去。第一批演講者都打道回府了，就連擔任司儀的激進左派阿法納西耶夫也準備離開。

我提議送尤拉索夫回家。

當我們到達他的公寓，他說：“等一下，馬上就好。”

我聽見他在屋裡七手八腳地搗騰文件。但無濟於事。他把我領進他的房間，那是一個狹窄的地方，地板上堆放著5英尺高的期刊和雜誌。牆上貼著幾張搖滾明星的海報和一張日曆，日曆上的照片是一位來自巴西的性感女孩，她的表情就好像多喝了幾杯酒，而且還不小心吃壞了肚子。

“在我們開始之前，”迪馬說，“你應該看看這個。”

他遞給我一小疊信。

“尊敬的德米特裡·根納季耶維奇！

“我的父親季莫菲·斯捷潘諾維奇·阿福寧，住在新西伯利亞地區的托爾馬喬沃鎮。在我的記憶中，他是當地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同時擔任農場委員會主席。1930年，他與村裡的其他居民一起被內務人民委會員逮捕，並押往新西伯利亞。軍事情報局的法庭檔顯示，他被裁定違反了俄羅斯刑法第58-8-10條和第73-1條，判處槍決。1930年2月13日，執行判決……”

他的檔案裡有很多這樣的信件：現在40多歲、50多歲和60多歲的人講述他們失蹤父母的身世、他們被捕的粗略細節和下落不明。

最後，迪馬遞給我一張短箋，這是一位女士寫給他的證詞，她向他打聽是否有自己已故父親的消息：

“在他的目錄中，迪馬找到了我父親的名字。他說出了他被監禁的地方，顯然也是他死亡的地點。迪馬告訴我，一個調查員在父親的改造報告上說我父親是個圖書管理員。我不知道這是他在集中營裡的分工，還是他真正的職業。但我的內心發生了一些變化。我的父親從一堆無名的灰色厚呢棉衣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一個特別的人，一個特殊的人。並不是所有人都被稱為圖書管理員的！那是我父親！我有父親了！”

“現在，你也許知道我在做什麼了，”迪馬說著，拿回了信。

德米特裡·尤拉索夫出生於1964年，就在這一年，克里姆林宮中的強硬派和史達林主義復辟者以“犯有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錯誤”為由推翻了赫魯雪夫。與李維諾夫一家相比，尤拉索夫一家毫不起眼。他們住在列寧大道一間狹小的公寓裡，父親是一名中級工程師。他們不讀地下出版物，也不關心。迪馬的母親柳德米拉從小就唱著史達林的頌歌長大（“我是一個小女孩，我喜歡唱歌跳舞/我從未見過史達林，但我如此熱愛他”）。她加入共產黨，與其說是出於一種強烈的信仰，不如說是追求上進，方便成就事業。

像帕維爾·李維諾夫等其他蘇聯孩子一樣，迪馬也成長於歷史之外，深深地浸淫在那個時代的神話之中。他從小就被訓練成為一個“蘇聯人”。這是一項基本國策，自史達林死後幾乎沒有改變過的。“共產黨的一貫方針，是把培養新人的任務作為整個共產主義建設的出發點，以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陰謀推翻赫魯雪夫的領導者之一、勃列日涅夫的意識形態專家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如是說。在醫學院的第一年，學生們被告知人類有兩個物種：智人和蘇聯人。在學校，迪克系統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他用“伊裡奇爺爺”列寧取代美國孩童所熟知的迪克和簡。他的歷史課從革命開始，到黑土區創紀錄的豐收結束，都是一連串凱歌行進的勝利。夏天，迪馬參加少先隊夏令營，那裡是教導軍事紀律和集體利益至高無上的前哨站。

但同時，迪馬·尤拉索夫也有一顆幼小的，天真無邪、充滿好奇的心靈。甚至在五、六年級時，他就不停翻閱16卷本的《蘇聯歷史百科全書》，該書由黨的御用歷史學家和意識形態專家撰寫，並經過層層篩選審查。書中有關於革命、內戰和衛國戰爭的官方文章，每一篇都是偽神學——早在幾十年前，歷史研究已經蛻變成偽神學了——的宣教。只有極少數情況下，赫魯雪夫時期解凍的證據會閃現在字裡行間。事實證明，審查機構不可能壟斷一切事實。11歲的一天，迪馬讀到了一位學者的事蹟，百科全書上說，這位學者“被非法鎮壓，死後獲得平反”。迪馬從未見過這樣的說法。對他來說，這句話就像緬甸語一樣陌生。

迪馬向母親尋求解釋。她敷衍了事。儘管赫魯雪夫發表譴責史達林時代罪行的秘密講話已經過去了近20年，新史達林主義的氣氛還是烏雲密佈，以至於普通人，即使是在相對開明的莫斯科，也沒有準備好向孩子們談論過去的噩夢。他們自己對此也知之甚少。畢竟，赫魯雪夫的講話從沒有在蘇聯發表過，解凍時期出版的許多文獻都被從圖書館的書架上撤了下來。

於是，迪馬開始自學歷史。他孜孜不倦地閱讀《蘇聯大百科全書》，記下了所有在1937、1938、1939、1940年，即大恐怖時期去世的將軍、政治家和藝術家的名字。死因幾乎完全不明。迪馬為每一個名字編制了一張索引卡，填寫最基本的資料。這是一場遊戲，一個謎。“有點像集郵。”他說：“就像孩子們在找到郵票後想像自己去了葉門或蘇丹一樣。那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隱密視窗。最奇怪的是，我不能和任何人談論此事。”

白天，迪馬是個三好學生，在歷史課上表現出色。他能輕而易舉地背誦他所生活的國家的神話。他遵守紀律，深受老師的喜愛和表揚，因為他記憶力極佳，成績斐然。到了晚上和週末，迪馬在卡片上填寫失蹤者的姓名。他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的現象，但他的失蹤者名單仍在不斷加長。

“然後就有了突破，”他說。“8年級的時候，我在報紙上讀到了蘇共第22屆代表大會的會議紀錄，”赫魯雪夫在會上對史達林主義恐怖進行了更深入、更詳細的批判。“從那一刻起。遊戲改變了。它不再是遊戲。起初，只是一些奇怪的名字莫名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後來卻變成了他們的命運。我越來越清楚這些人的遭遇。”

高中時，迪馬報名參加共青團主辦的歷史奧林匹克競賽。“很多都是‘誰是第一個加入共青團的男孩’、‘他獲得了多少獎章和榮譽’之類的問題，但也有一些更深刻的問題。我想贏。”他去十月革命中央國家檔案館學習。在那裡，迪馬見到一位主任，詢問一些與比賽有關的問題。他還帶來了自己的一疊索引卡，在他翻閱百科全書的過程中，這疊索引卡已增加了數百張。他渴望能得到更多的資訊。

“你想知道什麼？”主任問。

“我想知道這些人是被‘鎮壓’還是被殺害的，”迪馬說。

那女人垂下眼簾。她的聲音幾乎低到聽不見。“我們會回答有關共青團的問題，”她說，“但我們不必談論你所說的這些人，沒有必要。”

這位婦女40多歲，說話和語氣一點也不嚴厲。相反，迪馬覺得她似乎只知道這是些禁忌的事情，不能說。她嚇壞了。

17歲那年，迪馬決定申請去歷史檔案研究所工作和學習。他的母親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去一個更多人喜歡的地方。迪馬沉默寡言。他把自己的愛好隱藏得很好，並不是因為他喜歡秘密，而是因為他不再是一個孩子了；他知道自己的興趣對周圍的人來說有多危險。

要想在研究所謀得一個職位，迪馬必須參加入學考試。大約在那個時候，他在地下出版物上讀到了索爾仁尼琴的文章《活著，並且不撒謊》。這篇文章承認，在一個極權國家裡，堅持反抗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懇求讀者至少拒絕與國家的謊言合作。寧可不做記者，也不要為《真理報》寫假新聞，寧可不教歷史，也不要給年輕人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即使不能改變世界，也要保護好你自己。

但在考試時，迪馬發現自己寫了一篇文章，讚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虛假的自傳《小地》，其中充斥著從未真實發生過的英雄事蹟。勃列日涅夫甚至從沒寫過這本書，但他卻把當年的最高文學獎頒給了自己，這一奇觀就相當於羅奈爾得·雷根把普利策獎頒給自己找人代筆的傳記。“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是又一個天人交戰且自我閹割的蘇聯人，”迪馬說。“你知道嗎？我獲得了最高分。多有趣啊！”

迪馬在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文書：整理檔箱、清點頁數、分類檔。但那也是天堂。獨自待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裡，他有足夠的時間梳理秘密檔，在檔卡上盡可能多地抄寫資訊。有一次，當部門裡所有同事都拿出每週的工資出去團建時，他留下來掃描了1935年的內務部人民委員會檔案。回憶起那些檔冷酷的內容，他不寒而慄：一個接一個的處決。

“有時他們會派我去地下室找一份檔案，我會花5分鐘找到它，然後花20分鐘把它複印出來。我每天至少要複印100份文件。這一切很快向我證明，《蘇聯大百科全書》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檔表明，人們遭受了酷刑，他們的舌頭被煙頭燙傷，被迫面對牆壁連續站立60個小時。囚犯被打得遍體鱗傷，不得不抬到行刑隊前。還有關於戲劇導演梅耶荷德的描述，他是如何被迫喝下自己的尿液的，審訊者是如何打斷他的左臂並強迫他用右手在‘供詞’上簽字的。我還記得，當我讀到德米特羅夫集中營有208人（其中包括婦女、老人）被槍斃，因為據稱有人企圖謀殺正在集中營視察的葉若夫的消息時，我感到非常震驚。這些資訊就像一場噩夢，仿佛被捲入一場巨大的雪崩中，天旋地轉，永不停息。但我沒有把它們聯繫起來。我無法將這一切與意識形態和方針政策聯繫起來。所有這些都是關於這個人或那個人的原始資料積累，僅此而已。”

後來迪馬應徵入伍，不得不告別天堂。但即使在服役的兩年裡，他仍然繼續自己的探索。他甚至開始寫小說《卡岡諾維奇兄弟》。這本書是根據拉紮爾·卡岡諾維奇生活中一起著名事件改編的。一天，史達林告訴卡岡諾維奇，有證據指控卡岡諾維奇的哥哥、國防工業領導人米哈伊爾。拉紮爾·莫伊謝耶維奇毫不猶豫。“該做的事一定要做，”他說。米哈伊爾·卡岡諾維奇被捕了，後來自殺死在牢房裡。

深夜，迪馬把《卡岡諾維奇兄弟》的部分手稿念給夥伴們聽。幾天後，他發現抽屜裡的手稿不翼而飛。他的長官沒收了這些檔。第二天早上，他被控“辱蘇”（嚴重侮辱蘇聯政權），軍官們說，這個罪名可能會導致審判和監禁。別忘了，自從卡岡諾維奇被赫魯雪夫趕下臺，淪落到在外省管理一家混凝土工廠以來，已經過去了10多年。也別忘了，兩兄弟的故事是有事實根據的。但對像二等兵尤拉索夫這樣的年輕士兵來說，不該知道的東西就不是事實。軍官們說，唯一的出路就是寫信認罪，請求寬大處理。自恐怖時代以來，蘇聯體制對認罪的渴求並沒有多大改變。迪馬寫了這封信，並認為自己很幸運，事件就此結束。

回到莫斯科後，再次在檔案館找到工作並非易事。歷史檔案研究所的官員們從未真正指責過迪馬犯罪或行為不當，但他們有所顧忌。迪馬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那裡，也不可能獲准進入斯佩茨赫蘭——蘇聯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有限訪問收藏和檔案保護區。但朋友們向他透露，最高法院檔案館有一個空缺。由於秘密員警機構從來都不像看上去那麼有效率，不知怎的，他得到了這份工作。這是一個只有最高官員和檔案館工作人員才能打開的資訊寶庫。在最高法院的地下室裡，保存著1924年後250萬起刑事案件的檔案。大部分卷宗自第一次上架以來從未被動過。

“就是這裡了！”迪馬說。“這些檔是證明一個男人或女人生存還是死亡的唯一證據！”

迪馬主要在一個房間裡工作，這個房間的設計正是為了防止他夢想的那種研究的。四張辦公桌擠在一個小辦公窒裡，彼此面對面；這樣一來，如果沒有其他三個人監視，任何人都無法做什麼事情。但是，迪馬仍然在努力。他抄錄了成千上萬失蹤者的名字、事實和命運。18個月後，他積累了10萬張卡片，並建立了一個標準化表格：

1. 姓氏

2. 名字

3. 中間名

4. 出生年份

5. 死亡年份

6. 國籍

7. 黨員身份

8. 社會背景

9. 教育程度

10. 被捕前最後的工作地點和身份

11. 逮捕、鎮壓的理由

12. 平反的依據

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俄國版“朝陽群眾”最終還是把迪馬逮了個正著。一位上司在他的辦公桌裡發現了一份清單，於是對他進行搜查。尤拉索夫為尋回歷史上失落的名字的努力再一次宣告失敗。他被解雇了。